城市建设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如果７年不回去，绝对是一条街也认不出来了。换句话说，也就是几乎每条街都重建了。
二三十层的高楼大厦不必说了。在市中心，居然也像大城市那样搞了一块休闲广场。其间立着的几尊铜像，刻画的居然不是英雄人物，而是旧时的市井众生。沿着小运河也建了一条像模像样的河滨走廊，而在原来的涪江堤坝一带则建了一个很大气的滨江休闲娱乐工程。大小茶楼酒吧沿岸排开，夜里霓虹闪烁，真让人有今非昔比的感慨。
短视行为也不少。比如把本来保存很好的古建筑“天上宫”拆掉，迁移到城郊“原样”重建。虽然新宫比老宫气派多了，但是本来独一无二的真文物已经被永远地破坏了，换来的是谁都能仿照的假货。真让人叹息！而拆迁的原因很明显：原来的天上宫占据了市中心的地价最贵的商业黄金地段，文化最终只能为经济让步。
又比如我的母校，它有着比清华还长的历史。在经过将近一个世纪的动乱和运动后，所幸的是，在我读书时，校园里还保留这几栋建校初期的西洋建筑。可惜的是，这次回家后，才发现他们都被新建的教学楼和宿舍楼所取代了。整个校园看起来很新，但和中国任何一个城市中学的校园相比都毫无二致。后人们估计再也找不到任何遗迹，来证明这所中学的沧桑历史了。
Wednesday, December 28, 2005
只言片语话回国(1)
回到加拿大已经快三周了，很多朋友见到我都问我回国的印象如何。是呀，这次是我七年来在国内呆得最长的一次（一共五周）。虽然主要时间都在陪父母，所见所闻也大都局限在这个只有二十多万人口的小城市，但也许正是因为是个小城市，所以我的管中之见可能才更具代表性吧。
高速公路
高速公路应该是中国发展最明显的见证吧。我家所在的城市七年前去成都开车要六七个小时，现在只需两个小时。管理也在进步，四年前我从家里去雅安看病，单程４００公里却经过了１２个收费站。现在就不一样了，全省联网，无论从哪里上下高速，上高速拿一次卡，下高速交一次费，简单方便。
我走的几条川内高速由于都是新建的，所以远比加拿大的干净漂亮，绿化得也很好。最大的不同是高速上车很少，大部分时间都是“空前绝后”，所以感觉很爽。当然也有很多问题，比如上下高速的加速减速段（ramp）很短；另外，很多卡车的尾灯本来就暗，再覆盖上厚厚的一层灰土，在５０米以外很难看见。更要命的是这些卡车大都行驶很慢（小于７０公里／小时），你可以想象在夜间，对高速靠近的后来者，这些卡车有多危险。好在目前车很少，所以暂时不是个很突出的问题。
高速公路
高速公路应该是中国发展最明显的见证吧。我家所在的城市七年前去成都开车要六七个小时，现在只需两个小时。管理也在进步，四年前我从家里去雅安看病，单程４００公里却经过了１２个收费站。现在就不一样了，全省联网，无论从哪里上下高速，上高速拿一次卡，下高速交一次费，简单方便。
我走的几条川内高速由于都是新建的，所以远比加拿大的干净漂亮，绿化得也很好。最大的不同是高速上车很少，大部分时间都是“空前绝后”，所以感觉很爽。当然也有很多问题，比如上下高速的加速减速段（ramp）很短；另外，很多卡车的尾灯本来就暗，再覆盖上厚厚的一层灰土，在５０米以外很难看见。更要命的是这些卡车大都行驶很慢（小于７０公里／小时），你可以想象在夜间，对高速靠近的后来者，这些卡车有多危险。好在目前车很少，所以暂时不是个很突出的问题。
Sunday, December 11, 2005
可怜天下父母心——我的出柜实录
To be out or not, it is a question.
对大多数的同志来说，父母是我们永远的心病。而是否应该向父母出柜的问题，在生活中和网上都有很多争论，似乎是一个永远无解的难题。即使在主张出柜的朋友中，关于何时，何地，以何种方式出柜，大家也各有想法。
在过去的一个月中，我走完了从下决心，做准备，到成功出柜的全过程。在此把这个重要的经历写下来，算是对关心我的朋友的一个交代，也希望对其他感兴趣的朋友有参考作用。需要声明的是：我并不是在鼓动大家都去这样做。凡事因人而异，出柜亦然。
家庭背景
我，生于七十年代初，成长在一个内地小城市。从１４岁起就清楚地知道自己的性取向，１８岁离家到北京求学，９８年来到加拿大，０１年认识现任男友Ｋ，０３年开始同居，次年共同买房。
爸，六十出头，出身内地农村，中专学历，退休工程师。爸是一个很典型的中国父亲：勤勉，家庭责任感强。用通俗的话说，就是“爱操心”，而且事无巨细。和很多性格偏于内向的中国父亲一样，爸吝于言辞，与儿子们的沟通较少。
妈，六十出头，出身内地小镇，中专学历，退休教师。妈的性格比较外向和坚强。在我上小学前，她几乎是独自一人抚养着两个儿子，直到与父亲团聚。总的来说，我和弟弟与妈的交流要多一些。
弟弟和弟妹，与父母在同一城市，有一个聪明可爱的女儿。
出柜起因
我其实一直都是希望能对父母坦白的。其主要原因有两个：首先，从我大学毕业到现在，父母为我的个人问题已经牵肠挂肚了十几年，但每次打电话又不敢过多追问，这成了他们一个永远无法释怀的心病。我实在不忍心再让他们挂念下去；其次，十几年来我一直守口如瓶，这其实已经让爸妈很伤心，用妈的原话说，就是我“跟父母不交心”，长此以往，他们对我的生活了解越来越少，亲情也只会越来越淡漠，这是我最害怕的。
但道理归道理，具体到实践上，却并不是那么容易。尽管我已经在去年就对弟弟和弟妹实话实说了，而且Ｋ的父母也相继知道并最终接受了我们，但一方面自己鼓不起勇气，另一方面弟弟和弟妹强烈反对我告诉父母，所以出柜对我来说，还一直是个远景规划。虽然我也很清楚：如果要坦白，就应该趁着他们还比较年轻，身体还能承受的时候。
今年夏天，Ｋ的母亲到加拿大和我们一起住了三个月。老太太知书达理，豁达开朗，不但我和她老人家相处得非常融洽，周围的同志朋友们也都喜欢跟她聊天交心，老太太也从这些交流中加深了对同志的认识和接纳程度。
老太太走后，我父母来探亲的事就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了。这才迫使我最终下了决心：如果不事先告诉他们真相，来了之后，四个人天天生活在一起，知子莫若父母，肯定是隐瞒不住的。
同时，Ｋ也非常支持我对父母坦白。于是，我又给弟弟弟妹写了一封信，详细谈了我的想法。这时距他们初知真相已经一年半了，他们自己的认识也有所变化。最后，他们终于同意了。
出柜准备
决心了要说，接下来就得考虑时间，地点和方式了。时间上，最迟应该在父母来加拿大之前三四个月。万一他们反应过激，在家里毕竟还有弟弟弟妹帮忙劝慰，随后的三四个月的时间也可以让他们平静下来。至于地点，我同意朋友Ｇ的观点：如果到了加拿大再说，到时候异国他乡人生地不熟，情绪会无处排解，所以最好是在他们还在中国的时候说。而坦白的形式，最好是面对面。通过电话或者书信恐怕都会辞不达意。如果能面对面地交流，他们的疑问和顾虑我都能及时解释，效果应该会好得多。
弟妹是个活泼热情的人，与妈的关系一直不错。所以自从他们知情后，我就一直委托八面玲珑的她对父母进行“和平演变”。弟妹甚至编造出她有一个好朋友在美国，是同志，以试探妈的态度。这样的婆媳闲聊不论结果如何，至少使妈意识到“同性恋”这种可能性，也算是一种脱敏处理吧。
正在犹豫是春节前还是春节后说的时候，十月下旬，公司的一些情况给我了一个难得的休假机会。机不可失，经过简单的商量，我订了１１月１日回国的机票。
临走前几天，我从网上收集了一些文字和音像材料。文字材料包括：中央电视台《以生命的名义》解说词；天津电视台《同在阳光下》解说词；南方周末《两个男人的20年"婚姻"》；爱白网站的《给同志父母》；以及我自己写的《愿天下有情人都成眷属——驳“同性婚姻乌云论”》。热心细致的朋友Ａ为我把所有文字材料用大字体打印装订成册。音像材料有：中央电视台《以生命的名义》ＶＣＤ（自己转换制作），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人生热线》同性恋专题节目。
另外，我还把四年半以来我和Ｋ的生活照旅游照收集筛选了一百张，凑成了一整本像册备用。
第一关：母亲
１１月８日是外婆的忌日，所以到家的第三天，我就和父母弟弟一起回到老家。扫墓那天，我读着墓碑上的文字，感慨万千：在弟弟的名字下方刻有弟妹和小侄女的名字，在表弟的名字下方刻有表弟妹和表侄女的名字，只有我的名字下面一片空白，似乎在等待着那几个未知的名字。
从老家回来，我首先把带回来的签证申请材料交给父母签字，以免节外生枝。然后，就开始仔细准备如何对妈说。离家１７年，说实话，我对父母的思想观念已经不是很了解了。我只记得有一次大学寒假在家看《动物世界》，屏幕上出现了一只昆虫的头部特写，我夸张地说了声“真吓人！”。妈当时就教育我，大意是男人就该有男人的胆量气魄。虽然男子气和性取向并无直接联系，但是这件事也反映出妈对我的期望。其实据弟妹说，妈近几年也怀疑过我的性取向，但是当弟妹问她“如果是真的怎么办？”时，妈很激动地说：“那我马上到加拿大把他拖回来！”
尽管如此，我们最后还是选择先告诉母亲。原因有四个：一，虽然父母的身体都不是很好，但爸的毛病在于心脏，恐怕经受不起大的刺激；二，在我们心中，爸一直是个很正统严肃的人，而且爱为子女的事操心，对事情有点“拿得起，放不下”；三，弟妹对妈打过“脱敏针”，心里相对比较有底；四，从别的朋友的经验来看，一般都是母亲接受比父亲容易。至于是否给父亲说，则要看母亲接受的程度和她的意见。
１１月中旬的一天，演出正式开始了。上午，我把自己的护照和机票转移到弟弟家，为最坏的结果做准备。下午，弟弟，弟妹，妈，和我四人来到一家茶馆的包间“打牌”。泡上茶，聊了一会天之后，弟妹给我使了个眼色，然后按计划做了个开场白。
事到临头了，但不知为何，我并不是很紧张。
“妈，我知道这十多年来你们一直在为我的婚姻问题担心。但是因为我的情况非常特殊，你们知道了不但可能理解不了，甚至会受不了打击而危及健康，所以我一直采取推脱隐瞒的办法，拖一天是一天。”
“但是我也明白：一直让你们牵肠挂肚也不公平，心里永远没个着落对父母是件很难受的事。而且，我发现长久下去，我对你们不交心，你们对我不知情，必然会影响父子母子感情。再加上明年你们要来加拿大，到时候有些事情瞒也瞒不住了。所以，我决定把实情告诉你们，这其实是我这次回来的主要目的。”
“妈，您知道我一直是不愿出国的，为什么到了９７年突然想出国呢？”
“我们不知道。”
“其实我是为了逃避婚姻。呆在国内不结婚，不但我的压力大，你们的压力也很大。”
“你为什么要逃避婚姻呢？”
“因为我知道：传统的一男一女的婚姻肯定不会使我幸福！”
这时我估计妈已经猜到了我要说什么，只是低着头，不断地摆弄手里的茶杯。
“妈，”我接着说，“其实我从青春期开始就不喜欢女孩，我对女人没有兴趣。我也曾强迫自己和女孩谈过两次恋爱，但最后都不得不主动断掉。我对她们根本没有生理反应，我不能害人又害己。”
最关键的问题终于挑明了，我稍微停了停，小心观察妈的反应。妈的头更低了。隔了一会，妈说：“我以前一直有这种怀疑，没想到是真的”，说着，妈的眼泪就下来了，哽咽着说，“我和你爸爸本来对你抱了很大的希望，看来都是一场空……”看到我让母亲如此伤心失望，我再也控制不住，趴在桌边也哭了起来。
看到这个场面，弟弟和弟妹连忙从旁边劝慰。稍微平息了一会，妈接着说：“其实我们主要担心的是：你一个人在异国他乡，又没人照顾……”
“但我现在并不是一个人。”接着，我就把我和Ｋ的情况介绍了一下。也把他父母的情况，以及他母亲今年来加的事和盘托出。最后，我又把多伦多对同志的宽容气氛，刚刚通过的同性婚姻法案，甚至加拿大的多元文化政策都夸奖的一遍。目的就是让妈明白我生活得很好，不用为我担心。
“还有爱滋病的问题……”妈说，“我读过一些文章，同性恋因为特殊的性行为方式，感染爱滋病的比例比常人要高很多。”听到这些，我知道自己以前小瞧母亲了，她掌握的信息居然非常详细！针对这个问题，我给妈解释：爱滋病是一种传染病，如果两人都洁身自好，病毒不会凭空产生的。妈又问同性关系的长久性问题，我也就给她解释了自己的情况，叫她不用担心。不过看来，对于爱滋病和关系长久性，她最后还是有疑虑的。
总的来说，妈的反应比我想象的要好，整个过程她就流了两次泪。临走时，我们一再叮嘱妈：千万不能让爸知道或者看出来。妈确实是个坚强的人，回到家，她照常有条不紊地洗菜做饭，只是脸色怠倦，比较沉默。如果爸不在旁边，我就一直默默地陪在妈身边，心里满是愧疚和心疼，但又不知说什么。晚饭后弟弟和弟妹又赶了过来查看情况，好在一夜无事。
但我放松得太早了。第二天，妈虽然表面上没事，但脸色比昨天更难看。爸出去后，我鼓起勇气，问她怎么样了。妈突然又泪如雨下，“我昨晚一宿没睡，翻来覆去，怎么也开导不通自己……”她说，“你１８岁离家，２８岁出国。说句不好听的，对于父母来说，相当于白养了你这个儿子。我们有个三病两痛的，根本指望不上你回来照顾。唯一让我们宽慰的是，你一直学业不错，又出了国，同事朋友们提起你都赞不绝口，我们也高兴。可现在，连这点想头都没了。……，这种事别说在我们这个小地方，就是在北京上海也是让人不齿的！……，现在倒好，还得让我们做父母的为你瞒着，你说这满大院的同事，还有你的叔父姨妈他们问起来，我们怎么说？”我在旁边陪着流泪，但不知如何劝慰。只好对妈说是自己对不起父母，但事情已经如此，就当您生了一个残疾儿子。至于同事朋友的看法，我知道父母很为难。但你们也可以超然一些：你们都已经退休了，只要自己身体健康，心情愉快，没必要过分在乎别人的看法。
妈平静了一会，问我会不会在生活和工作中受歧视。我又解释了半天。然后，我把准备好的像册拿了出来，妈一页一页地翻，我在旁边做解说。看完之后，妈叹了口气：“你问我现在感觉怎么样，我的感觉是：无奈，真得很无奈……”。
好在时间会冲淡一切，到第四天，妈基本上恢复过来了，吃饭的时候也有笑容了。毕竟，妈是个坚强的人，而不是个爱钻牛角尖的柔弱之辈。
第二关：父亲
虽然那天在茶馆里妈认为应该告诉爸，但在第二天情绪低谷的时候，妈改变了想法。她觉得爸接受起来肯定比她还困难，再加上他的心脏毛病，所以要慎重。而弟弟和弟妹则对此一直极度缺乏信心，认为像爸这么正统的人，接受这个事实的可能性很小。万一触发了心脏病，或者从此忧郁成疾，我倒是一拍屁股就回加拿大了，伺候老人还得靠他们。这些顾虑我当然理解，所以慢慢地，我也逐渐放弃了向父亲出柜的原计划。
但在第四天，妈主动跟我谈起这个问题。她觉得这么重要的事，不能把爸一个人蒙在鼓里。我们思量了半天，决定先由妈和爸私下谈一次，探一探他的看法，看一看他对我不结婚的原因有什么猜测。如果他对同性恋这种可能性反应过激的话，我们就把这个秘密一直保留下去。
当天晚上，我借故出去后，妈边看电视边与爸聊了我的事。妈首先给出了她的三个“猜想”：
“你说他出国多年，是不是受西方思想的影响，不愿承担做丈夫和父亲的责任，准备独身？另外，他从小体质就不好，是不是成年后生理上有问题？还有一种可能，他小时侯就比较文静，爱跟女孩一起玩，会不会是……同性恋？”
“应该是后两种情况。”爸说，然后又问：“他的那个同屋（指Ｋ）有女朋友了吗？”
“好象也没有。”
“那肯定是第三种情况了。……，如果是，他肯定不愿意告诉我们。”
“那也不能一直拖下去呀？趁这次他回国的机会，我们应该跟他好好谈谈。”
“即使要谈，也等到他走之前再谈吧。先让他高高兴兴在家玩几天。”
当从妈那里了解到这段对话时，我真是又吃惊，又欣喜，又感动。吃惊的是爸居然对同性恋的反应如此平静；欣喜的是爸这一关肯定能过了；感动的是爸居然首先想到的是我的困境和感受，而不是他自己。可怜天下父母心啊！
但是为什么爸的反应如此平静呢？三天后，我有了答案。那天下午，在妈的建议下，我们三人出去散步，感觉有点冷，就顺路到弟弟的家里坐坐（弟弟弟妹不在）。这次是妈做开场白，接着爸爸谈了谈自己的想法。大意是：我有任何情况都可以放心告诉他们，他们只是想了解一下情况，绝不会干涉。爸说完之后，就是我的坦白，内容基本和前次一样，另外把我们担心他反应过激，先告诉妈，再探他的口风的事一块招了。在听我说的时候，爸的表情一直很严肃。最后我说：“尽管您可能已经猜到了这种情况，但现在知道变成了事实，肯定还是很伤心……”说到这里，我嗓子一哽，眼泪又不争气地流出来了。
隔了一会，爸才缓缓地说：“这没啥可伤心的，你也不要太难受。这种可能性我很早就猜到了。你这次只是验证了我的猜测而已，又不是突然打击，我不会怎么样的。……，其实你们把问题想得太复杂了。我天天读报纸，听广播，看电视，这方面的消息我也知道不少。这种现象以前只是听说国外有，现在国内也很多。社会在发展，中国人的思想观念在这十几年的变化太大了。我们虽然人老了，但也不是像你们想象的那么落伍。用句套话说，也算是与时俱进吧。”
这时我基本明白了：我守口如瓶这么多年，凡事爱钻研的父亲没有只是被动地等待，而是一直在主动地寻求答案。他本来就特别关心各种时事，作为一个有心人，他逐渐从信息的汪洋大海中发现了关于同性恋的各种信息。两年前，爸去美国出差，我带着Ｋ去大瀑布看他，这更加加深了他的猜测。我想，在当时刚意识到这种可能性的时候，爸肯定也难过了很长时间。但爸是个理性的人，再加上国内媒体近年来对同志的正面报道越来越多，长时间下来，爸已经靠自己的力量从负面情绪中走出来了。当然，此时的爸不可能完全没有失落感，我也看得出他在尽量放缓语气，甚至偶尔还幽默一下，我想其目的只有一个：不想给我太大压力。
事后弟弟弟妹自然也惊讶于爸的平静。不过后来，弟弟告诉我：“仔细想想，其实爸最近这几年的思想是挺开放的。我当时有买断工龄单干的想法，他没反对；后来我们搞第二职业自己做生意，他也挺支持；他甚至还自己投资在ＸＸ商业城买了个门面！这要在十年前，绝对不可想象。”
尾声
现在离我回加拿大还有十来天。风波之后，一切都已归于平静。妈照常天天变着花样给我做好吃的，爸仍旧时不时地跟我讨论讨论时事政治。与以前不同的是，我给Ｋ打电话再也不用偷偷摸摸的了，他们也偶尔问一问我们俩在加拿大的生活情况。由于我这次还要顺道去Ｋ的父母家拜访，妈还一直嘀咕着带点什么土特产比较好。事前准备的文字音像材料，好象用不着了，等明年到了加拿大再让他们慢慢消化吧。
至于如何打发亲朋好友的追问，我初步打算回到加拿大后，找一位女性朋友照几张“夫妻”合影，告诉他们我很幸福。
是呀，有这么好的父母，我现在真的是非常幸福！
对大多数的同志来说，父母是我们永远的心病。而是否应该向父母出柜的问题，在生活中和网上都有很多争论，似乎是一个永远无解的难题。即使在主张出柜的朋友中，关于何时，何地，以何种方式出柜，大家也各有想法。
在过去的一个月中，我走完了从下决心，做准备，到成功出柜的全过程。在此把这个重要的经历写下来，算是对关心我的朋友的一个交代，也希望对其他感兴趣的朋友有参考作用。需要声明的是：我并不是在鼓动大家都去这样做。凡事因人而异，出柜亦然。
家庭背景
我，生于七十年代初，成长在一个内地小城市。从１４岁起就清楚地知道自己的性取向，１８岁离家到北京求学，９８年来到加拿大，０１年认识现任男友Ｋ，０３年开始同居，次年共同买房。
爸，六十出头，出身内地农村，中专学历，退休工程师。爸是一个很典型的中国父亲：勤勉，家庭责任感强。用通俗的话说，就是“爱操心”，而且事无巨细。和很多性格偏于内向的中国父亲一样，爸吝于言辞，与儿子们的沟通较少。
妈，六十出头，出身内地小镇，中专学历，退休教师。妈的性格比较外向和坚强。在我上小学前，她几乎是独自一人抚养着两个儿子，直到与父亲团聚。总的来说，我和弟弟与妈的交流要多一些。
弟弟和弟妹，与父母在同一城市，有一个聪明可爱的女儿。
出柜起因
我其实一直都是希望能对父母坦白的。其主要原因有两个：首先，从我大学毕业到现在，父母为我的个人问题已经牵肠挂肚了十几年，但每次打电话又不敢过多追问，这成了他们一个永远无法释怀的心病。我实在不忍心再让他们挂念下去；其次，十几年来我一直守口如瓶，这其实已经让爸妈很伤心，用妈的原话说，就是我“跟父母不交心”，长此以往，他们对我的生活了解越来越少，亲情也只会越来越淡漠，这是我最害怕的。
但道理归道理，具体到实践上，却并不是那么容易。尽管我已经在去年就对弟弟和弟妹实话实说了，而且Ｋ的父母也相继知道并最终接受了我们，但一方面自己鼓不起勇气，另一方面弟弟和弟妹强烈反对我告诉父母，所以出柜对我来说，还一直是个远景规划。虽然我也很清楚：如果要坦白，就应该趁着他们还比较年轻，身体还能承受的时候。
今年夏天，Ｋ的母亲到加拿大和我们一起住了三个月。老太太知书达理，豁达开朗，不但我和她老人家相处得非常融洽，周围的同志朋友们也都喜欢跟她聊天交心，老太太也从这些交流中加深了对同志的认识和接纳程度。
老太太走后，我父母来探亲的事就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了。这才迫使我最终下了决心：如果不事先告诉他们真相，来了之后，四个人天天生活在一起，知子莫若父母，肯定是隐瞒不住的。
同时，Ｋ也非常支持我对父母坦白。于是，我又给弟弟弟妹写了一封信，详细谈了我的想法。这时距他们初知真相已经一年半了，他们自己的认识也有所变化。最后，他们终于同意了。
出柜准备
决心了要说，接下来就得考虑时间，地点和方式了。时间上，最迟应该在父母来加拿大之前三四个月。万一他们反应过激，在家里毕竟还有弟弟弟妹帮忙劝慰，随后的三四个月的时间也可以让他们平静下来。至于地点，我同意朋友Ｇ的观点：如果到了加拿大再说，到时候异国他乡人生地不熟，情绪会无处排解，所以最好是在他们还在中国的时候说。而坦白的形式，最好是面对面。通过电话或者书信恐怕都会辞不达意。如果能面对面地交流，他们的疑问和顾虑我都能及时解释，效果应该会好得多。
弟妹是个活泼热情的人，与妈的关系一直不错。所以自从他们知情后，我就一直委托八面玲珑的她对父母进行“和平演变”。弟妹甚至编造出她有一个好朋友在美国，是同志，以试探妈的态度。这样的婆媳闲聊不论结果如何，至少使妈意识到“同性恋”这种可能性，也算是一种脱敏处理吧。
正在犹豫是春节前还是春节后说的时候，十月下旬，公司的一些情况给我了一个难得的休假机会。机不可失，经过简单的商量，我订了１１月１日回国的机票。
临走前几天，我从网上收集了一些文字和音像材料。文字材料包括：中央电视台《以生命的名义》解说词；天津电视台《同在阳光下》解说词；南方周末《两个男人的20年"婚姻"》；爱白网站的《给同志父母》；以及我自己写的《愿天下有情人都成眷属——驳“同性婚姻乌云论”》。热心细致的朋友Ａ为我把所有文字材料用大字体打印装订成册。音像材料有：中央电视台《以生命的名义》ＶＣＤ（自己转换制作），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人生热线》同性恋专题节目。
另外，我还把四年半以来我和Ｋ的生活照旅游照收集筛选了一百张，凑成了一整本像册备用。
第一关：母亲
１１月８日是外婆的忌日，所以到家的第三天，我就和父母弟弟一起回到老家。扫墓那天，我读着墓碑上的文字，感慨万千：在弟弟的名字下方刻有弟妹和小侄女的名字，在表弟的名字下方刻有表弟妹和表侄女的名字，只有我的名字下面一片空白，似乎在等待着那几个未知的名字。
从老家回来，我首先把带回来的签证申请材料交给父母签字，以免节外生枝。然后，就开始仔细准备如何对妈说。离家１７年，说实话，我对父母的思想观念已经不是很了解了。我只记得有一次大学寒假在家看《动物世界》，屏幕上出现了一只昆虫的头部特写，我夸张地说了声“真吓人！”。妈当时就教育我，大意是男人就该有男人的胆量气魄。虽然男子气和性取向并无直接联系，但是这件事也反映出妈对我的期望。其实据弟妹说，妈近几年也怀疑过我的性取向，但是当弟妹问她“如果是真的怎么办？”时，妈很激动地说：“那我马上到加拿大把他拖回来！”
尽管如此，我们最后还是选择先告诉母亲。原因有四个：一，虽然父母的身体都不是很好，但爸的毛病在于心脏，恐怕经受不起大的刺激；二，在我们心中，爸一直是个很正统严肃的人，而且爱为子女的事操心，对事情有点“拿得起，放不下”；三，弟妹对妈打过“脱敏针”，心里相对比较有底；四，从别的朋友的经验来看，一般都是母亲接受比父亲容易。至于是否给父亲说，则要看母亲接受的程度和她的意见。
１１月中旬的一天，演出正式开始了。上午，我把自己的护照和机票转移到弟弟家，为最坏的结果做准备。下午，弟弟，弟妹，妈，和我四人来到一家茶馆的包间“打牌”。泡上茶，聊了一会天之后，弟妹给我使了个眼色，然后按计划做了个开场白。
事到临头了，但不知为何，我并不是很紧张。
“妈，我知道这十多年来你们一直在为我的婚姻问题担心。但是因为我的情况非常特殊，你们知道了不但可能理解不了，甚至会受不了打击而危及健康，所以我一直采取推脱隐瞒的办法，拖一天是一天。”
“但是我也明白：一直让你们牵肠挂肚也不公平，心里永远没个着落对父母是件很难受的事。而且，我发现长久下去，我对你们不交心，你们对我不知情，必然会影响父子母子感情。再加上明年你们要来加拿大，到时候有些事情瞒也瞒不住了。所以，我决定把实情告诉你们，这其实是我这次回来的主要目的。”
“妈，您知道我一直是不愿出国的，为什么到了９７年突然想出国呢？”
“我们不知道。”
“其实我是为了逃避婚姻。呆在国内不结婚，不但我的压力大，你们的压力也很大。”
“你为什么要逃避婚姻呢？”
“因为我知道：传统的一男一女的婚姻肯定不会使我幸福！”
这时我估计妈已经猜到了我要说什么，只是低着头，不断地摆弄手里的茶杯。
“妈，”我接着说，“其实我从青春期开始就不喜欢女孩，我对女人没有兴趣。我也曾强迫自己和女孩谈过两次恋爱，但最后都不得不主动断掉。我对她们根本没有生理反应，我不能害人又害己。”
最关键的问题终于挑明了，我稍微停了停，小心观察妈的反应。妈的头更低了。隔了一会，妈说：“我以前一直有这种怀疑，没想到是真的”，说着，妈的眼泪就下来了，哽咽着说，“我和你爸爸本来对你抱了很大的希望，看来都是一场空……”看到我让母亲如此伤心失望，我再也控制不住，趴在桌边也哭了起来。
看到这个场面，弟弟和弟妹连忙从旁边劝慰。稍微平息了一会，妈接着说：“其实我们主要担心的是：你一个人在异国他乡，又没人照顾……”
“但我现在并不是一个人。”接着，我就把我和Ｋ的情况介绍了一下。也把他父母的情况，以及他母亲今年来加的事和盘托出。最后，我又把多伦多对同志的宽容气氛，刚刚通过的同性婚姻法案，甚至加拿大的多元文化政策都夸奖的一遍。目的就是让妈明白我生活得很好，不用为我担心。
“还有爱滋病的问题……”妈说，“我读过一些文章，同性恋因为特殊的性行为方式，感染爱滋病的比例比常人要高很多。”听到这些，我知道自己以前小瞧母亲了，她掌握的信息居然非常详细！针对这个问题，我给妈解释：爱滋病是一种传染病，如果两人都洁身自好，病毒不会凭空产生的。妈又问同性关系的长久性问题，我也就给她解释了自己的情况，叫她不用担心。不过看来，对于爱滋病和关系长久性，她最后还是有疑虑的。
总的来说，妈的反应比我想象的要好，整个过程她就流了两次泪。临走时，我们一再叮嘱妈：千万不能让爸知道或者看出来。妈确实是个坚强的人，回到家，她照常有条不紊地洗菜做饭，只是脸色怠倦，比较沉默。如果爸不在旁边，我就一直默默地陪在妈身边，心里满是愧疚和心疼，但又不知说什么。晚饭后弟弟和弟妹又赶了过来查看情况，好在一夜无事。
但我放松得太早了。第二天，妈虽然表面上没事，但脸色比昨天更难看。爸出去后，我鼓起勇气，问她怎么样了。妈突然又泪如雨下，“我昨晚一宿没睡，翻来覆去，怎么也开导不通自己……”她说，“你１８岁离家，２８岁出国。说句不好听的，对于父母来说，相当于白养了你这个儿子。我们有个三病两痛的，根本指望不上你回来照顾。唯一让我们宽慰的是，你一直学业不错，又出了国，同事朋友们提起你都赞不绝口，我们也高兴。可现在，连这点想头都没了。……，这种事别说在我们这个小地方，就是在北京上海也是让人不齿的！……，现在倒好，还得让我们做父母的为你瞒着，你说这满大院的同事，还有你的叔父姨妈他们问起来，我们怎么说？”我在旁边陪着流泪，但不知如何劝慰。只好对妈说是自己对不起父母，但事情已经如此，就当您生了一个残疾儿子。至于同事朋友的看法，我知道父母很为难。但你们也可以超然一些：你们都已经退休了，只要自己身体健康，心情愉快，没必要过分在乎别人的看法。
妈平静了一会，问我会不会在生活和工作中受歧视。我又解释了半天。然后，我把准备好的像册拿了出来，妈一页一页地翻，我在旁边做解说。看完之后，妈叹了口气：“你问我现在感觉怎么样，我的感觉是：无奈，真得很无奈……”。
好在时间会冲淡一切，到第四天，妈基本上恢复过来了，吃饭的时候也有笑容了。毕竟，妈是个坚强的人，而不是个爱钻牛角尖的柔弱之辈。
第二关：父亲
虽然那天在茶馆里妈认为应该告诉爸，但在第二天情绪低谷的时候，妈改变了想法。她觉得爸接受起来肯定比她还困难，再加上他的心脏毛病，所以要慎重。而弟弟和弟妹则对此一直极度缺乏信心，认为像爸这么正统的人，接受这个事实的可能性很小。万一触发了心脏病，或者从此忧郁成疾，我倒是一拍屁股就回加拿大了，伺候老人还得靠他们。这些顾虑我当然理解，所以慢慢地，我也逐渐放弃了向父亲出柜的原计划。
但在第四天，妈主动跟我谈起这个问题。她觉得这么重要的事，不能把爸一个人蒙在鼓里。我们思量了半天，决定先由妈和爸私下谈一次，探一探他的看法，看一看他对我不结婚的原因有什么猜测。如果他对同性恋这种可能性反应过激的话，我们就把这个秘密一直保留下去。
当天晚上，我借故出去后，妈边看电视边与爸聊了我的事。妈首先给出了她的三个“猜想”：
“你说他出国多年，是不是受西方思想的影响，不愿承担做丈夫和父亲的责任，准备独身？另外，他从小体质就不好，是不是成年后生理上有问题？还有一种可能，他小时侯就比较文静，爱跟女孩一起玩，会不会是……同性恋？”
“应该是后两种情况。”爸说，然后又问：“他的那个同屋（指Ｋ）有女朋友了吗？”
“好象也没有。”
“那肯定是第三种情况了。……，如果是，他肯定不愿意告诉我们。”
“那也不能一直拖下去呀？趁这次他回国的机会，我们应该跟他好好谈谈。”
“即使要谈，也等到他走之前再谈吧。先让他高高兴兴在家玩几天。”
当从妈那里了解到这段对话时，我真是又吃惊，又欣喜，又感动。吃惊的是爸居然对同性恋的反应如此平静；欣喜的是爸这一关肯定能过了；感动的是爸居然首先想到的是我的困境和感受，而不是他自己。可怜天下父母心啊！
但是为什么爸的反应如此平静呢？三天后，我有了答案。那天下午，在妈的建议下，我们三人出去散步，感觉有点冷，就顺路到弟弟的家里坐坐（弟弟弟妹不在）。这次是妈做开场白，接着爸爸谈了谈自己的想法。大意是：我有任何情况都可以放心告诉他们，他们只是想了解一下情况，绝不会干涉。爸说完之后，就是我的坦白，内容基本和前次一样，另外把我们担心他反应过激，先告诉妈，再探他的口风的事一块招了。在听我说的时候，爸的表情一直很严肃。最后我说：“尽管您可能已经猜到了这种情况，但现在知道变成了事实，肯定还是很伤心……”说到这里，我嗓子一哽，眼泪又不争气地流出来了。
隔了一会，爸才缓缓地说：“这没啥可伤心的，你也不要太难受。这种可能性我很早就猜到了。你这次只是验证了我的猜测而已，又不是突然打击，我不会怎么样的。……，其实你们把问题想得太复杂了。我天天读报纸，听广播，看电视，这方面的消息我也知道不少。这种现象以前只是听说国外有，现在国内也很多。社会在发展，中国人的思想观念在这十几年的变化太大了。我们虽然人老了，但也不是像你们想象的那么落伍。用句套话说，也算是与时俱进吧。”
这时我基本明白了：我守口如瓶这么多年，凡事爱钻研的父亲没有只是被动地等待，而是一直在主动地寻求答案。他本来就特别关心各种时事，作为一个有心人，他逐渐从信息的汪洋大海中发现了关于同性恋的各种信息。两年前，爸去美国出差，我带着Ｋ去大瀑布看他，这更加加深了他的猜测。我想，在当时刚意识到这种可能性的时候，爸肯定也难过了很长时间。但爸是个理性的人，再加上国内媒体近年来对同志的正面报道越来越多，长时间下来，爸已经靠自己的力量从负面情绪中走出来了。当然，此时的爸不可能完全没有失落感，我也看得出他在尽量放缓语气，甚至偶尔还幽默一下，我想其目的只有一个：不想给我太大压力。
事后弟弟弟妹自然也惊讶于爸的平静。不过后来，弟弟告诉我：“仔细想想，其实爸最近这几年的思想是挺开放的。我当时有买断工龄单干的想法，他没反对；后来我们搞第二职业自己做生意，他也挺支持；他甚至还自己投资在ＸＸ商业城买了个门面！这要在十年前，绝对不可想象。”
尾声
现在离我回加拿大还有十来天。风波之后，一切都已归于平静。妈照常天天变着花样给我做好吃的，爸仍旧时不时地跟我讨论讨论时事政治。与以前不同的是，我给Ｋ打电话再也不用偷偷摸摸的了，他们也偶尔问一问我们俩在加拿大的生活情况。由于我这次还要顺道去Ｋ的父母家拜访，妈还一直嘀咕着带点什么土特产比较好。事前准备的文字音像材料，好象用不着了，等明年到了加拿大再让他们慢慢消化吧。
至于如何打发亲朋好友的追问，我初步打算回到加拿大后，找一位女性朋友照几张“夫妻”合影，告诉他们我很幸福。
是呀，有这么好的父母，我现在真的是非常幸福！
Monday, October 31, 2005
"Gay" dream comes true
The episode of "Six Feet Under" aired last night was quite interesting.
David and Keith are a gay couple. As a policeman, Keith knew very little about gay culture like fashion and movie stars. After being frustrated in a sissy party thrown by David's friends, Keith set David and his two sissy friends up into a paintball game, where Keith was supposed to be an absolute winner.
Before the game started, Keith refused to be on the same side with the sissy team, which included David, his two friends and a girl. Suprisingly, there came along a new hunk, Sarge, who joined David to balance the power. After a dirty game full of cheating, all of the soldiers "died" and neither side won.
This new hunk was tall, athletic and goodlooking. So I can't help myself but hold a tiny wish that he would be gay, although I knew it was very unlikely because he was very butch and so poorly-groomed.
After the game Sarge went back home with David and Keith. (Suddenly, I sensed something would happen.) After a round of beer, Keith and Sarge lied on the sofa, chatting:
Sarge: "I like Daivd"
Keith: "I like him too, a lot..."
Sarge: "Are you afraid somebody will steal him from you?"
Keith (confidently): "Let'em try..."
(By now, my wish started growing bigger and bigger.)
With Sarge resting on the couch, David and Keith were about to end the fun day with a love-making. Suddenly, David's eyes were staring over Keith's shoulder at the bedroom door. In his view is a muscular and hairy male body with an inviting "package" wrapped in a tightie whitie...
Wow, it's even better than what I've dreamed of!!
David and Keith are a gay couple. As a policeman, Keith knew very little about gay culture like fashion and movie stars. After being frustrated in a sissy party thrown by David's friends, Keith set David and his two sissy friends up into a paintball game, where Keith was supposed to be an absolute winner.
Before the game started, Keith refused to be on the same side with the sissy team, which included David, his two friends and a girl. Suprisingly, there came along a new hunk, Sarge, who joined David to balance the power. After a dirty game full of cheating, all of the soldiers "died" and neither side won.
This new hunk was tall, athletic and goodlooking. So I can't help myself but hold a tiny wish that he would be gay, although I knew it was very unlikely because he was very butch and so poorly-groomed.
After the game Sarge went back home with David and Keith. (Suddenly, I sensed something would happen.) After a round of beer, Keith and Sarge lied on the sofa, chatting:
Sarge: "I like Daivd"
Keith: "I like him too, a lot..."
Sarge: "Are you afraid somebody will steal him from you?"
Keith (confidently): "Let'em try..."
(By now, my wish started growing bigger and bigger.)
With Sarge resting on the couch, David and Keith were about to end the fun day with a love-making. Suddenly, David's eyes were staring over Keith's shoulder at the bedroom door. In his view is a muscular and hairy male body with an inviting "package" wrapped in a tightie whitie...
Wow, it's even better than what I've dreamed of!!
Tuesday, October 25, 2005
同在阳光下：天津台同性恋主题访谈（下）
下集由天津电视台7月12日下午2点到5点半在电台道小演播厅录制（同上集）。该台卫视频道7月28日21：30首播，出现的嘉宾依次为崔子恩、张北川、郑远涛，主持人李强，现场观众三四十名，女性居多，从大学生到老年人不等。
观众1：我首先想对今天同性恋嘉宾表示钦佩。实际上他们本身没有做错任何事情，但是日常生活中会遇到大家异样的目光。我想他们今天来到这里的勇气是值得钦佩的。第二个问题可能崔老师不一定爱听。我们虽然非常理解同性恋 ，但毕竟有很多家长和当事人很痛苦。有没有可能用人为后天的手段去干预，比如说开颅戒毒，在科学发达进行手术自愿的情况下，改变自己的性取向是否有可能？谢谢。
崔子恩（下称崔）：如果要开颅的话，肯定是我们在做的。张老师在做的，李强在做的都是在给社会开颅，包括你刚才的发言，在我看来也是给社会开颅。是社会的大脑出了问题，不是同性恋者的大脑出了问题。在这方面我的回答是特别简明扼要的。
主持人（下称主）：张老师您是从1993年开始在这个领域研究？
张北川（下称张）：实际上我研究是从1989年，因为我看见了不公正。我就看见了一位我自己的老师，实际上我老师是一个大学教授。他已经以实名在我们系统卫生部的健康报公布了自己的性取向。我这个老师——我可能再也见不到这样富有献身精神的大夫。他对病人特别好，病人来了他问病人经济情况，根据病人经济情况尽可能为病人着想。他在家留宿病人。他为了教我们这些学生，把麻风病人留宿在自己的家里，为了第二天把这个病人带到课堂让同学们都看一看 。他在做科研的时候，当时是国家的一个课题。当时是中国沿海渔民流行一种病。不知道怎么来的，他就拿自己试。研究生回来说我们秦老师简直不得了，没有麻醉让给切皮肤，自己也感染了。研究生说我哪敢给他切，我只敢给他捏着，他自己切下来。
这么一个有献身精神的人，当时整得他就想跳楼，就逼着他。他在讲出这个事情来的时候，他当着我的面嚎啕大哭。他比我年长十几岁，那时我还是相对年轻的医生。同时那个事情对我的震撼不是一般的。我发现我也讲不清楚这个道理，于是我读书。这个事情我不明白我就搞通它。我就这么开始研究，一直在研究的时候我们没说破这个事。我做学生不好问老师。
大概过了两年，最后是医院的院长、书记、正副的院长书记加纪委书记五个人，找我一个人谈话，让我不要再说了，（不要）给他辩护。我当时应该说也仍然是落后的。我说图书馆里面放着书，书里就写着——那时候落后——那时候说同性恋是一种病。我说既然写这个，我们做医生的和别人不一样。当我们听说是有病的，我们有更大的责任出来。我就这么回答的领导。
主：您当时为自己的老师做辩护的时候，您辩护的是什么内容？ 是说您不相信他是同性恋者，还是说这一点不值得大家做文章？
张：当时最主要的辩护还不是这个事情。我就说这是一个好人，不管他是什么样，我们没有权力这么对待一个人。这种方法不公正。
主：张老师这么多年，您研究这么多内容还出了书 。您个人顶的压力多大？
张：没多大。压力这个东西，历来是你看它大就大，看它小就小。我自己是做学术的，我想很多学人如果像有和我一样的遭遇，如果这是一个正直的人，都能做（应对）这种挑战。只不过很巧我碰上了。
主：我还了解，您研究这么大的课题，办公室是最小的一间？
张：是。我那办公室不像样子，所以去年一位新华社记者到我们办公室的时候，他给出了一个评价。他说这是一个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当时听得我直乐。他们去看了以后，很多权威的学者到我那以后，都特地在那种恶劣的环境下照相。我想这对我们都是一种鞭策。我们要改变一些东西，我始终没有感觉到有很多压力。
主：您刚才也谈到您也研究艾滋病。同性恋和艾滋病有没有关系？
张：在（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艾滋病首先被发现在美国有同性性行为的男子中流行。我们也要讲一个事实：世界上感染艾滋病的人75％到85％是因为男女间的性关系感染的，5％到10％ 是因为男男间的同性性关系感染的，剩下还有滥用药物或者吸毒，还有母婴传播。我讲了这么一大段话，归结起来就是艾滋病等于同性恋是错的。
主：一开始人们为什么要把这两者等同起来？
张：一开始的等同是很有意思的。【编注：张下面介绍的只是艾滋病起源学说中最广为接受的一种，即“猎食者”理论。参看英文网页http://www.avert.org/origins.htm】实际上艾滋病是1930年代，大概是这时候由动物在非洲进入人类的。可是刚刚进入人类的时候只是在很小的范围内——我们叫原住民——很小的范围流行，没有传出来。
60年代到70年代，非洲和海地有一个人口大流动，大量的非洲人到海地【编注：应为大批海地人前往非洲寻根】。这样艾滋病首先在海地流行。大家都以为美国是性开放国家。不是的，美国的保守势力非常强，美国的男同性爱者在国内很多人很压抑。他们到海地去——海地是一个“天堂”。在这传染上了以后带回了美国。
美国的科学就发达的，1981年首先在美国发现。但是刚发现是只有在这个圈子内，所以传出来的是“男同性恋才感染艾滋病”。当时舆论造得非常厉害。媒体铺天盖地的，这种铺天盖地的声音也传到了中国，这么样过来的。很多东西都是最初的认识误区被整个宣传开了，才造成这个结果。
主：接下来让我们认识另一位同性恋者。咱们欢迎郑远涛！
远涛是什么时候发现自己有同性恋的取向？
郑远涛（下称郑）：十三四岁的时候，自然而然，自己对男性的身体觉得很性感。非常自然而然的。那是上中学的时候——上初中。其实我听说同性恋比这个要早。当时是非常将同性恋和艾滋病联系在一起的。一开始的时候，自己对男性的身体有了感觉，当然也会有点惶然。
主：害怕吗？
郑：并不害怕。
主：觉得自己是一个男孩子而有这种想法心里恐慌吗？
郑：有一点惶然，但是不到恐慌的程度。因为我同时很喜欢电影。那时候在西方《费城故事》诸如此类的对同性恋非常宽容的片子已经出来了，包括1994年我14岁的时候《喜宴》也出来了。我第一时间看了这样的电影和介绍，在文化评论上的一些宽容的态度，所以并没有到一个很害怕的程度。有点惶然，也希望自己“不是”，可是也有很多书，例如方刚的《同性恋在中国》、李银河的书、再有其他的电影杂志、各种各样的评论、非常开放的观点，就慢慢接受了自己。
但是真正和男性发生恋爱的话是在20岁，在大学通过网站认识的朋友。我跟他在一起时间并不长，只有三个月。三个月之后，我发现他有点不对劲——避开我。我发现他另外在跟一个女性在来往。他跟我说：我其实是30％喜欢女性，70％喜欢男性。我是个双性恋，而且家里不能接受，我最后还是要结婚的；对不起，我们只能分开，我们的爱情是没有结果的。
主：如果说你的第一个朋友是你的初恋的话——
郑：那是一次失败的初恋。
主：——是不是就像异性恋者失恋的感觉，是一样的？
郑：是一模一样的。
主：也许我们大多数的朋友并不了解，作为同性恋者，他的爱情是一个什么样子。
郑：我是一个个案。如果我说我自己的话，不能够代表2000万人。你是不是想听我自己的爱情观这方面？
主：你可以讲讲你的爱情故事。
郑：我的爱情故事很多！跨国恋情。说到这点的话，拿照片来看一下。先看这张吧：这是我和我的男朋友。我们到澳门旅行的时候拍的。他是新西兰人，在中国教英语的。
主：你们好了几年了？
郑：我们是2003年的十月认识的，现在快两年。他刚来的时候在一个网站上发布交友信息，说希望能够交到中国的同性恋朋友，如果能够和我谈中国的文学艺术最好。我觉得这个人有意思，我就回信给他。Email来往了一段时间以后，我觉得应该见一见。他那时候有顾虑，因为我的男朋友比我年长15岁。我今年 25岁，他觉得跟这么小的中国男生交往，会不会太不谨慎？到时候受伤害的是不是他？我是不是想玩玩？他开始是推托，但是我对他很感兴趣，继续打电话给他，终于约了时间在广州见面。见面了大家感觉很好，后来继续来往之下就成为了男朋友。这是我们在澳门拍的照片，他非常喜欢用我做模特拍照。这个是在广州的公园，这件衣服是我父亲的，因为我父亲是归国华侨。这是印尼的国服。
张：能不能讲一个自己觉得印象最深的（故事）？怎么发现他真疼你……
主：能不能讲给我们听听？
郑：我举一个例子。这位朋友他和我在网上交流很久，都没有见面，因为地方隔了很远。我们谈的都是一些精神的话题。后来正好有机会，我们在一起旅行，在香港。在那里我就觉得我要把这几年对他的感觉说出来。因为我和他本来相隔很远，千万里的距离，我知道这样子谈恋爱也是不实际的。我还是在大的问题上很有理性的人，所以我一直没有对他透露过。
但是今天在酒店里面，我就说Dear, I love you. 他说我也爱你。我说：“我的意思不一样。”他突然间就明白了。他的年纪比我大很多。他当我是一个年轻朋友、兄弟。他说，我觉得我要过来抱着你。他抱着我，我就开始眼泪直流。其实很开心，但是不停地流眼泪。我就说，这样非常好。但是他说，我觉得有负疚感。——本来一个年纪比你大那么多的人，对你有这么大的影响，差不多一个导师这样的人，这也是他比较避忌的一个问题。——他认为导师应该只是导师。后来我们过了几天，他飞回他的国家，我回过广州继续我们各自的生活。我们还是好朋友，一直到今天他也是我最好的朋友。
爱情就是生命的一个过程，它就像一条河流，你以前的东西其实不会消失。它融在河水之中，跟着你一块儿向前流，推着你走。这是种力量。——差不多就这样吧。
主：张老师，我觉得远涛说得特别地动情、真诚。
张：在这之前我想好多朋友并不了解同性恋者有他们的感情。在成都有一对很有名的。他们两个人到今年上一个月一块生活了20年。50岁了。那两个人非常不易。两个男性，20年前。我很奇怪问过他们。他们说愿意过这种生活。其中一个是英文老师，把自己的工作扔了，就为了两个人在一块儿。最后两个人发展起来。
他们实际上是很传统的人，两个人穿上对方最喜欢的衣服。那时候钱很少，两个人租了一辆出租车，在市郊包了一个房间，举行了只有自己两个人的婚礼，非常非常传统。前年中国计生宣教中心弄个车给他们做DVD，把他们拉到当年宣誓的青山绿水之间，20年风风雨雨。我听他们讲的故事，觉得他们挺有意思的是，他们周围的邻居都接受了他们。邻居家两口子打仗，通常都是他们去调解的。邻居家丈夫出差了，都告诉妻子要玩到他们家玩，他们两个人是最安全的【观众大笑】。
他们特别强调如果同性婚姻法出现的话，他们会第一对去结婚。我到他家里还做过客，听着他们两个人你插一句，我插一句。两个人就讲他们两个人当初在寻找对方的时候，到处希望找到一个愿意和自己一生为伴的人，最后很偶然碰到了。有很多这种感人的故事。我印象中有一些很凄美的故事，也有很幸福的。随着这个社会的发展，幸福的故事会越来越多。
主：远涛，如果像张老师说的那样出现同性的婚姻法，你会去登记结婚吗？
郑：我不一定会登记结婚。我觉得爱情其实长久下去，可能会变成亲情的关系，不是激情的爱。而我在二十四五岁的当口上，我不一定希望这么快去登记结婚，把这事情在法律上固定下来。因为婚姻等于是一个合同，是一种很大的承诺。我需要时间决定，我是否接受这个合同、承诺。
主：现在这样生活压力大吗？
郑：我很好。我的父母和亲友接受程度非常高，所以我基本上没有什么压力。我只是一个兼职翻译的状态，所以没有固定的同事、公司。但是我在以前的公司——是一个出版社——在里面是公开的。我的老板到北京，我跟他一块出差，他喝了点酒，说了很多对同性恋不太友好的言论，我还纠正他呢。
主：你那以后就辞职了吗？
郑：没有，他听了我的话印象很深——其实他改变了个人观点。他听了我的话以后说，其实就好像一个生产机器的流程，刚好有一个零件装反了。我说，为什么说同性恋是装反了？其实各种性取向都是正的，只是形态不一样，不是说同性恋就是反了。
主：他是老板所以他总按生产程序讲——有朋友有问题：“这种行为是否会对亲人带来伤害和痛苦？”
郑：就这么简单吗？【得到肯定答复后】是不会给我的家人带来伤害和痛苦的。至于别的同性恋者的家人，他们家人的伤害和痛苦并不来自于他们子女的性取向，而来自于一种无知。
主：父母接受起来很容易吗？
郑：其实我做了很多工作。我跟我家人关系很好，尤其是和我妈妈能够像朋友一样聊天，言谈之中纠正她对同性恋的无知、误解。我爸爸也能够接受。他（刚开始）那时候说：还没定型嘛，那么小，可能以后还会变。但是到现在，通过看我爸爸跟我的男朋友，虽然是外国人，我爸爸的英文又不太好，但是结结巴巴也聊得蛮起劲的。我知道他已经完全接受了，因为他知道我们的关系。
主：咱们大家和远涛、崔老师、张老师交流！——同性爱的成因还是先天的因素，而不是后天的环境造成的？
张：对于成因的研究100多年。首先，是综合因素造成的。在综合因素里最重要的是先天因素，后天因素主要指出生后18到36个月，那个时间是一个性别认同，就是孩子更容易把自己认同成什么样。可是这种情况到底和先天有关，还是和后天抚养的因素，这个区分不开，现在还没定论。已经有定论的是，有大量的研究证明性取向的不同确实有先天因素的影响。
我们社会关于一个人的性取向常常过分喜欢追究原因，实际上这只是人生的一个侧面。它涉及的就是一个恋爱自由的问题嘛。我们应该学会尊重这种个人的选择。我们专门写过这样的文章，这也是今日中国根本大法——宪法讲的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内容 。这是一个很原则的事。在我们这个国家里面 ，在我们这个文化里面有一个东西，大家感觉不到，叫做强制性异性恋或者叫异性爱，想不想爱都得去 。很多喜欢同性的人在走这条路的过程中是非常痛苦的。也不光是他们的痛苦，还有很多妻子。我碰上几个妻子都告诉我。结婚10年，她说我这过了些什么日子？但是这个人、她的丈夫给我打电话的时候，她丈夫在电话里哭。他说我人不人，鬼不鬼。在家里边我还得怎么样？所以这种文化落后。我经常说，如果我们能创造一个平等的、人们在阳光下开朗欢笑的文化的话多好。这么多几千万人没有这个负担，好好的工作贡献出来多数人沾光。大家这么想这个道理的话，这是很简单的道理啊。
主：张老师在我们现场，有几位年龄稍大的女性。她们也一直起劲地鼓掌点头。我特别想问问她们的感受。
观众2：刚才我听了以后，的确我有点惊讶。从我来讲，我已经60多岁，从精神还是不能够承受。听了这些话以后，的确反映社会文化程度的问题，还能够理解。我觉得理解和认同并不画等号。这个特殊的群体我们应该理解，但是理解是分不同层次的。高层次的理解是认同，低层次的理解是尊重。有一句话：“我不同意你的观点，但是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利。”我想我不太认同你的性取向，但是我捍卫你实现性取向的权利。
主：尊重不用做很多事情。可能遇到这样同性恋的朋友时，给他一个善意的微笑。我觉得这是基本的尊重。
观众3：我对这个同性恋以前听说挺多的。我有一个问题：同性恋怎么恋啊？什么叫同性恋？他们怎么想到恋到一块去？我觉得是不是同性恋人脑子有毛病？今天我听了以后，给我启发特别大。而且今天来的崔老师（和小郑）这两位嘉宾，我原来认为同性恋的人准是文化水平特别低，好像脑子有点问题 。但是他们两个人素质非常高，他们剖析的问题非常深刻。是我有问题，是我对原来的问题认识不清楚。反过来我站出来还斥责人家 ，你怎么这样呢？是社会进步、文明了。
观众4：我记得《国际歌》中说，陈旧的东西要打碎它 。那是非常艰苦的。我以前对同性恋的话题也是比较不能接受。如果我知道这个人是同性恋，从心里挺反感的 。但是今天的沟通话题使我感受到偏见比无知更可怕。像张北川老师讲的，我受益特别深。科学是可以跨国界的。到现在为止几乎没有文盲了，但是有很多健康盲、这方面的文盲，没有人去讲过这个话题。我到今天通过张老师，还有两位嘉宾的讲解 ，还有郑远涛的爱情故事，真的令我感动。还有崔老师的豁达，使很多人很喜欢他。我想借助大家的掌声，给他们三位一些掌声。
观众5：今天来到这里非常大开眼界，尤其认识了三位嘉宾。对于这个同性恋这个词 ，以前听说过，但是从来没有接触过，也不认识这样的朋友。今天认识了这样的朋友，谈谈我今天来了以后的想法。不管男人女人老人小孩，不管是同性恋者，不管你是什么人，作为人的存在，你的权利要得到尊重，就是选择生活的权利。不应该是因为他反传统你就歧视他。作为人的存在，要尊重人家自己的选择。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活道路和方式、爱情观，但是他一定有他的道理。当你不了解不知道的时候，不要瞎说 或者否定一个或者肯定一个。
主：最后我想听听面对我们大家的态度，远涛、崔老师、张老师是什么心情？【向郑】你代表未来，你先说。
郑：我认识很多同性恋朋友，包括年纪比我大20岁30岁的也有。我发现我的心态的确比他们阳光，我想这也代表社会的进步。今天跟大家在一块，听大家的感想我很感动。我想说性取向不是一种选择，不是说我想变成这样或者变成那样。其实科学更支持的是先天论，或者是很大的先天因素。我们自己在青春期的过程中发现自己是同性恋者以后，逐渐通过接受科学知识，接受自己的身份，应该感觉自豪快乐的。【跳接下一个镜头】
在全世界来讲，六月，无论是在洛杉矶、柏林、悉尼等等都有大规模的同性恋的游行，上街载歌载舞。我们觉得我们在中国也不能缺席，所以我们的网站爱白联同一些女同性恋的民间团体，一块去长城放风筝，也象征我们男女同性恋的联合。
有一些图片【展示放大的照片】：这个是我们准备把风筝放上天。当风筝飞到一定的高度，把线剪断，让它自由飞翔。这是西方的彩虹旗，是象征同性恋的旗帜，和中国传统的风筝结合，我们觉得挺有意义的。还有自己做的一些手链，也是彩虹的。
其实并不是希望大家能够对我们怎么样。如果在大街上能够对我们微笑，我觉得这已经是最大的支持。如果我和崔子恩是爱人，我们手牵手的走在街上，像这样【握住崔的手】。大家对我们报以微笑，这是最大的支持。谢谢。
崔：今天来到这个现场特别感动。从主持人到我们一起来的朋友和现场的朋友们，大家有了很充分的沟通和交流。我不觉得我讲了什么，而是我被诸位的声音所感动。我希望我能够带着这些声音到我接下来的生活里面去，把这种声音传递给我其他的朋友，让他们感到今天的温暖。谢谢诸位，谢谢跟我一起的朋友。
张：今天来我确实挺高兴。只要大家多交流 多沟通，很多传统的东西会很快被颠覆。我们每个人都能不断发现周围的无知。特别祝愿你们的节目能够顺利播出，使在场每个人都对推动这种文明作的贡献能够得到证明。祝你们能够顺利播出。
主：同在阳光下，有一部分人是这么选择他们的生活的。我始终忘不了给张老师写信的19岁孩子还生活在痛苦当中。他怎么样面对这个社会，在很大程度取决于我们怎么面对他。我想对于同性恋这个话题，还需要更多更深入的沟通，谢谢大家！【完】
观众1：我首先想对今天同性恋嘉宾表示钦佩。实际上他们本身没有做错任何事情，但是日常生活中会遇到大家异样的目光。我想他们今天来到这里的勇气是值得钦佩的。第二个问题可能崔老师不一定爱听。我们虽然非常理解同性恋 ，但毕竟有很多家长和当事人很痛苦。有没有可能用人为后天的手段去干预，比如说开颅戒毒，在科学发达进行手术自愿的情况下，改变自己的性取向是否有可能？谢谢。
崔子恩（下称崔）：如果要开颅的话，肯定是我们在做的。张老师在做的，李强在做的都是在给社会开颅，包括你刚才的发言，在我看来也是给社会开颅。是社会的大脑出了问题，不是同性恋者的大脑出了问题。在这方面我的回答是特别简明扼要的。
主持人（下称主）：张老师您是从1993年开始在这个领域研究？
张北川（下称张）：实际上我研究是从1989年，因为我看见了不公正。我就看见了一位我自己的老师，实际上我老师是一个大学教授。他已经以实名在我们系统卫生部的健康报公布了自己的性取向。我这个老师——我可能再也见不到这样富有献身精神的大夫。他对病人特别好，病人来了他问病人经济情况，根据病人经济情况尽可能为病人着想。他在家留宿病人。他为了教我们这些学生，把麻风病人留宿在自己的家里，为了第二天把这个病人带到课堂让同学们都看一看 。他在做科研的时候，当时是国家的一个课题。当时是中国沿海渔民流行一种病。不知道怎么来的，他就拿自己试。研究生回来说我们秦老师简直不得了，没有麻醉让给切皮肤，自己也感染了。研究生说我哪敢给他切，我只敢给他捏着，他自己切下来。
这么一个有献身精神的人，当时整得他就想跳楼，就逼着他。他在讲出这个事情来的时候，他当着我的面嚎啕大哭。他比我年长十几岁，那时我还是相对年轻的医生。同时那个事情对我的震撼不是一般的。我发现我也讲不清楚这个道理，于是我读书。这个事情我不明白我就搞通它。我就这么开始研究，一直在研究的时候我们没说破这个事。我做学生不好问老师。
大概过了两年，最后是医院的院长、书记、正副的院长书记加纪委书记五个人，找我一个人谈话，让我不要再说了，（不要）给他辩护。我当时应该说也仍然是落后的。我说图书馆里面放着书，书里就写着——那时候落后——那时候说同性恋是一种病。我说既然写这个，我们做医生的和别人不一样。当我们听说是有病的，我们有更大的责任出来。我就这么回答的领导。
主：您当时为自己的老师做辩护的时候，您辩护的是什么内容？ 是说您不相信他是同性恋者，还是说这一点不值得大家做文章？
张：当时最主要的辩护还不是这个事情。我就说这是一个好人，不管他是什么样，我们没有权力这么对待一个人。这种方法不公正。
主：张老师这么多年，您研究这么多内容还出了书 。您个人顶的压力多大？
张：没多大。压力这个东西，历来是你看它大就大，看它小就小。我自己是做学术的，我想很多学人如果像有和我一样的遭遇，如果这是一个正直的人，都能做（应对）这种挑战。只不过很巧我碰上了。
主：我还了解，您研究这么大的课题，办公室是最小的一间？
张：是。我那办公室不像样子，所以去年一位新华社记者到我们办公室的时候，他给出了一个评价。他说这是一个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当时听得我直乐。他们去看了以后，很多权威的学者到我那以后，都特地在那种恶劣的环境下照相。我想这对我们都是一种鞭策。我们要改变一些东西，我始终没有感觉到有很多压力。
主：您刚才也谈到您也研究艾滋病。同性恋和艾滋病有没有关系？
张：在（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艾滋病首先被发现在美国有同性性行为的男子中流行。我们也要讲一个事实：世界上感染艾滋病的人75％到85％是因为男女间的性关系感染的，5％到10％ 是因为男男间的同性性关系感染的，剩下还有滥用药物或者吸毒，还有母婴传播。我讲了这么一大段话，归结起来就是艾滋病等于同性恋是错的。
主：一开始人们为什么要把这两者等同起来？
张：一开始的等同是很有意思的。【编注：张下面介绍的只是艾滋病起源学说中最广为接受的一种，即“猎食者”理论。参看英文网页http://www.avert.org/origins.htm】实际上艾滋病是1930年代，大概是这时候由动物在非洲进入人类的。可是刚刚进入人类的时候只是在很小的范围内——我们叫原住民——很小的范围流行，没有传出来。
60年代到70年代，非洲和海地有一个人口大流动，大量的非洲人到海地【编注：应为大批海地人前往非洲寻根】。这样艾滋病首先在海地流行。大家都以为美国是性开放国家。不是的，美国的保守势力非常强，美国的男同性爱者在国内很多人很压抑。他们到海地去——海地是一个“天堂”。在这传染上了以后带回了美国。
美国的科学就发达的，1981年首先在美国发现。但是刚发现是只有在这个圈子内，所以传出来的是“男同性恋才感染艾滋病”。当时舆论造得非常厉害。媒体铺天盖地的，这种铺天盖地的声音也传到了中国，这么样过来的。很多东西都是最初的认识误区被整个宣传开了，才造成这个结果。
主：接下来让我们认识另一位同性恋者。咱们欢迎郑远涛！
远涛是什么时候发现自己有同性恋的取向？
郑远涛（下称郑）：十三四岁的时候，自然而然，自己对男性的身体觉得很性感。非常自然而然的。那是上中学的时候——上初中。其实我听说同性恋比这个要早。当时是非常将同性恋和艾滋病联系在一起的。一开始的时候，自己对男性的身体有了感觉，当然也会有点惶然。
主：害怕吗？
郑：并不害怕。
主：觉得自己是一个男孩子而有这种想法心里恐慌吗？
郑：有一点惶然，但是不到恐慌的程度。因为我同时很喜欢电影。那时候在西方《费城故事》诸如此类的对同性恋非常宽容的片子已经出来了，包括1994年我14岁的时候《喜宴》也出来了。我第一时间看了这样的电影和介绍，在文化评论上的一些宽容的态度，所以并没有到一个很害怕的程度。有点惶然，也希望自己“不是”，可是也有很多书，例如方刚的《同性恋在中国》、李银河的书、再有其他的电影杂志、各种各样的评论、非常开放的观点，就慢慢接受了自己。
但是真正和男性发生恋爱的话是在20岁，在大学通过网站认识的朋友。我跟他在一起时间并不长，只有三个月。三个月之后，我发现他有点不对劲——避开我。我发现他另外在跟一个女性在来往。他跟我说：我其实是30％喜欢女性，70％喜欢男性。我是个双性恋，而且家里不能接受，我最后还是要结婚的；对不起，我们只能分开，我们的爱情是没有结果的。
主：如果说你的第一个朋友是你的初恋的话——
郑：那是一次失败的初恋。
主：——是不是就像异性恋者失恋的感觉，是一样的？
郑：是一模一样的。
主：也许我们大多数的朋友并不了解，作为同性恋者，他的爱情是一个什么样子。
郑：我是一个个案。如果我说我自己的话，不能够代表2000万人。你是不是想听我自己的爱情观这方面？
主：你可以讲讲你的爱情故事。
郑：我的爱情故事很多！跨国恋情。说到这点的话，拿照片来看一下。先看这张吧：这是我和我的男朋友。我们到澳门旅行的时候拍的。他是新西兰人，在中国教英语的。
主：你们好了几年了？
郑：我们是2003年的十月认识的，现在快两年。他刚来的时候在一个网站上发布交友信息，说希望能够交到中国的同性恋朋友，如果能够和我谈中国的文学艺术最好。我觉得这个人有意思，我就回信给他。Email来往了一段时间以后，我觉得应该见一见。他那时候有顾虑，因为我的男朋友比我年长15岁。我今年 25岁，他觉得跟这么小的中国男生交往，会不会太不谨慎？到时候受伤害的是不是他？我是不是想玩玩？他开始是推托，但是我对他很感兴趣，继续打电话给他，终于约了时间在广州见面。见面了大家感觉很好，后来继续来往之下就成为了男朋友。这是我们在澳门拍的照片，他非常喜欢用我做模特拍照。这个是在广州的公园，这件衣服是我父亲的，因为我父亲是归国华侨。这是印尼的国服。
张：能不能讲一个自己觉得印象最深的（故事）？怎么发现他真疼你……
主：能不能讲给我们听听？
郑：我举一个例子。这位朋友他和我在网上交流很久，都没有见面，因为地方隔了很远。我们谈的都是一些精神的话题。后来正好有机会，我们在一起旅行，在香港。在那里我就觉得我要把这几年对他的感觉说出来。因为我和他本来相隔很远，千万里的距离，我知道这样子谈恋爱也是不实际的。我还是在大的问题上很有理性的人，所以我一直没有对他透露过。
但是今天在酒店里面，我就说Dear, I love you. 他说我也爱你。我说：“我的意思不一样。”他突然间就明白了。他的年纪比我大很多。他当我是一个年轻朋友、兄弟。他说，我觉得我要过来抱着你。他抱着我，我就开始眼泪直流。其实很开心，但是不停地流眼泪。我就说，这样非常好。但是他说，我觉得有负疚感。——本来一个年纪比你大那么多的人，对你有这么大的影响，差不多一个导师这样的人，这也是他比较避忌的一个问题。——他认为导师应该只是导师。后来我们过了几天，他飞回他的国家，我回过广州继续我们各自的生活。我们还是好朋友，一直到今天他也是我最好的朋友。
爱情就是生命的一个过程，它就像一条河流，你以前的东西其实不会消失。它融在河水之中，跟着你一块儿向前流，推着你走。这是种力量。——差不多就这样吧。
主：张老师，我觉得远涛说得特别地动情、真诚。
张：在这之前我想好多朋友并不了解同性恋者有他们的感情。在成都有一对很有名的。他们两个人到今年上一个月一块生活了20年。50岁了。那两个人非常不易。两个男性，20年前。我很奇怪问过他们。他们说愿意过这种生活。其中一个是英文老师，把自己的工作扔了，就为了两个人在一块儿。最后两个人发展起来。
他们实际上是很传统的人，两个人穿上对方最喜欢的衣服。那时候钱很少，两个人租了一辆出租车，在市郊包了一个房间，举行了只有自己两个人的婚礼，非常非常传统。前年中国计生宣教中心弄个车给他们做DVD，把他们拉到当年宣誓的青山绿水之间，20年风风雨雨。我听他们讲的故事，觉得他们挺有意思的是，他们周围的邻居都接受了他们。邻居家两口子打仗，通常都是他们去调解的。邻居家丈夫出差了，都告诉妻子要玩到他们家玩，他们两个人是最安全的【观众大笑】。
他们特别强调如果同性婚姻法出现的话，他们会第一对去结婚。我到他家里还做过客，听着他们两个人你插一句，我插一句。两个人就讲他们两个人当初在寻找对方的时候，到处希望找到一个愿意和自己一生为伴的人，最后很偶然碰到了。有很多这种感人的故事。我印象中有一些很凄美的故事，也有很幸福的。随着这个社会的发展，幸福的故事会越来越多。
主：远涛，如果像张老师说的那样出现同性的婚姻法，你会去登记结婚吗？
郑：我不一定会登记结婚。我觉得爱情其实长久下去，可能会变成亲情的关系，不是激情的爱。而我在二十四五岁的当口上，我不一定希望这么快去登记结婚，把这事情在法律上固定下来。因为婚姻等于是一个合同，是一种很大的承诺。我需要时间决定，我是否接受这个合同、承诺。
主：现在这样生活压力大吗？
郑：我很好。我的父母和亲友接受程度非常高，所以我基本上没有什么压力。我只是一个兼职翻译的状态，所以没有固定的同事、公司。但是我在以前的公司——是一个出版社——在里面是公开的。我的老板到北京，我跟他一块出差，他喝了点酒，说了很多对同性恋不太友好的言论，我还纠正他呢。
主：你那以后就辞职了吗？
郑：没有，他听了我的话印象很深——其实他改变了个人观点。他听了我的话以后说，其实就好像一个生产机器的流程，刚好有一个零件装反了。我说，为什么说同性恋是装反了？其实各种性取向都是正的，只是形态不一样，不是说同性恋就是反了。
主：他是老板所以他总按生产程序讲——有朋友有问题：“这种行为是否会对亲人带来伤害和痛苦？”
郑：就这么简单吗？【得到肯定答复后】是不会给我的家人带来伤害和痛苦的。至于别的同性恋者的家人，他们家人的伤害和痛苦并不来自于他们子女的性取向，而来自于一种无知。
主：父母接受起来很容易吗？
郑：其实我做了很多工作。我跟我家人关系很好，尤其是和我妈妈能够像朋友一样聊天，言谈之中纠正她对同性恋的无知、误解。我爸爸也能够接受。他（刚开始）那时候说：还没定型嘛，那么小，可能以后还会变。但是到现在，通过看我爸爸跟我的男朋友，虽然是外国人，我爸爸的英文又不太好，但是结结巴巴也聊得蛮起劲的。我知道他已经完全接受了，因为他知道我们的关系。
主：咱们大家和远涛、崔老师、张老师交流！——同性爱的成因还是先天的因素，而不是后天的环境造成的？
张：对于成因的研究100多年。首先，是综合因素造成的。在综合因素里最重要的是先天因素，后天因素主要指出生后18到36个月，那个时间是一个性别认同，就是孩子更容易把自己认同成什么样。可是这种情况到底和先天有关，还是和后天抚养的因素，这个区分不开，现在还没定论。已经有定论的是，有大量的研究证明性取向的不同确实有先天因素的影响。
我们社会关于一个人的性取向常常过分喜欢追究原因，实际上这只是人生的一个侧面。它涉及的就是一个恋爱自由的问题嘛。我们应该学会尊重这种个人的选择。我们专门写过这样的文章，这也是今日中国根本大法——宪法讲的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内容 。这是一个很原则的事。在我们这个国家里面 ，在我们这个文化里面有一个东西，大家感觉不到，叫做强制性异性恋或者叫异性爱，想不想爱都得去 。很多喜欢同性的人在走这条路的过程中是非常痛苦的。也不光是他们的痛苦，还有很多妻子。我碰上几个妻子都告诉我。结婚10年，她说我这过了些什么日子？但是这个人、她的丈夫给我打电话的时候，她丈夫在电话里哭。他说我人不人，鬼不鬼。在家里边我还得怎么样？所以这种文化落后。我经常说，如果我们能创造一个平等的、人们在阳光下开朗欢笑的文化的话多好。这么多几千万人没有这个负担，好好的工作贡献出来多数人沾光。大家这么想这个道理的话，这是很简单的道理啊。
主：张老师在我们现场，有几位年龄稍大的女性。她们也一直起劲地鼓掌点头。我特别想问问她们的感受。
观众2：刚才我听了以后，的确我有点惊讶。从我来讲，我已经60多岁，从精神还是不能够承受。听了这些话以后，的确反映社会文化程度的问题，还能够理解。我觉得理解和认同并不画等号。这个特殊的群体我们应该理解，但是理解是分不同层次的。高层次的理解是认同，低层次的理解是尊重。有一句话：“我不同意你的观点，但是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利。”我想我不太认同你的性取向，但是我捍卫你实现性取向的权利。
主：尊重不用做很多事情。可能遇到这样同性恋的朋友时，给他一个善意的微笑。我觉得这是基本的尊重。
观众3：我对这个同性恋以前听说挺多的。我有一个问题：同性恋怎么恋啊？什么叫同性恋？他们怎么想到恋到一块去？我觉得是不是同性恋人脑子有毛病？今天我听了以后，给我启发特别大。而且今天来的崔老师（和小郑）这两位嘉宾，我原来认为同性恋的人准是文化水平特别低，好像脑子有点问题 。但是他们两个人素质非常高，他们剖析的问题非常深刻。是我有问题，是我对原来的问题认识不清楚。反过来我站出来还斥责人家 ，你怎么这样呢？是社会进步、文明了。
观众4：我记得《国际歌》中说，陈旧的东西要打碎它 。那是非常艰苦的。我以前对同性恋的话题也是比较不能接受。如果我知道这个人是同性恋，从心里挺反感的 。但是今天的沟通话题使我感受到偏见比无知更可怕。像张北川老师讲的，我受益特别深。科学是可以跨国界的。到现在为止几乎没有文盲了，但是有很多健康盲、这方面的文盲，没有人去讲过这个话题。我到今天通过张老师，还有两位嘉宾的讲解 ，还有郑远涛的爱情故事，真的令我感动。还有崔老师的豁达，使很多人很喜欢他。我想借助大家的掌声，给他们三位一些掌声。
观众5：今天来到这里非常大开眼界，尤其认识了三位嘉宾。对于这个同性恋这个词 ，以前听说过，但是从来没有接触过，也不认识这样的朋友。今天认识了这样的朋友，谈谈我今天来了以后的想法。不管男人女人老人小孩，不管是同性恋者，不管你是什么人，作为人的存在，你的权利要得到尊重，就是选择生活的权利。不应该是因为他反传统你就歧视他。作为人的存在，要尊重人家自己的选择。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活道路和方式、爱情观，但是他一定有他的道理。当你不了解不知道的时候，不要瞎说 或者否定一个或者肯定一个。
主：最后我想听听面对我们大家的态度，远涛、崔老师、张老师是什么心情？【向郑】你代表未来，你先说。
郑：我认识很多同性恋朋友，包括年纪比我大20岁30岁的也有。我发现我的心态的确比他们阳光，我想这也代表社会的进步。今天跟大家在一块，听大家的感想我很感动。我想说性取向不是一种选择，不是说我想变成这样或者变成那样。其实科学更支持的是先天论，或者是很大的先天因素。我们自己在青春期的过程中发现自己是同性恋者以后，逐渐通过接受科学知识，接受自己的身份，应该感觉自豪快乐的。【跳接下一个镜头】
在全世界来讲，六月，无论是在洛杉矶、柏林、悉尼等等都有大规模的同性恋的游行，上街载歌载舞。我们觉得我们在中国也不能缺席，所以我们的网站爱白联同一些女同性恋的民间团体，一块去长城放风筝，也象征我们男女同性恋的联合。
有一些图片【展示放大的照片】：这个是我们准备把风筝放上天。当风筝飞到一定的高度，把线剪断，让它自由飞翔。这是西方的彩虹旗，是象征同性恋的旗帜，和中国传统的风筝结合，我们觉得挺有意义的。还有自己做的一些手链，也是彩虹的。
其实并不是希望大家能够对我们怎么样。如果在大街上能够对我们微笑，我觉得这已经是最大的支持。如果我和崔子恩是爱人，我们手牵手的走在街上，像这样【握住崔的手】。大家对我们报以微笑，这是最大的支持。谢谢。
崔：今天来到这个现场特别感动。从主持人到我们一起来的朋友和现场的朋友们，大家有了很充分的沟通和交流。我不觉得我讲了什么，而是我被诸位的声音所感动。我希望我能够带着这些声音到我接下来的生活里面去，把这种声音传递给我其他的朋友，让他们感到今天的温暖。谢谢诸位，谢谢跟我一起的朋友。
张：今天来我确实挺高兴。只要大家多交流 多沟通，很多传统的东西会很快被颠覆。我们每个人都能不断发现周围的无知。特别祝愿你们的节目能够顺利播出，使在场每个人都对推动这种文明作的贡献能够得到证明。祝你们能够顺利播出。
主：同在阳光下，有一部分人是这么选择他们的生活的。我始终忘不了给张老师写信的19岁孩子还生活在痛苦当中。他怎么样面对这个社会，在很大程度取决于我们怎么面对他。我想对于同性恋这个话题，还需要更多更深入的沟通，谢谢大家！【完】
同在阳光下：天津台同性恋主题访谈（上）
天津电视台7月12日下午2点到5点半在电台道小演播厅录制，该台卫视频道7月21日21：30首播上集，出场嘉宾张北川、崔子恩，主持人李强，现场观众三四十名，女性居多，从大学生到老年人不等。
主持人【下称“主”】：前不久我收到一位朋友转给我的信。看了这封信的内容之后，我们沟通节目组的全体人员，都特别揪心。我给大家读一段这封信：“我是一个19岁的男孩，在无数个不眠的夜里，痛苦的折磨让我想到了死……【从略】”——写这封信的这个男孩，在咱们天津的一所大学里就读。我们找到了这个孩子，我跟他进行了一番对话，大家看一下【转为电视预录画面】：
——看了你写的信，说你曾经想到过死，为什么要这么想？
男孩【下称“孩”】：其实这个问题有时候特别困扰我。
主：你有没有自己分析过，你这种性取向是什么时候开始形成的？
孩：我看过有关报道什么的，可能是因为基因遗传什么的，有这方面的因素。但是我不知道是不是这种倾向的苗头。
主：你回忆是从什么时候开始？
孩：我是从小就有这种倾向。虽然那时候不懂，喜欢男孩，不太懂。但那时候就有倾向，上小学就有。
主：看你写给张教授这封信的时候，我特别揪心。难以想象当时你写这封信之前痛苦到什么程度。
孩：就是晚上睡不着觉，特别痛苦，常人难以想象的痛苦。我可能有抑郁症、强迫症什么的。
主：你有没有试图改变自己的性取向？
孩：有过。其实开始我一下子意识到我的性取向的时候，就一下子开始考虑这个问题的时候， 就在心里挣扎着，就是想把这个性取向调换过来。但是到现在还没做到——感觉不可能。
主：我觉得你好像一直试图避开“同性恋”这三个字。这三个字是不是在你心里有一种障碍？
孩：多少有一点。
主：你希望社会上的人怎么看你，怎么看你们这样的人？
孩：对于现在的社会上大部分的人，都不接受这个。但是像我们这样的人，可能就是性取向不一样，但是归根到底也不是我们的错，形成这个原因根本不是我们的错，我们也不想这样。
主：你现在还那么痛苦得甚至想去死吗？
孩：怎么说呢，比以前好点，但不可能一下子从那种心理压力、阴影中走出来，只能好一点。【预录画面结束，回到现场部分】
主：转给我这封信的是青岛医科大学的张北川教授。我们今天请来张教授一块儿谈一谈同性恋这个话题。咱们欢迎张教授！ 【张从观众席上场】
你好！请坐！
张老师，看了这信，我们大家心里都挺沉重的。我想您恐怕也一样。
张北川【下称“张”】：我可以说是在一定程度上麻木了。我三天两头接这些信，接了不止十年了。我主所编的信里面，有自杀者在自杀前的绝笔——有的人已经自杀身死了，他们的家长给我寄去了信，讲述自己孩子的死亡；还有自己的伴侣自杀身死了，写信给我。 我们这样的信比较多。
主：在这个问题上我们有个困惑：同性恋属于自己的性取向不太一样，为什么那么多人痛苦得甚至选择自杀？
张：我经常讲一句很官方的话，就是我们党在十六大报告说的：“中国是一个经济文化落后的发展中大国。”我特别想强调“经济文化落后”。这种落后实际上综合起来，就是文明落后。大家都不理解这个人群，憋得不得了，想自杀是很自然的。
实际上我们对于性取向的认识上，很多年了存在这种情况。1991年中国发表了一位著名精神病学家的报告，他们单位从1981年到1991年，整理了正好1000位同性爱者的咨询。他发现有40％的人有过自杀企图。我做过四次调查，四次调查数字比较相近，每一次都是有9％到13％的人有过自杀行为。大约30％到35％ 的人有过强烈自杀念头。像刚才这个孩子，只是念头还不是行为。我们的调查（数字）还是比较低的。我看北京有一个专家，他1999年发表的报告，三分之一的人自杀过，有过行为，但是活下来了。社会文化不理解，我们每个人碰到这种情况，真是不容我们活了，我们也受不了，就是去自杀，更硬一些可能就是出现了反社会行为。不就这两条路吗？还有很多人就是忍着。
我理解您说的意思。他们痛苦最大的原因，是来自外部的这种压力、不理解。所以您做这个节目，我非常忙碌，我为什么还出来，就是希望建立一个人和人互相理解、尊重和包容的环境。大家都活得好了，我们不是也好了吗？好几千万人呐。
主：张老师您研究这么多年，您大致有一个数据吗？比如目前在中国的同性恋者应该是多少？
张：这方面研究我专门发表过论文。前年一位领导就告诉我：到底有多少呢，可能大家也知道，我们说话的时候，我们不愿意看到的事，都喜欢把它说得越小越好。
1997年卫生部发表过一个公开的报告，说中国有300万。我们说远远超过。但是多少呢？最后我们发表的数字，男性（这是属于成年人）大约有2000万，女性有1000万；换句话说这个数字等于什么呢，等于性成熟期人口的2％到5％的男性；女性是它的一半。说少，绝对少不出2％、3% ，平均数是3.5％——在男性里。说不少，中国这么多人口，男加女3000万，这不就等于中等国家的人口总数吗？
也有些专家说，3000万这个数字有些保守，但我说差也差不了多少。没有人说这个数字夸大了。去年12月1号，卫生部公布了一个正式的（数字），比我给出的数小；中国有一位著名教授——李银河教授，给出的数是3900万到5200万，比我给出的数要大。所以去年一次高层会议上，我问他们那些专家，我说你们怎么给出一个这么小的数来。很有意思。他们说我们都是看你的论文。我说我没给出这个数，这么小。最后也不好说。可能把对方说得小一些，心里觉得轻松一些。这是很有趣的事情。
主：他们可能是五年前看您的论文。
张：是2002年或者2003年发表的。这之前中国没有正式通过研究，然后详细计算。我2002年根据中国人口统计局给出的男性人口数字。怎么计算的公式我们都拿出来了。以前没有这些数。
主：就您调查中国的社会，对于同性恋的认知现状是什么样的？
张：中国大众认识成分里面，科学的成分很少。我们大家知道，当代中国刚刚走出一个把无知当做纯洁，把愚昧当做德行，把偏见当做原则的社会。我们性取向的事情上认识很少。很多家长到我的办公室，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两位母亲。一位母亲我和她谈了一个小时的话，他的儿子坐在边上，刚20岁。她说我的儿子还不如生下来就死了，当时我听了以后，我想我一个小时白说了。还有一个母亲讲到，她发现自己的儿子是这样的人的时候，她好几次夜里面想把她的儿子杀死；她想一想她的丈夫，为了这个事也饶不了她。那个儿子在我身边，听他母亲说话，一边听一边哭。
所以我出来做宣传重要的目的是什么：希望更多的人生活在没有歧视的社会。我们社会歧视力量太大了。更多的家长说，同性恋没关系，你到时结婚行了，去玩是你的事，但是你得有一个小孩，没有小孩将来谁养活你。这种例子非常多。不懂完全不懂，也不知道是什么事情。很少想到如果这样下去的话，不光儿子违背了他的意志，还要伤害一个姑娘，这种落后反过来是伤害自己，可是又没办法。这就是我们面对的现实啊。
主：咱回来谈这个孩子。这个孩子在跟我谈的时候，他说我现在要去找医生，让医生治疗。您觉得——张老师，同性恋可以治疗吗？是不是一种病？
张：第一我首先想讲的是，人类走过一条漫长的道路来认识这个现象。一开始把它当做一种罪恶严厉惩处。把它看成一种罪恶的产生是有原因的。人类曾经那么落后，不生孩子就是事，不生孩子要影响财富的积累、家族的壮大。在这么一个文化背景下，把它视为一种罪恶。但是在欧洲把它定为一种罪恶以后，不管怎么惩罚也不行，包括烧死，它就是改不了。
这么一种背景之下，19世纪80年代科学才开始正面介入。最早把它这么定位是1886年，出了一本书叫《性精神疾病》，或者叫《性心理疾病》【Psychopathia sexualis，Richard von Krafft-Ebing著】。以后研究下来在1950年代——或者叫20世纪50年代，这时候开始发生变化。心理学家最早。美国的心理学家本身也不是圈内人，他【可能指金赛（Alfred C. Kinsey）】从1948年研究到1956年发表报告，他最后发现——他和保守的科学家和认为是病的科学家一块儿进行了一个研究，研究这个群体的人，他（们）的心理状况，有没有病态的表现，因为病态的表现通常是互相关联的，最后大家研究来研究去——当时都是匿名做的调查，同时被研究者有喜欢同性的人，也有喜欢异性的人——发现根本区分不开。不是病的研究越来越多出现，同性爱者他的智力、社会交往能力、职业工作能力等各方面，和异性爱者没有任何区别。
另外一百多年的研究是什么：用什么药来“治”？他们是不是体内雄激素少了？那给打雄激素；是不是雄激素多了？非常残酷的方法——切除睾丸——这是非常残酷的方法；是不是大脑有问题？大脑手术。多种所谓的“治疗”。你想同性，我给你看裸体的同性照片，引起你的性幻想，或者让人裸体在你面前走，一发现出现性反应我们就过电，就好像电刑似的，早晚刺激你，一想同性就要非常恐惧。各式各样的“治疗方法”都用上了，大量的研究和所谓的“治疗”发展了大约90年左右。
世界在这方面的研究重心一开始是在德国，以后纳粹起来了，不主张这种研究，他们当时把科学家驱逐的驱逐，处死的处死，书全部烧掉。以后科学研究的重心转移到美国。1974年首先是美国精神病协会作出了结论：这不是疾病。1992年世界世界卫生组织作出了结论：这不是疾病。换句话说从1886到1992年，经过100多年所谓的“治疗”所谓的研究最后终于证实了（同性爱不是疾病）。
我们五个指头还不一样长呢。这只不过是人和人的差异——人和人哪方面没有差异呢？所以有时候——我经常讲——没有差异是反常的、是错误的；有差异反而是自然正常的。
主：我想知道，张老师，最初您研究的时候作为一个学者，您研究这个领域，您自己的境遇是什么样的？
张：一直到现在我们也是——我给领导今年还写了封信。一方面，比如说现在，我是中国艾滋病基金会的常务理事、中国艾协的理事、卫生部艾滋病专家委员会的委员、中国性学会的理事，一方面来自上层来自科学界对我的支持非常大；另一方面在基层也是遭遇变相迫害。
我也很理解这个现象。世界很多地方都走过这一条路。当你在研究所谓的边缘人群、弱势人群的时候，研究者往往也成为弱势和边缘。我心理素质很好。我们领导那会儿让我气坏了，领导想禁止我研究，很明确地说出了这个事情。我说，我心理素质很好，无非就是扣奖金什么的，无所谓了，我做了一件我觉得很有意义的事情。作为一个学人，应该有这么一点风度。更何况遭遇的还不是那么大，而且历来成长就是在磨难中出现的，否则的话还有什么意思？做学人就是这样。
主：您是不是信实在回不过来了，然后办了这么一个杂志叫《朋友通讯》？
张：你猜得很对。1997年的时候——那时候和我通信的少——那时候我就发现我知道许多知识，很多人需要这种知识，但我们却没有一个良好的途径。所以我带来的其中有第一期【一边展示杂志】——我们那儿剩很少。第一期不像个样子：非常便宜，纸也很差也非常薄。那时候钱很少，就开始做这个了。
实际上最重要的——无论是改变愚昧也好，控制疾病也好，最重要的是把科学给人民。这就是一个途径。我们就办起了这个刊物。全国36个城市有志愿者协助我们散发，主要是圈内的人士，也有圈外的人士。2001年美国人在北京调查了480多个人，结果发现其中49％的人看过。每当听到这些数字我觉得挺欣慰的。一个人做一点事不容易，碰上一个机遇做一点事又不容易。我碰上我做了，我挺高兴。
主：是不是在这个领域做的学者，还是极少数的？
张：现在应该说有一些人了。特别欣慰的是有一些属于这个圈内的人士出来了。
主：总之咱们在进步——这得感谢张老师。
张：绝对不是这样。很多人说这个的时候，我都非常害怕。实际上中国最近几年来发生重大进步，首先是得益于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科学的风能吹进来。否则的话让我们到哪去说这些话？这是一个社会的进步。比如说你们做这个节目，我为什么支持？我特别欣慰的是听到崔子恩老师和小郑一块来做这个节目。我们在记录什么？还有我们在座的各位所谓的观众，实际上又不是观众，又是参与者。——我们在记录着中国在哪一个领域、哪一个认识上如何在走过这个时代。每个人在这里都有责任。
你也有责任，李强！你来主持这个，你不怕人家说你“是”吗？你为什么充满了同情？这个事都很有意思。
主：因为这不是您的办公室。
张：我记得我在央视和撒贝宁，还有女歌手祖海，我和他们主持艾滋病的节目。他们两个侃侃而谈，最后我给他们一人一个安全套。他们两个人脸通红通红的。
主：您一到演播室是就跟人开这种玩笑！
张：不是开玩笑，我们那时在做预防艾滋病宣传。
主：您这嘉宾太难为人了，我们编导事先也没有告诉我。
谢谢！《同在阳光下》让我们认识生活在我们身边的同性恋者：我们欢迎北京电影学院副教授、导演崔子恩老师！ 【崔从观众席上场】
崔老师您好！请坐。【崔坐到张北川和主持人中间】
崔老师是一位公开的同性恋者。——您从什么时候公开自己这个性取向？
崔子恩【下称“崔”】：在媒体上是2001年——电视媒体。但是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我从来没有隐瞒过自己的性取向。
主：从这么小的时候，您没有感到过压力吗？
崔：我是一个做什么事情都把力量当成动力的人。把所有力量当成动力，包括压力当成动力——推动力。
主：当您开始表露出这个取向的时候，家里人、周围的朋友知道的时候，应该有压力吧？
崔：会有人反对我。对我来说不一定是压力。
主：你怎么面对呢？
崔：反对我的人我就反对他们。中国人的生活习惯里面，（关于我）常常是，走在街上说“看这个人是男的是女的？”有很多人会这样说。比如我去买东西，服务员不好意思直接问我；等我走过去，故意很大声地说“刚才买面包这个人是男的还是女的？”他说“是男的”；（另一个说）“一定是女的！”现在我家旁边卖西瓜的还说：“电影学院的那个老师最近变性了，变成女的了。”
主：在您心里其实有没有过这种想法，或者说渴望自己是一个女孩子？
崔：没有。
主：那您是怎么样一种心理状态？比如说是否看见一个男孩子心里会激动？
崔：对。看见帅哥——像你这样的特别激动。
主：谢谢。这个从小就有吗？
崔：其实从小的时候，我家邻居有比我大一点点的男孩，经常跟我一起玩。差不多是从那时候形成我跟男孩子的一种关系模式。一直上小学、中学、大学，读研究生，毕业自己当老师， 一直都有这样的男孩子在我生命里面出现。
张【追述和崔的交往】：我们认识是在1997年。在艾滋病研究会上认识的，非常熟。所以我看到他我就很高兴。
崔：我跟张老师也是老朋友了。我们无话不谈：所有的问题，关于这个世界的所有的问题，我们都可以交流。还有今天没有到场的李银河老师，也是我很好的朋友，我们也可以交流得很深刻：从文学到艺术、学术，到关于同性恋的主题的研究。
主：本身李老师想来的，因为摔伤了所以没能来。
张：我本来希望背着她来。她和我一块儿出差摔伤的。
主：那您没照顾好李老师。
张：她摔伤的时候是在厕所里。她当时叫了一声——我不敢进去，因为是女厕所。
崔：中国社会常常是分得一清二楚：哪个是男人哪个是女人，不管你是其他的，毫无道理的，你一定是男人，你一定是女人。男人什么样子，女人什么样子。男人就不可以穿得漂亮一点，好看一点，颜色丰富一点，像我这样。女性就不可以穿得很阳刚一点。差不多会有很多这种的规范。但是目前我们国家的文化趋于多元，开始打破一统的格局——男人是男人的样子，女人是女人的样子——开始破坏这样的文化。所以我这样的人，才可以把我的力量显现出来。
主：还可以拍好多电影，写好多书。您拍电影的内容和书的内容，是不是也有很多关于同性恋方面？
崔：是。我1991年开始写同性恋方面的小说。后来到了我写作小说第十个年头，开始在国内出版。我写小说差不多是两种方法：一种方法是写同性恋的生活，另一种方法是实验的幻想性的作品。
主：我这里有很多朋友的问题想问您【读字条】：“同性恋心理最大的压力是什么？”你有吗？
崔：我没有。我身边的一些同性恋朋友的压力，来自于同性恋这个词。这个词被污名化了，成为一种脏的名词。说同性恋的时候就觉得不洁、不干净；不干净的人、有问题的人、有病的人才是同性恋者。跟同性恋有关的事情，不是很另类、很过分被惩罚，就是很悲剧。差不多这样的一些东西。一旦自己把自己看成是同性恋者，觉得自己的生活从此开始进入黑暗，跟我们今天的主题完全不相干，就没有阳光，完全失去阳光。在这样一个词的笼罩下，觉得自己的生命完蛋了。
刚才听你们讲的时候，张老师举的一些例子，他们自杀，就是因为他被定义成一个词。所以同性恋的压力，常常来自于一个名词。这是同性恋自己的无知，来自于大家社会对这个词的认识，同时来自于自己对这个知识没有进行重新认识。他是从社会的角度看自己，而不是从自己的角度看自己。如果从自己的角度看自己，就会发现自己是多么完善的一个人、多么立体的一个人，有爱的能力、信仰的能力，有关怀别人的能力，有支持别人的能力，有战胜自己痛苦的能力。
主：您是这么看自己的吗？
崔：是。我还有战胜死亡的能力。
主：还有这样的问题：“为什么会选择同性别的人？有意思吗？是否从心里排斥异性的追求和交往，也排斥结婚？”
崔：我们喜欢什么？比如说我们在这样的光线里面，看到大家很平安地坐在这里面，没有人生病、痛苦、流泪，我们就喜欢这样的场面，喜欢呆在这里，我们喜欢到演播厅里来。我们喜欢这种东西，这就是一种力量。
爱也是一种才能。爱同性也是一种才能。因为有限的爱的才能，不能让我们爱所有的人。我们生来会爱自己父母兄弟姐妹，成长过程中爱自己的朋友、爱人，爱的人有限所以会选择一些人来爱。像我选择一些同性来爱，有些人选择异性去爱，有些人也选择同性也选择异性。都是爱，都是光芒。对我来说，只要是有光芒的东西就是可爱的东西，就是有趣的东西。我追寻它，我在其中获得满足。
讲到对女性的了解，我可能甚至多于对同性的了解。我有我特别伟大的妈妈，有我伟大的姐姐，我通过她们来了解女性的伟大。我要讲我是一个同性恋者，我首先要讲我是女性主义者，然后我才要讲我是一个同性恋者。我认为所有有同性恋文化背景的人，他首先要有女性主义的文化背景，他才能够进而去认识同性恋文化。
主：您刚才提到妈妈、姐姐，忽然让我想到一个问题。写信的19岁的孩子说，从小妈妈拿他当女孩养。他认为这个行为导致他将来成为一名同性恋者。我们不知道崔老师是不是这样？
崔：我不认为一个人成为什么样的人是由父母决定的，我认为是由自己决定的。如果说童年的时候家长的影响比较大，但是只是影响一部分。
张：上海曾经做过一个调查：幼儿园里面百分之十几的孩子被父母当做异性抚养，这个数要明显超过2％到5％。这说明多数人并不是由这样发生变化的。后天抚养环境不能使一个人成为同性恋。我是说没有必要自责。没有多大关系。
崔：探讨一个人从什么样的途径成为同性恋者，或者是自己选择的或者是家长培养的，好像是同性恋是错的。所以家里把这个孩子当女孩养养错了，父母犯了错误。在我看来这样的父母特别好——世界上增添了一种新的文化；从小培养出来，他有另一种文化。
主【邀请举手发问的观众】：那边有朋友——
观众：我首先想对今天同性恋嘉宾表示钦佩。实际上他们本身没有做错任何事情，但是日常生活中会遇到大家异样的目光，我想他们今天来到这里的勇气是值得钦佩的。
第二个问题可能崔老师不一定爱听。我们虽然非常理解同性恋，但毕竟有很多家长和当事人很痛苦。有没有可能用人为后天的手段去干预？比如说开颅戒毒。在科学发达、进行手术自愿的情况下，改变自己的性取向是否有可能？谢谢。【上集完】
主持人【下称“主”】：前不久我收到一位朋友转给我的信。看了这封信的内容之后，我们沟通节目组的全体人员，都特别揪心。我给大家读一段这封信：“我是一个19岁的男孩，在无数个不眠的夜里，痛苦的折磨让我想到了死……【从略】”——写这封信的这个男孩，在咱们天津的一所大学里就读。我们找到了这个孩子，我跟他进行了一番对话，大家看一下【转为电视预录画面】：
——看了你写的信，说你曾经想到过死，为什么要这么想？
男孩【下称“孩”】：其实这个问题有时候特别困扰我。
主：你有没有自己分析过，你这种性取向是什么时候开始形成的？
孩：我看过有关报道什么的，可能是因为基因遗传什么的，有这方面的因素。但是我不知道是不是这种倾向的苗头。
主：你回忆是从什么时候开始？
孩：我是从小就有这种倾向。虽然那时候不懂，喜欢男孩，不太懂。但那时候就有倾向，上小学就有。
主：看你写给张教授这封信的时候，我特别揪心。难以想象当时你写这封信之前痛苦到什么程度。
孩：就是晚上睡不着觉，特别痛苦，常人难以想象的痛苦。我可能有抑郁症、强迫症什么的。
主：你有没有试图改变自己的性取向？
孩：有过。其实开始我一下子意识到我的性取向的时候，就一下子开始考虑这个问题的时候， 就在心里挣扎着，就是想把这个性取向调换过来。但是到现在还没做到——感觉不可能。
主：我觉得你好像一直试图避开“同性恋”这三个字。这三个字是不是在你心里有一种障碍？
孩：多少有一点。
主：你希望社会上的人怎么看你，怎么看你们这样的人？
孩：对于现在的社会上大部分的人，都不接受这个。但是像我们这样的人，可能就是性取向不一样，但是归根到底也不是我们的错，形成这个原因根本不是我们的错，我们也不想这样。
主：你现在还那么痛苦得甚至想去死吗？
孩：怎么说呢，比以前好点，但不可能一下子从那种心理压力、阴影中走出来，只能好一点。【预录画面结束，回到现场部分】
主：转给我这封信的是青岛医科大学的张北川教授。我们今天请来张教授一块儿谈一谈同性恋这个话题。咱们欢迎张教授！ 【张从观众席上场】
你好！请坐！
张老师，看了这信，我们大家心里都挺沉重的。我想您恐怕也一样。
张北川【下称“张”】：我可以说是在一定程度上麻木了。我三天两头接这些信，接了不止十年了。我主所编的信里面，有自杀者在自杀前的绝笔——有的人已经自杀身死了，他们的家长给我寄去了信，讲述自己孩子的死亡；还有自己的伴侣自杀身死了，写信给我。 我们这样的信比较多。
主：在这个问题上我们有个困惑：同性恋属于自己的性取向不太一样，为什么那么多人痛苦得甚至选择自杀？
张：我经常讲一句很官方的话，就是我们党在十六大报告说的：“中国是一个经济文化落后的发展中大国。”我特别想强调“经济文化落后”。这种落后实际上综合起来，就是文明落后。大家都不理解这个人群，憋得不得了，想自杀是很自然的。
实际上我们对于性取向的认识上，很多年了存在这种情况。1991年中国发表了一位著名精神病学家的报告，他们单位从1981年到1991年，整理了正好1000位同性爱者的咨询。他发现有40％的人有过自杀企图。我做过四次调查，四次调查数字比较相近，每一次都是有9％到13％的人有过自杀行为。大约30％到35％ 的人有过强烈自杀念头。像刚才这个孩子，只是念头还不是行为。我们的调查（数字）还是比较低的。我看北京有一个专家，他1999年发表的报告，三分之一的人自杀过，有过行为，但是活下来了。社会文化不理解，我们每个人碰到这种情况，真是不容我们活了，我们也受不了，就是去自杀，更硬一些可能就是出现了反社会行为。不就这两条路吗？还有很多人就是忍着。
我理解您说的意思。他们痛苦最大的原因，是来自外部的这种压力、不理解。所以您做这个节目，我非常忙碌，我为什么还出来，就是希望建立一个人和人互相理解、尊重和包容的环境。大家都活得好了，我们不是也好了吗？好几千万人呐。
主：张老师您研究这么多年，您大致有一个数据吗？比如目前在中国的同性恋者应该是多少？
张：这方面研究我专门发表过论文。前年一位领导就告诉我：到底有多少呢，可能大家也知道，我们说话的时候，我们不愿意看到的事，都喜欢把它说得越小越好。
1997年卫生部发表过一个公开的报告，说中国有300万。我们说远远超过。但是多少呢？最后我们发表的数字，男性（这是属于成年人）大约有2000万，女性有1000万；换句话说这个数字等于什么呢，等于性成熟期人口的2％到5％的男性；女性是它的一半。说少，绝对少不出2％、3% ，平均数是3.5％——在男性里。说不少，中国这么多人口，男加女3000万，这不就等于中等国家的人口总数吗？
也有些专家说，3000万这个数字有些保守，但我说差也差不了多少。没有人说这个数字夸大了。去年12月1号，卫生部公布了一个正式的（数字），比我给出的数小；中国有一位著名教授——李银河教授，给出的数是3900万到5200万，比我给出的数要大。所以去年一次高层会议上，我问他们那些专家，我说你们怎么给出一个这么小的数来。很有意思。他们说我们都是看你的论文。我说我没给出这个数，这么小。最后也不好说。可能把对方说得小一些，心里觉得轻松一些。这是很有趣的事情。
主：他们可能是五年前看您的论文。
张：是2002年或者2003年发表的。这之前中国没有正式通过研究，然后详细计算。我2002年根据中国人口统计局给出的男性人口数字。怎么计算的公式我们都拿出来了。以前没有这些数。
主：就您调查中国的社会，对于同性恋的认知现状是什么样的？
张：中国大众认识成分里面，科学的成分很少。我们大家知道，当代中国刚刚走出一个把无知当做纯洁，把愚昧当做德行，把偏见当做原则的社会。我们性取向的事情上认识很少。很多家长到我的办公室，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两位母亲。一位母亲我和她谈了一个小时的话，他的儿子坐在边上，刚20岁。她说我的儿子还不如生下来就死了，当时我听了以后，我想我一个小时白说了。还有一个母亲讲到，她发现自己的儿子是这样的人的时候，她好几次夜里面想把她的儿子杀死；她想一想她的丈夫，为了这个事也饶不了她。那个儿子在我身边，听他母亲说话，一边听一边哭。
所以我出来做宣传重要的目的是什么：希望更多的人生活在没有歧视的社会。我们社会歧视力量太大了。更多的家长说，同性恋没关系，你到时结婚行了，去玩是你的事，但是你得有一个小孩，没有小孩将来谁养活你。这种例子非常多。不懂完全不懂，也不知道是什么事情。很少想到如果这样下去的话，不光儿子违背了他的意志，还要伤害一个姑娘，这种落后反过来是伤害自己，可是又没办法。这就是我们面对的现实啊。
主：咱回来谈这个孩子。这个孩子在跟我谈的时候，他说我现在要去找医生，让医生治疗。您觉得——张老师，同性恋可以治疗吗？是不是一种病？
张：第一我首先想讲的是，人类走过一条漫长的道路来认识这个现象。一开始把它当做一种罪恶严厉惩处。把它看成一种罪恶的产生是有原因的。人类曾经那么落后，不生孩子就是事，不生孩子要影响财富的积累、家族的壮大。在这么一个文化背景下，把它视为一种罪恶。但是在欧洲把它定为一种罪恶以后，不管怎么惩罚也不行，包括烧死，它就是改不了。
这么一种背景之下，19世纪80年代科学才开始正面介入。最早把它这么定位是1886年，出了一本书叫《性精神疾病》，或者叫《性心理疾病》【Psychopathia sexualis，Richard von Krafft-Ebing著】。以后研究下来在1950年代——或者叫20世纪50年代，这时候开始发生变化。心理学家最早。美国的心理学家本身也不是圈内人，他【可能指金赛（Alfred C. Kinsey）】从1948年研究到1956年发表报告，他最后发现——他和保守的科学家和认为是病的科学家一块儿进行了一个研究，研究这个群体的人，他（们）的心理状况，有没有病态的表现，因为病态的表现通常是互相关联的，最后大家研究来研究去——当时都是匿名做的调查，同时被研究者有喜欢同性的人，也有喜欢异性的人——发现根本区分不开。不是病的研究越来越多出现，同性爱者他的智力、社会交往能力、职业工作能力等各方面，和异性爱者没有任何区别。
另外一百多年的研究是什么：用什么药来“治”？他们是不是体内雄激素少了？那给打雄激素；是不是雄激素多了？非常残酷的方法——切除睾丸——这是非常残酷的方法；是不是大脑有问题？大脑手术。多种所谓的“治疗”。你想同性，我给你看裸体的同性照片，引起你的性幻想，或者让人裸体在你面前走，一发现出现性反应我们就过电，就好像电刑似的，早晚刺激你，一想同性就要非常恐惧。各式各样的“治疗方法”都用上了，大量的研究和所谓的“治疗”发展了大约90年左右。
世界在这方面的研究重心一开始是在德国，以后纳粹起来了，不主张这种研究，他们当时把科学家驱逐的驱逐，处死的处死，书全部烧掉。以后科学研究的重心转移到美国。1974年首先是美国精神病协会作出了结论：这不是疾病。1992年世界世界卫生组织作出了结论：这不是疾病。换句话说从1886到1992年，经过100多年所谓的“治疗”所谓的研究最后终于证实了（同性爱不是疾病）。
我们五个指头还不一样长呢。这只不过是人和人的差异——人和人哪方面没有差异呢？所以有时候——我经常讲——没有差异是反常的、是错误的；有差异反而是自然正常的。
主：我想知道，张老师，最初您研究的时候作为一个学者，您研究这个领域，您自己的境遇是什么样的？
张：一直到现在我们也是——我给领导今年还写了封信。一方面，比如说现在，我是中国艾滋病基金会的常务理事、中国艾协的理事、卫生部艾滋病专家委员会的委员、中国性学会的理事，一方面来自上层来自科学界对我的支持非常大；另一方面在基层也是遭遇变相迫害。
我也很理解这个现象。世界很多地方都走过这一条路。当你在研究所谓的边缘人群、弱势人群的时候，研究者往往也成为弱势和边缘。我心理素质很好。我们领导那会儿让我气坏了，领导想禁止我研究，很明确地说出了这个事情。我说，我心理素质很好，无非就是扣奖金什么的，无所谓了，我做了一件我觉得很有意义的事情。作为一个学人，应该有这么一点风度。更何况遭遇的还不是那么大，而且历来成长就是在磨难中出现的，否则的话还有什么意思？做学人就是这样。
主：您是不是信实在回不过来了，然后办了这么一个杂志叫《朋友通讯》？
张：你猜得很对。1997年的时候——那时候和我通信的少——那时候我就发现我知道许多知识，很多人需要这种知识，但我们却没有一个良好的途径。所以我带来的其中有第一期【一边展示杂志】——我们那儿剩很少。第一期不像个样子：非常便宜，纸也很差也非常薄。那时候钱很少，就开始做这个了。
实际上最重要的——无论是改变愚昧也好，控制疾病也好，最重要的是把科学给人民。这就是一个途径。我们就办起了这个刊物。全国36个城市有志愿者协助我们散发，主要是圈内的人士，也有圈外的人士。2001年美国人在北京调查了480多个人，结果发现其中49％的人看过。每当听到这些数字我觉得挺欣慰的。一个人做一点事不容易，碰上一个机遇做一点事又不容易。我碰上我做了，我挺高兴。
主：是不是在这个领域做的学者，还是极少数的？
张：现在应该说有一些人了。特别欣慰的是有一些属于这个圈内的人士出来了。
主：总之咱们在进步——这得感谢张老师。
张：绝对不是这样。很多人说这个的时候，我都非常害怕。实际上中国最近几年来发生重大进步，首先是得益于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科学的风能吹进来。否则的话让我们到哪去说这些话？这是一个社会的进步。比如说你们做这个节目，我为什么支持？我特别欣慰的是听到崔子恩老师和小郑一块来做这个节目。我们在记录什么？还有我们在座的各位所谓的观众，实际上又不是观众，又是参与者。——我们在记录着中国在哪一个领域、哪一个认识上如何在走过这个时代。每个人在这里都有责任。
你也有责任，李强！你来主持这个，你不怕人家说你“是”吗？你为什么充满了同情？这个事都很有意思。
主：因为这不是您的办公室。
张：我记得我在央视和撒贝宁，还有女歌手祖海，我和他们主持艾滋病的节目。他们两个侃侃而谈，最后我给他们一人一个安全套。他们两个人脸通红通红的。
主：您一到演播室是就跟人开这种玩笑！
张：不是开玩笑，我们那时在做预防艾滋病宣传。
主：您这嘉宾太难为人了，我们编导事先也没有告诉我。
谢谢！《同在阳光下》让我们认识生活在我们身边的同性恋者：我们欢迎北京电影学院副教授、导演崔子恩老师！ 【崔从观众席上场】
崔老师您好！请坐。【崔坐到张北川和主持人中间】
崔老师是一位公开的同性恋者。——您从什么时候公开自己这个性取向？
崔子恩【下称“崔”】：在媒体上是2001年——电视媒体。但是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我从来没有隐瞒过自己的性取向。
主：从这么小的时候，您没有感到过压力吗？
崔：我是一个做什么事情都把力量当成动力的人。把所有力量当成动力，包括压力当成动力——推动力。
主：当您开始表露出这个取向的时候，家里人、周围的朋友知道的时候，应该有压力吧？
崔：会有人反对我。对我来说不一定是压力。
主：你怎么面对呢？
崔：反对我的人我就反对他们。中国人的生活习惯里面，（关于我）常常是，走在街上说“看这个人是男的是女的？”有很多人会这样说。比如我去买东西，服务员不好意思直接问我；等我走过去，故意很大声地说“刚才买面包这个人是男的还是女的？”他说“是男的”；（另一个说）“一定是女的！”现在我家旁边卖西瓜的还说：“电影学院的那个老师最近变性了，变成女的了。”
主：在您心里其实有没有过这种想法，或者说渴望自己是一个女孩子？
崔：没有。
主：那您是怎么样一种心理状态？比如说是否看见一个男孩子心里会激动？
崔：对。看见帅哥——像你这样的特别激动。
主：谢谢。这个从小就有吗？
崔：其实从小的时候，我家邻居有比我大一点点的男孩，经常跟我一起玩。差不多是从那时候形成我跟男孩子的一种关系模式。一直上小学、中学、大学，读研究生，毕业自己当老师， 一直都有这样的男孩子在我生命里面出现。
张【追述和崔的交往】：我们认识是在1997年。在艾滋病研究会上认识的，非常熟。所以我看到他我就很高兴。
崔：我跟张老师也是老朋友了。我们无话不谈：所有的问题，关于这个世界的所有的问题，我们都可以交流。还有今天没有到场的李银河老师，也是我很好的朋友，我们也可以交流得很深刻：从文学到艺术、学术，到关于同性恋的主题的研究。
主：本身李老师想来的，因为摔伤了所以没能来。
张：我本来希望背着她来。她和我一块儿出差摔伤的。
主：那您没照顾好李老师。
张：她摔伤的时候是在厕所里。她当时叫了一声——我不敢进去，因为是女厕所。
崔：中国社会常常是分得一清二楚：哪个是男人哪个是女人，不管你是其他的，毫无道理的，你一定是男人，你一定是女人。男人什么样子，女人什么样子。男人就不可以穿得漂亮一点，好看一点，颜色丰富一点，像我这样。女性就不可以穿得很阳刚一点。差不多会有很多这种的规范。但是目前我们国家的文化趋于多元，开始打破一统的格局——男人是男人的样子，女人是女人的样子——开始破坏这样的文化。所以我这样的人，才可以把我的力量显现出来。
主：还可以拍好多电影，写好多书。您拍电影的内容和书的内容，是不是也有很多关于同性恋方面？
崔：是。我1991年开始写同性恋方面的小说。后来到了我写作小说第十个年头，开始在国内出版。我写小说差不多是两种方法：一种方法是写同性恋的生活，另一种方法是实验的幻想性的作品。
主：我这里有很多朋友的问题想问您【读字条】：“同性恋心理最大的压力是什么？”你有吗？
崔：我没有。我身边的一些同性恋朋友的压力，来自于同性恋这个词。这个词被污名化了，成为一种脏的名词。说同性恋的时候就觉得不洁、不干净；不干净的人、有问题的人、有病的人才是同性恋者。跟同性恋有关的事情，不是很另类、很过分被惩罚，就是很悲剧。差不多这样的一些东西。一旦自己把自己看成是同性恋者，觉得自己的生活从此开始进入黑暗，跟我们今天的主题完全不相干，就没有阳光，完全失去阳光。在这样一个词的笼罩下，觉得自己的生命完蛋了。
刚才听你们讲的时候，张老师举的一些例子，他们自杀，就是因为他被定义成一个词。所以同性恋的压力，常常来自于一个名词。这是同性恋自己的无知，来自于大家社会对这个词的认识，同时来自于自己对这个知识没有进行重新认识。他是从社会的角度看自己，而不是从自己的角度看自己。如果从自己的角度看自己，就会发现自己是多么完善的一个人、多么立体的一个人，有爱的能力、信仰的能力，有关怀别人的能力，有支持别人的能力，有战胜自己痛苦的能力。
主：您是这么看自己的吗？
崔：是。我还有战胜死亡的能力。
主：还有这样的问题：“为什么会选择同性别的人？有意思吗？是否从心里排斥异性的追求和交往，也排斥结婚？”
崔：我们喜欢什么？比如说我们在这样的光线里面，看到大家很平安地坐在这里面，没有人生病、痛苦、流泪，我们就喜欢这样的场面，喜欢呆在这里，我们喜欢到演播厅里来。我们喜欢这种东西，这就是一种力量。
爱也是一种才能。爱同性也是一种才能。因为有限的爱的才能，不能让我们爱所有的人。我们生来会爱自己父母兄弟姐妹，成长过程中爱自己的朋友、爱人，爱的人有限所以会选择一些人来爱。像我选择一些同性来爱，有些人选择异性去爱，有些人也选择同性也选择异性。都是爱，都是光芒。对我来说，只要是有光芒的东西就是可爱的东西，就是有趣的东西。我追寻它，我在其中获得满足。
讲到对女性的了解，我可能甚至多于对同性的了解。我有我特别伟大的妈妈，有我伟大的姐姐，我通过她们来了解女性的伟大。我要讲我是一个同性恋者，我首先要讲我是女性主义者，然后我才要讲我是一个同性恋者。我认为所有有同性恋文化背景的人，他首先要有女性主义的文化背景，他才能够进而去认识同性恋文化。
主：您刚才提到妈妈、姐姐，忽然让我想到一个问题。写信的19岁的孩子说，从小妈妈拿他当女孩养。他认为这个行为导致他将来成为一名同性恋者。我们不知道崔老师是不是这样？
崔：我不认为一个人成为什么样的人是由父母决定的，我认为是由自己决定的。如果说童年的时候家长的影响比较大，但是只是影响一部分。
张：上海曾经做过一个调查：幼儿园里面百分之十几的孩子被父母当做异性抚养，这个数要明显超过2％到5％。这说明多数人并不是由这样发生变化的。后天抚养环境不能使一个人成为同性恋。我是说没有必要自责。没有多大关系。
崔：探讨一个人从什么样的途径成为同性恋者，或者是自己选择的或者是家长培养的，好像是同性恋是错的。所以家里把这个孩子当女孩养养错了，父母犯了错误。在我看来这样的父母特别好——世界上增添了一种新的文化；从小培养出来，他有另一种文化。
主【邀请举手发问的观众】：那边有朋友——
观众：我首先想对今天同性恋嘉宾表示钦佩。实际上他们本身没有做错任何事情，但是日常生活中会遇到大家异样的目光，我想他们今天来到这里的勇气是值得钦佩的。
第二个问题可能崔老师不一定爱听。我们虽然非常理解同性恋，但毕竟有很多家长和当事人很痛苦。有没有可能用人为后天的手段去干预？比如说开颅戒毒。在科学发达、进行手术自愿的情况下，改变自己的性取向是否有可能？谢谢。【上集完】
[南方周末] 两个男人的20年“婚姻”
——“现在看来没有什么力量能够阻止我们白头偕老”
本报记者南香红
■ 他们自制了一张“结婚证”，是用1980年代通用的一种奖状做的，上面写着“海枯石烂，永不变心，白头偕老，挑战传统”。
■ 他们给自己营建了一个小社会，这个小社会只有那些可以理解包容他们的人：双方的家族、个别的老同学、大杂院里的部分邻居，还有圈子里的少数朋友。只有在这里面，他们的婚姻才是安全的。
■ 为了纪念“结婚”20年，他们专门照了相，这在当年是不可想象的，正如新华社在一篇同性恋报道中所指出的：一个以隐秘为特征的时代结束了。
李蜀仁和孙庆生是两个年届五十的男人。到今年他们整整在一起生活了20年，他们把在一起的生活称为“婚姻”。
没有法律承认这种“婚姻”，这种“婚姻”也不能公之于众，20年来，他们基本上过着隐形人生活：在众人眼里，他们是大老板和二老板，两个事业有成的商人，而对于他们自己来说，他们是一对恩爱“夫妻”。
“结婚”20年，他们决定庆祝一下。和他们走过的5年、10年、15年“结婚”纪念日一样，这种庆祝只能在“圈子”里进行。
“天长地久有没有”，成都同性恋者之间传递的一份内部刊物《同心》以此为标题盛赞他们20年的爱情，美誉他们是“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
赞誉他们婚姻的还有李蜀仁和孙庆生的家人，李蜀仁85岁的老母亲，60岁的大姐，还有孙庆生的父母家人。“就是娶个婆娘也不一定这么好。”李蜀仁85岁的老母说。
为了纪念“结婚”20年，他们专门照了相。照片上两个人都穿着唐装，李的唐装是青色的，孙的唐装是大红的，李坐着，挺直着身板，显得硬朗而健康，孙站在李的身后，笑容可掬。从任何角度来看，这都是一对夫妻的标准照，甚至从他们的眼神里，竟然可以看出“夫妻相”，——长久相守让两人越来越相像。
但是这种照片还不能去专门的照相馆里照，成都关爱小组的成员承担了这一任务。
20年前这对男人自制了“结婚证”，指天发誓，今后两个人将彼此的生命放在一起。
“现在看来没有什么力量能够阻止我们白头偕老。”
■ 不一样的男孩
李蜀仁说他曾是一个朝气蓬勃的男孩子，调皮，打架，喜欢一切冒险的事。和李蜀仁一个院子长大的吕光美说，李蜀仁常常被母亲拿了竹竿子打得满院子跑。“性子野得很”的李蜀仁和别的男孩有一点不同，就是在青春萌动的时候，他脑子里幻想的“全部是男人的身体，只要是去找女孩的事，一帮男孩兴奋得一哄而上，我就躲得远远的，一点兴趣都没有”。
而孙庆生的性情和李蜀仁完全不同。从小他就是一个漂亮、羞涩而内向的男孩，女孩喜欢的事情他最为精通，踢毽子、跳绳常常是女孩纷纷败下阵来，最后他还留在场上。在大学里，因为舞跳得好，他成为学校舞蹈队的成员。一张30年前的黑白照片留下了他跳舞的情景：一个大眼睛的男孩，全身充满韵律，四肢张开，好像要飞起来一样。
两个男孩的第一次性经历都是和男人发生的，都是在看电影时结束了童贞。
李蜀仁说他这一生从来没有对女性有过性冲动。他认为他的“毛脖是娘肚子里带来的，并且坚信这一生无论用什么方法都不能改变，除非将他的肉身化了，投胎重做。
孙庆生不能肯定，如果他的第一次是和一个女性，他是否会成为“另一种人”，他可以肯定的是，自从有了第一次，他的性取向就变得非常地确定。
但是那是上个世纪的70年代末80年代初，他们为自己的与众不同而痛苦欲死。
“半夜醒来枕头常常是湿的，就是在梦中也想不通自己为什么是这种人。”
这种人在那个年代被看成是不男不女的人妖，是怪物。
“你得强装笑脸言不由衷戴着面具生活。”
最大的痛苦不仅是这些，最主要的是搞不懂自己为什么会这样。
李蜀仁偷偷地去找过医生，医生说是他的“世界观有了问题”，建议平时加强世界观的改造，多进行体育活动，将注意力转移到运动上来。
孙庆生直到上大学的时候才查到了“同性恋”这个词：“由于男子或女子的某一方的不愉快而孕育的孩子，容易出现性倾向问题”，这个让他匪夷所思的说法并没有解决他的困惑：自己是不是个妖怪；自己是不是得了一种病；这种病是不是可以改掉或者治好；自己将来怎么生活……
1980年代初李蜀仁和孙庆生各自生活在成都和重庆。李在一家工厂，是顶替父亲才从下乡的知青变成工人的；孙在读大学，因为考上了大学才离开乡下。那时候他们都27岁了，在各自不同的城市经历着相同的煎熬。
孙在大学里恋爱了，是一个男孩，学校学生会的主席，大学里的公众人物。“我们之间好像有磁铁似的，很‘微妙’，不知怎么心就相通了。”
但是两个人同时都变了，阴影长在心里了，眼睛总是瞟来瞟去，贼溜溜地观察每一个人的表情，终于他顶不住压力，找了一个女孩“耍朋友”去了，他要证明给大家看：我很正常，我对女人感兴趣。
实际上他根本不碰女孩一下，女孩假装和他比个子脸都快贴着脸了，他心里明镜似的，但就是不能拥抱她。
“我们剧烈地吵架，我痛苦地用头撞树，整夜地哭，想死。”
■ 飘飘
“有一次在浴室里，看到一个年龄大的男人靠近一个年轻的，结果被那年轻人一耳光掴在脸上，我当时心都寒了，我们这些人老了怎么办？”他说。
成都人对同性恋者有一个形象有趣的称呼：“飘飘”，将同性恋活动的地方称为：“飘潮。
李蜀仁对此的解释是：同性恋者就像“浮萍”，一方面是活动场所的漂浮不定，一方面是心里的飘的感觉。
孙庆生大学毕业以后到了成都一所中学教书。
两个人接触，你喜欢别人，别人可能不喜欢你；别人喜欢你，你可能又不喜欢他。交往长的，维持几个月，短的，就一次两次。“那是一种魔鬼般的不可扼制的诱惑，知道那个不能干，但就是抑制不了自己，骂自己和畜生一样，恨自己受性的驱使。”李蜀仁说，“分手，伤害，伤口都留在心里。时间长了，觉得在这个圈子里没有真感情。”
在李蜀仁母亲的眼里，这个二儿子是个惹事生非不安定的家伙，高兴了东游西逛整天不回家，不高兴了睡在床上几天不起来。可他也是最被看重的孩子，三个男孩里他长得最健壮，另两个男孩先后结婚生下的都是女孩，传香火的重任非这个二儿子莫属，所以父母像搞轰炸似的介绍对象，逼着他结婚。可他多漂亮的女娃见都不肯见，逼急了就说要自杀。
“他冲着我妈妈喊叫：‘你咋的把我生成这样子嘛’，我们一直都不明白这句话是啥意思，妈妈把他生成啥样子了，不是好好的嘛，一个人高马大的大男子汉，这句话就像是一个谜语，我们一家人猜了20年才搞明白。”李蜀仁的大姐说。
“我们这些人的眼神都是一样的，飘飘的，很茫然的。”李蜀仁说。
“飘泊够了，好没意思。”孙庆生说。
你的欢乐悲伤总得有人说，你得有人分担，你得有寄托，“这一点上我们这样的人和男女之间绝对是一样一样的，而这种情感是父母兄弟之情所不能替补的。”
李蜀仁和孙庆生都在心里生出一种渴望：找一个男人，托付终身。
■ 定情
一本书救了孙庆生。那是一本从香港影印过来的书，白色的封面，没有书名，也没有作者的名字，繁体字，用红的笔、黑的笔画满了道道圈圈，从插图和文字一下就能看出这是一本严肃的介绍同性恋的书。这本书不知通过什么渠道流传到了成都。
他第一次获得了有关同性恋的知识，他明白了自己是一种特殊性取向的人，并且这种性取向是终身的，不能通过医学的手段进行改变。他第一次知道世界其他国家也有像他这样的人。从十五六岁到30岁，他用了近15年的痛苦与折磨才确定：自己是一个同性恋者。
“一天深夜，一个陌生人咚咚地敲门，一进门他就说他是一个同性恋，说自己不想活了，但听说我这里有一本书，想死之前看一看。”圈子里的消息传得特别快，但被人找上门来孙庆生还是吃了一惊。这本影印书在圈子里流传，每流传一个人，书上就多一些道道圈圈。
孙庆生至今还保留着这本书。看过书之后，他在圈子里求证：同性恋应该选择怎样的生活。应不应该和异性结婚。和异性结婚的人有没有改变性取向的。结婚的人是不是幸福的。
“我看到听到了一个个悲哀伤感的故事，结婚，离婚，再结婚，再离婚，最后出家做了僧人，就是做了僧人还是改变不了。我打定主意决不选择和异性结婚。”
就在这时，一个深爱孙庆生的女同事因为对孙的失望从学校出走，这在学校引起轩然大波，学校领导找他谈话，让他对姑娘负责，孙说，我连她的手都没拉一下，负什么责？
就在承受着内心和社会双重挤压的时候，1985年秋天的一个下午，在成都著名的“飘潮——劳动文化宫的水池边，孙庆生看到了李蜀仁。
“我们一见钟情。”“我假装要抽烟，凑上前去说：‘借个火’，实际上我身上是有火的，他没有将燃着的烟递给我，而是很郑重地从包里掏出火重新给我点上。”
李蜀仁对孙庆生的评价是性格温顺，温文尔雅，一看就是有文化的人；孙庆生欣赏李蜀仁随和中带点邋遢，性格刚烈，敢作敢为，有头脑不莽撞。
“这是一种缘分，1000个里都不会有一对。”激情过去之后，是两人精神的契合。“你有喜悦想第一个告诉他，他有悲伤想说给你听，那是一种甜蜜的感觉。”
更重要的是他们在对将来的打算上一拍即合。“当时我说出了上半句，他马上说出了下半句，就是托付终生，白头偕老，一生一世在一起生活。”
这种想法在当时无异于离经叛道，在他们所知的同性恋圈子里，没有人以这样的方式生活过。
“我最佩服的是李蜀仁的勇气。他完全是靠自己的思考和对自由生活的渴望而萌生出这个想法的。他这么想，就这么做，在我们认识他一个月后，他就带我住进了他的家里。”
当然，孙住进李家的大杂院是以“战友”的身份。但是，这个住着20户人家、吃饭时都端着碗在院里、每家每户都没有隐私的大院里的人们很快就嗅到了什么。
“两个大男人住在一起，出双入对的，大家都感到奇怪，背后指指点点，当面又不好说什么，毕竟是几十年的老邻居了嘛。”李的邻居吕先生说。
■“结婚”
1986年春暖花开的时候，他们为自己的婚姻举行了一整套复杂的程序。
先是选了一个日子，一个是3月6日出生，一个是3月27日出生，“结婚”的日子就选在中间。
他们走进了照相馆，照了一张两寸的黑白半身“结婚照”，一个坐得高点，一个矮点，两个人的头紧挨在一起。当然，这样的照片以“战友”的名义进行。
他们花70元打了一辆出租车，70元是孙庆生两个月的工资，到沱江边的朝阳湖，李蜀仁曾经下乡的地方，举着拳头对苍天发誓。
在他们的影集里，还珍藏着当年的照片，那是请出租司机拍下的，照片上洋溢着1980年代的时髦气息。一座塔下，两人靠得很近，李蜀仁烫着卷发，夹克衫，孙庆生穿着西装，打一条大红色的领带，喇叭口的裤子。
“有甜蜜，有喜悦，更多的是悲壮。没有人这样，也不知道有什么样的命运在等着，但我们认为这样是对的，这是我们想要的生活，起码我们没有去害那些无辜的女孩。”
李蜀仁没敢将这次行动告诉家人，孙庆生写信告诉了妹妹——6个兄妹中和他最亲近的一个。他写道：我本来不想走这条路，但上天安排我是这样的一个人，我很孤独，也很寂寞。
妹妹回信：不管发生什么事，我都理解你，因为我们的血管里流着相同的血。我相信你说的都是真的。寄上100元钱，作为你们结婚的礼物。
“我捧着信大哭一场，这是我们收到的惟一礼物和惟一的祝福。”
举行过“结婚仪式”之后，李蜀仁带着孙庆生和自己母亲、大姐一家人到北京、西安做了一次旅行。表面是一家人的出行，暗中是两个新婚人的蜜月。李的大姐记得很清楚，在华山拜神之后，弟弟抽了一签，是“下下”签，上面写着“天崩地裂，天打五雷轰”，求山上的道士解签，道士看过之后变色，坚辞不肯。
“我当时也有点害怕，但我还是相信自己是对的。下山之后我就把我和孙庆生之间的事告诉了大姐。”李蜀仁说。
李家大姐真有点五雷轰顶的感觉，第一反应是弟弟不要是得了什么病了。
大姐告诉母亲，母亲说，不可能，你看两个男人喉头都大大的，怎么会嘛
李家父母是老实巴交的人，父亲信佛，长期吃斋，母亲胸前吊着一个袋子，一只手总是藏在袋子里，捻着里面的佛珠，捻一个珠子念一句佛。让他们接受这样的事，不容易。
不要再逼他结婚了，只要他们不犯法，他们想怎么过就怎么过吧。再说了弟弟连个工作都没有，人家孙庆生还是大学生、中学老师呢，过一天算一天吧。这是李家大姐劝父母的话。
虽然心不甘情不愿，父母还是为他们腾出一间平房。大姐从心疼弟弟的角度接受了这个事实，另外的姊妹兄弟因为这样那样的原因和李蜀仁疏远。不管怎样，两个男人开始了他们的“婚姻生活”。
■ 创业
孙庆生曾表示，自己一个月有四五十元的工资，两个人生活足够了。李蜀仁断然拒绝：你等着，我会打拼出来的。
前几年，李蜀仁因为偷渡香港失败还被开除了公职，认识孙庆生的时候是个今天偷偷卖点水果、明天卖点杂货的游民，常常身无分文。
有一天李蜀仁和孙庆生商量，到成都郊区废品收购站淘些旧书来卖，然后他骑了自行车到垃圾堆里去扒。
“晚上回来的时候，一个自行车上驮着三五个大塑料编织袋，人变得小鬼一样，整个脸上都是泥土，只露着眼睛和牙齿。”李蜀仁的母亲心疼地说。
母亲说，自从和孙庆生在一起，这个“野”儿子就变了，变得连眼神都温顺了，突然之间就不那么慌慌张张的了，不再和父母大吵大闹，知道对父母好了。
李蜀仁说，不知怎么的，自从有了“家”之后，心里突然就生出了一种责任感，这种责任感让人心里踏实——就是为了对方，必须好好生活，不能为所欲为了。
两个人将收回来的旧书分了类，政治的、文学的、考试复习资料等等，在成都最繁华的春熙路摆了个地摊。
“我记得第一次出门摆摊时的情景，书放在一个四轮车上，准备推到市场上去，我从蜀仁手里抢过了车子，说，这历史性的第一步我来帮你推出。”
那时候的书便宜，三五元一本，旧书以半价销售，第一天拿出去的是20元收来的书，一售而空。
他们太兴奋了，晚上两个人把角角分分的钱摊在床上，头对着头一张一张地数过，发现手里的钱变成了60元！李蜀仁半夜跑去大姐家报喜。
“弟弟一见我就大喊：姐姐、姐姐，我们赚钱了，他那高兴的样子我永远也忘不了。”今年已经60岁的大姐激动地回忆，“从此，他们就开始着迷一样地赚钱１
那时，孙庆生在学校里还有工作，上课时包里装着塑料纺织袋，一下课就直冲废品站。“最甜蜜的回忆是两个人在某个废品站的不期而遇，那感觉就像是一场美丽的邂逅，两个人要高兴好半天。”
他们在春熙路上摆了6年的地摊，为了长久地在一起，也为了摆脱学校压抑的环境，孙庆生不辞而别放弃了工作，和李分了地盘——将成都的所有废品站划分为二，一人跑一半。校长特意找到书摊，劝他回去，说“你可是我们学校惟一的大学本科学历”。
两人的行为在圈里引起了巨大的轰动，每天摆摊的时候，总有一群“飘飘”远远地蹲在对面看热闹，高一声低一声地喊：破烂有没有得卖！地摊上的两人只装听不见。
生意好得出乎意料，也许是旧书迎合了1980年代对知识的渴望。6年后，他们盘下了一间6平方米的小店开始做图书批发生意，经济上的成功使他们能够更多地承担家族责任。李母没想到的是，最终为她养老的是这个儿子。李蜀仁用卖废书的钱，为母亲买了一套房子，请了保姆照顾她；家里兄弟姐妹中下岗的、生病的也是他出面照应；侄甥一辈上学、就业也是他出面打点；甚至照顾大杂院的邻里。
事实上，这一家人和这一个大院的邻居们接受他们大约用了10年时间。
■ 出轨
李有了新的性伙伴，开始不回家。孙愤而出走。
“嫉妒、被骗、背叛的感觉，和一个被欺骗的女人的感受是一样的。”
李蜀仁发现孙出走后立即连夜地找，找到后就求他回来。他知道失去了孙庆生，他再也不会有“家”了。但他又会再次出轨。
不止是李蜀仁出轨，孙庆生也承认他也有过出轨，并且不止一次。
对于没有任何法律约束的同性恋人来说，忠贞意味着什么？他们的理解是：“不把真爱交给别的人”。“当给对方造成伤害时，立即就刹车”是两个人都在遵守的原则。
“家是纽带，也是我们守护的底线。”谈到20年间感情的波折时，他们都认为同性之间维系情感更不容易。这个世界为异性婚姻提供了无数的范本，从小孩子时社会就在向他们灌输：从此王子和公主过上了幸福生活。但没有一个范本提供给同性的。
“对异性婚姻来说，都是合的力量，父母亲人家族的力量，法律道德的力量，还有异性恋大多有孩子，孩子是维系两个人的坚强纽带。但对我们来说，都是‘分’的力量。”
同志圈子近年有了很多变化：社会环境更宽松了，成都有了10家同性恋酒吧，年轻一代可以在相对公开的场合相聚，而公园里、马路边的“飘潮变少了；年轻一代的困惑少多了，更多人不再选择和异性的婚姻，而是选择同性长期的“准婚姻关系”。
但是同性恋者的情感困惑并没有减少。他们很难相守在一起，一周几次的约会，使大家在一起几年都不能彼此习惯和包容对方。“恋爱结束了，一切都结束了。”李蜀仁说。“我们也会像异性婚姻一样，会面临性格的不和、理念的冲突或者世俗的压力、情感的淡漠等诸多问题。有一个关节点很难逾越，这就是从激情的爱转化为亲情。”
为了守护自己的婚姻，他们在1995年买了房子，离开了大杂院。他们特地选择了一门一户的楼房，并且选在了最高层。他们还是过着隐身的生活。新楼房住户们不知道这两个男人的秘密；他们的商业客户们不知道他们的另一面。
在户口本上，李蜀仁是楼上那一套房子的户主，他和儿子是成员；在另一单元的母亲的户口本上，孙庆生是李蜀仁85岁老母的儿子，房子的产权是孙庆生的。
“我们给自己营建了一个小社会，这个小社会只有那些可以理解包容我们的人：双方的家族、个别的老同学、大杂院里的部分邻居，还有圈子里的少数朋友。只有在这里面，我们的婚姻才是安全的。”
建这样的小社会并不是件容易的事，他们必须扮演好多种角色：遵纪守法的公民。事业成功的商人。温和有礼的邻居。孝敬父母的儿子。慷慨大度的兄弟。互敬互爱的“夫妻”。还有，好父亲。
■ 儿子
在李蜀仁父亲的力主下，他们收养了一个孩子。孩子到他们家的时候只有12岁，现在已经27岁了。父亲的本意是养儿防他们老，但后来孩子带给他们的是做父亲的体验。
“我们一开始并不喜欢他，他打破了我们两个人的生活。但现在看来父亲当年是对的。”李蜀仁说，“除了性取向之外，我们所有的情感需求都是和常人相同的。包括爱一个孩子，做父母的渴望。”
儿子来的时候非常瘦小，常常有病，两个男人便带着他跑医院，为他焦虑，为他心疼。孩子喜欢性格温和的孙庆生，孙庆生也喜欢孩子。这个孩子把李叫“二爸”，他是李的侄子，有血缘关系，把孙叫做“孙叔叔”。
孙叔叔照顾他的起居生活，帮助他学习英语，而二爸则在他的学业前途等大事上作决定。“我记得孙叔叔常常带我上街买吃的，他很高，我总是紧紧扯着他的衣角。”
李蜀仁记得送儿子上高中时的情景，他担心瘦小的儿子被同学打，一路上不停地叮嘱唠叼着，等儿子进了学校的大门，他心里一下子空了。
李蜀仁说，圈里还有三对也收养了孩子，都是在孩子吃奶的时候抱来的，最大的已经长到十四五岁了。他拿出影集，有一个漂亮极了的女孩，李蜀仁说，两个爸爸把全部的希望都寄托在她身上，让她从小学习舞蹈，用心的程度比亲生父母一点不差。
儿子13岁的时候，给自己重新取了名字，叫“磊”，李蜀仁说，好啊，你是上面的那一块石头，我和你叔叔是下面的那两块，你要是不听话，下面的两块就把你顶下来。
儿子上大学的时候，学校里出了一个老师和学生同性恋的事，大家都在议论，小伙子突然想到：自己家里还有一对盃
明白了一切的儿子并不说出来，他留心地观察着两个男人的生活，发现他们那么默契，那种相互的感应只有长期在一起生活的人才有。
他们衣服、鞋子的号都是一样的，从来不分彼此；他们的性格完全不同，但是那么地和谐。二爸喜欢自由自在，因此他负责在外面进货跑生意，叔叔性格细腻，负责守摊打理店里的事，几千种商品在他的手下，摆放得整整齐齐。他们从来不会为钱的事吵架，两人挣的钱都放在家里，即使在二爸炒股赔掉几十万的时候，叔叔都没有一句埋怨。
二爸给他父爱，严厉与原则，叔叔给他的是母爱，呵护与帮助。在他深刻的记忆里，是他和叔叔一起摆书亭卖报纸。天快黑的时候，报纸卖不掉，叔叔就拿着报纸到人多的天桥上高声叫卖。一个40多岁身材发胖的男人，当街叫卖报纸，很多人会拉不下面子，“但是我二爸和叔叔从来不虚荣，默默地吃苦。他们教给我很多东西。”
从事同性恋研究的张北川教授专门问过李的儿子：在这个家庭里长大，性取向会不会受到影响。得到的回答是：我爱女孩。(应受访者要求，文中主要人物为化名)
■ 声音
如果一对同性恋者要稳定关系坚持婚姻，需要什么条件？我们成都关爱小组讨论过，第一是两个人要相爱。第二两个人的生活目标和价值观念要一致。第三就是物质基础，首先是房子，房子意味着相对自由的空间，不受外界的干涉。然后就是社会环境，包括父母，邻居和社会关系，最后是自由职业不受拘束。
——成都关爱小组负责人王晓冬
男同性恋者的多性伴主要是社会歧视的结果。如果没有大众道德和主流舆论的支持，没有婚姻制度和相关法律的保障和制约，一般男女肯定也以多性伴方式生活。
西方公共政策权威学者Cobb(2002年)指出：同性恋者通常要比异性恋者问题更多，这是因为其家庭和社会对他们的态度使然，这正是要改变社会实践而不是改变受害者个人的一个理由。如果社会给予同性婚姻和异性婚姻以同等的地位，某些现在只是由于社会压力而与异性结婚的人将可能转而选择同性婚姻。
——青岛大学医学院教授张北川
每个人都应该有权利选择过他自己想要的生活，有权利决定未来和谁在一起，建立怎样的关系。前提是自愿、无伤。无伤，每个人都不会因为另一个人的举动而受到伤害；自愿，这是他自己想要的生活方式，而不是别人强加的。比如，你坚信一对一的长时间的伴侣模式是最好的，这很好，但是如果你想把这种方式强加给所有人，这不好。
实际上，同性恋者中有一大半人不管现状如何，还是希望有一个人能够分享内心的渴望，不想孤单地吃饭、看电视、睡觉，异性恋者也无非如此。对于愿意缔结一对一的长时间的伴侣关系的人，社会应该提供一种制度性的保证。同性恋者是社会的一分子和正在作出贡献的公民，为何要漠视他应该享有的公民权利呢？当然这并不是要求每个同性恋者都必须去结婚。权利是可以放弃的。但是当你想要的时候，它应该在那儿。
——中英艾滋病性病防治合作项目专家江华
本报记者南香红
■ 他们自制了一张“结婚证”，是用1980年代通用的一种奖状做的，上面写着“海枯石烂，永不变心，白头偕老，挑战传统”。
■ 他们给自己营建了一个小社会，这个小社会只有那些可以理解包容他们的人：双方的家族、个别的老同学、大杂院里的部分邻居，还有圈子里的少数朋友。只有在这里面，他们的婚姻才是安全的。
■ 为了纪念“结婚”20年，他们专门照了相，这在当年是不可想象的，正如新华社在一篇同性恋报道中所指出的：一个以隐秘为特征的时代结束了。
李蜀仁和孙庆生是两个年届五十的男人。到今年他们整整在一起生活了20年，他们把在一起的生活称为“婚姻”。
没有法律承认这种“婚姻”，这种“婚姻”也不能公之于众，20年来，他们基本上过着隐形人生活：在众人眼里，他们是大老板和二老板，两个事业有成的商人，而对于他们自己来说，他们是一对恩爱“夫妻”。
“结婚”20年，他们决定庆祝一下。和他们走过的5年、10年、15年“结婚”纪念日一样，这种庆祝只能在“圈子”里进行。
“天长地久有没有”，成都同性恋者之间传递的一份内部刊物《同心》以此为标题盛赞他们20年的爱情，美誉他们是“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
赞誉他们婚姻的还有李蜀仁和孙庆生的家人，李蜀仁85岁的老母亲，60岁的大姐，还有孙庆生的父母家人。“就是娶个婆娘也不一定这么好。”李蜀仁85岁的老母说。
为了纪念“结婚”20年，他们专门照了相。照片上两个人都穿着唐装，李的唐装是青色的，孙的唐装是大红的，李坐着，挺直着身板，显得硬朗而健康，孙站在李的身后，笑容可掬。从任何角度来看，这都是一对夫妻的标准照，甚至从他们的眼神里，竟然可以看出“夫妻相”，——长久相守让两人越来越相像。
但是这种照片还不能去专门的照相馆里照，成都关爱小组的成员承担了这一任务。
20年前这对男人自制了“结婚证”，指天发誓，今后两个人将彼此的生命放在一起。
“现在看来没有什么力量能够阻止我们白头偕老。”
■ 不一样的男孩
李蜀仁说他曾是一个朝气蓬勃的男孩子，调皮，打架，喜欢一切冒险的事。和李蜀仁一个院子长大的吕光美说，李蜀仁常常被母亲拿了竹竿子打得满院子跑。“性子野得很”的李蜀仁和别的男孩有一点不同，就是在青春萌动的时候，他脑子里幻想的“全部是男人的身体，只要是去找女孩的事，一帮男孩兴奋得一哄而上，我就躲得远远的，一点兴趣都没有”。
而孙庆生的性情和李蜀仁完全不同。从小他就是一个漂亮、羞涩而内向的男孩，女孩喜欢的事情他最为精通，踢毽子、跳绳常常是女孩纷纷败下阵来，最后他还留在场上。在大学里，因为舞跳得好，他成为学校舞蹈队的成员。一张30年前的黑白照片留下了他跳舞的情景：一个大眼睛的男孩，全身充满韵律，四肢张开，好像要飞起来一样。
两个男孩的第一次性经历都是和男人发生的，都是在看电影时结束了童贞。
李蜀仁说他这一生从来没有对女性有过性冲动。他认为他的“毛脖是娘肚子里带来的，并且坚信这一生无论用什么方法都不能改变，除非将他的肉身化了，投胎重做。
孙庆生不能肯定，如果他的第一次是和一个女性，他是否会成为“另一种人”，他可以肯定的是，自从有了第一次，他的性取向就变得非常地确定。
但是那是上个世纪的70年代末80年代初，他们为自己的与众不同而痛苦欲死。
“半夜醒来枕头常常是湿的，就是在梦中也想不通自己为什么是这种人。”
这种人在那个年代被看成是不男不女的人妖，是怪物。
“你得强装笑脸言不由衷戴着面具生活。”
最大的痛苦不仅是这些，最主要的是搞不懂自己为什么会这样。
李蜀仁偷偷地去找过医生，医生说是他的“世界观有了问题”，建议平时加强世界观的改造，多进行体育活动，将注意力转移到运动上来。
孙庆生直到上大学的时候才查到了“同性恋”这个词：“由于男子或女子的某一方的不愉快而孕育的孩子，容易出现性倾向问题”，这个让他匪夷所思的说法并没有解决他的困惑：自己是不是个妖怪；自己是不是得了一种病；这种病是不是可以改掉或者治好；自己将来怎么生活……
1980年代初李蜀仁和孙庆生各自生活在成都和重庆。李在一家工厂，是顶替父亲才从下乡的知青变成工人的；孙在读大学，因为考上了大学才离开乡下。那时候他们都27岁了，在各自不同的城市经历着相同的煎熬。
孙在大学里恋爱了，是一个男孩，学校学生会的主席，大学里的公众人物。“我们之间好像有磁铁似的，很‘微妙’，不知怎么心就相通了。”
但是两个人同时都变了，阴影长在心里了，眼睛总是瞟来瞟去，贼溜溜地观察每一个人的表情，终于他顶不住压力，找了一个女孩“耍朋友”去了，他要证明给大家看：我很正常，我对女人感兴趣。
实际上他根本不碰女孩一下，女孩假装和他比个子脸都快贴着脸了，他心里明镜似的，但就是不能拥抱她。
“我们剧烈地吵架，我痛苦地用头撞树，整夜地哭，想死。”
■ 飘飘
“有一次在浴室里，看到一个年龄大的男人靠近一个年轻的，结果被那年轻人一耳光掴在脸上，我当时心都寒了，我们这些人老了怎么办？”他说。
成都人对同性恋者有一个形象有趣的称呼：“飘飘”，将同性恋活动的地方称为：“飘潮。
李蜀仁对此的解释是：同性恋者就像“浮萍”，一方面是活动场所的漂浮不定，一方面是心里的飘的感觉。
孙庆生大学毕业以后到了成都一所中学教书。
两个人接触，你喜欢别人，别人可能不喜欢你；别人喜欢你，你可能又不喜欢他。交往长的，维持几个月，短的，就一次两次。“那是一种魔鬼般的不可扼制的诱惑，知道那个不能干，但就是抑制不了自己，骂自己和畜生一样，恨自己受性的驱使。”李蜀仁说，“分手，伤害，伤口都留在心里。时间长了，觉得在这个圈子里没有真感情。”
在李蜀仁母亲的眼里，这个二儿子是个惹事生非不安定的家伙，高兴了东游西逛整天不回家，不高兴了睡在床上几天不起来。可他也是最被看重的孩子，三个男孩里他长得最健壮，另两个男孩先后结婚生下的都是女孩，传香火的重任非这个二儿子莫属，所以父母像搞轰炸似的介绍对象，逼着他结婚。可他多漂亮的女娃见都不肯见，逼急了就说要自杀。
“他冲着我妈妈喊叫：‘你咋的把我生成这样子嘛’，我们一直都不明白这句话是啥意思，妈妈把他生成啥样子了，不是好好的嘛，一个人高马大的大男子汉，这句话就像是一个谜语，我们一家人猜了20年才搞明白。”李蜀仁的大姐说。
“我们这些人的眼神都是一样的，飘飘的，很茫然的。”李蜀仁说。
“飘泊够了，好没意思。”孙庆生说。
你的欢乐悲伤总得有人说，你得有人分担，你得有寄托，“这一点上我们这样的人和男女之间绝对是一样一样的，而这种情感是父母兄弟之情所不能替补的。”
李蜀仁和孙庆生都在心里生出一种渴望：找一个男人，托付终身。
■ 定情
一本书救了孙庆生。那是一本从香港影印过来的书，白色的封面，没有书名，也没有作者的名字，繁体字，用红的笔、黑的笔画满了道道圈圈，从插图和文字一下就能看出这是一本严肃的介绍同性恋的书。这本书不知通过什么渠道流传到了成都。
他第一次获得了有关同性恋的知识，他明白了自己是一种特殊性取向的人，并且这种性取向是终身的，不能通过医学的手段进行改变。他第一次知道世界其他国家也有像他这样的人。从十五六岁到30岁，他用了近15年的痛苦与折磨才确定：自己是一个同性恋者。
“一天深夜，一个陌生人咚咚地敲门，一进门他就说他是一个同性恋，说自己不想活了，但听说我这里有一本书，想死之前看一看。”圈子里的消息传得特别快，但被人找上门来孙庆生还是吃了一惊。这本影印书在圈子里流传，每流传一个人，书上就多一些道道圈圈。
孙庆生至今还保留着这本书。看过书之后，他在圈子里求证：同性恋应该选择怎样的生活。应不应该和异性结婚。和异性结婚的人有没有改变性取向的。结婚的人是不是幸福的。
“我看到听到了一个个悲哀伤感的故事，结婚，离婚，再结婚，再离婚，最后出家做了僧人，就是做了僧人还是改变不了。我打定主意决不选择和异性结婚。”
就在这时，一个深爱孙庆生的女同事因为对孙的失望从学校出走，这在学校引起轩然大波，学校领导找他谈话，让他对姑娘负责，孙说，我连她的手都没拉一下，负什么责？
就在承受着内心和社会双重挤压的时候，1985年秋天的一个下午，在成都著名的“飘潮——劳动文化宫的水池边，孙庆生看到了李蜀仁。
“我们一见钟情。”“我假装要抽烟，凑上前去说：‘借个火’，实际上我身上是有火的，他没有将燃着的烟递给我，而是很郑重地从包里掏出火重新给我点上。”
李蜀仁对孙庆生的评价是性格温顺，温文尔雅，一看就是有文化的人；孙庆生欣赏李蜀仁随和中带点邋遢，性格刚烈，敢作敢为，有头脑不莽撞。
“这是一种缘分，1000个里都不会有一对。”激情过去之后，是两人精神的契合。“你有喜悦想第一个告诉他，他有悲伤想说给你听，那是一种甜蜜的感觉。”
更重要的是他们在对将来的打算上一拍即合。“当时我说出了上半句，他马上说出了下半句，就是托付终生，白头偕老，一生一世在一起生活。”
这种想法在当时无异于离经叛道，在他们所知的同性恋圈子里，没有人以这样的方式生活过。
“我最佩服的是李蜀仁的勇气。他完全是靠自己的思考和对自由生活的渴望而萌生出这个想法的。他这么想，就这么做，在我们认识他一个月后，他就带我住进了他的家里。”
当然，孙住进李家的大杂院是以“战友”的身份。但是，这个住着20户人家、吃饭时都端着碗在院里、每家每户都没有隐私的大院里的人们很快就嗅到了什么。
“两个大男人住在一起，出双入对的，大家都感到奇怪，背后指指点点，当面又不好说什么，毕竟是几十年的老邻居了嘛。”李的邻居吕先生说。
■“结婚”
1986年春暖花开的时候，他们为自己的婚姻举行了一整套复杂的程序。
先是选了一个日子，一个是3月6日出生，一个是3月27日出生，“结婚”的日子就选在中间。
他们走进了照相馆，照了一张两寸的黑白半身“结婚照”，一个坐得高点，一个矮点，两个人的头紧挨在一起。当然，这样的照片以“战友”的名义进行。
他们花70元打了一辆出租车，70元是孙庆生两个月的工资，到沱江边的朝阳湖，李蜀仁曾经下乡的地方，举着拳头对苍天发誓。
在他们的影集里，还珍藏着当年的照片，那是请出租司机拍下的，照片上洋溢着1980年代的时髦气息。一座塔下，两人靠得很近，李蜀仁烫着卷发，夹克衫，孙庆生穿着西装，打一条大红色的领带，喇叭口的裤子。
“有甜蜜，有喜悦，更多的是悲壮。没有人这样，也不知道有什么样的命运在等着，但我们认为这样是对的，这是我们想要的生活，起码我们没有去害那些无辜的女孩。”
李蜀仁没敢将这次行动告诉家人，孙庆生写信告诉了妹妹——6个兄妹中和他最亲近的一个。他写道：我本来不想走这条路，但上天安排我是这样的一个人，我很孤独，也很寂寞。
妹妹回信：不管发生什么事，我都理解你，因为我们的血管里流着相同的血。我相信你说的都是真的。寄上100元钱，作为你们结婚的礼物。
“我捧着信大哭一场，这是我们收到的惟一礼物和惟一的祝福。”
举行过“结婚仪式”之后，李蜀仁带着孙庆生和自己母亲、大姐一家人到北京、西安做了一次旅行。表面是一家人的出行，暗中是两个新婚人的蜜月。李的大姐记得很清楚，在华山拜神之后，弟弟抽了一签，是“下下”签，上面写着“天崩地裂，天打五雷轰”，求山上的道士解签，道士看过之后变色，坚辞不肯。
“我当时也有点害怕，但我还是相信自己是对的。下山之后我就把我和孙庆生之间的事告诉了大姐。”李蜀仁说。
李家大姐真有点五雷轰顶的感觉，第一反应是弟弟不要是得了什么病了。
大姐告诉母亲，母亲说，不可能，你看两个男人喉头都大大的，怎么会嘛
李家父母是老实巴交的人，父亲信佛，长期吃斋，母亲胸前吊着一个袋子，一只手总是藏在袋子里，捻着里面的佛珠，捻一个珠子念一句佛。让他们接受这样的事，不容易。
不要再逼他结婚了，只要他们不犯法，他们想怎么过就怎么过吧。再说了弟弟连个工作都没有，人家孙庆生还是大学生、中学老师呢，过一天算一天吧。这是李家大姐劝父母的话。
虽然心不甘情不愿，父母还是为他们腾出一间平房。大姐从心疼弟弟的角度接受了这个事实，另外的姊妹兄弟因为这样那样的原因和李蜀仁疏远。不管怎样，两个男人开始了他们的“婚姻生活”。
■ 创业
孙庆生曾表示，自己一个月有四五十元的工资，两个人生活足够了。李蜀仁断然拒绝：你等着，我会打拼出来的。
前几年，李蜀仁因为偷渡香港失败还被开除了公职，认识孙庆生的时候是个今天偷偷卖点水果、明天卖点杂货的游民，常常身无分文。
有一天李蜀仁和孙庆生商量，到成都郊区废品收购站淘些旧书来卖，然后他骑了自行车到垃圾堆里去扒。
“晚上回来的时候，一个自行车上驮着三五个大塑料编织袋，人变得小鬼一样，整个脸上都是泥土，只露着眼睛和牙齿。”李蜀仁的母亲心疼地说。
母亲说，自从和孙庆生在一起，这个“野”儿子就变了，变得连眼神都温顺了，突然之间就不那么慌慌张张的了，不再和父母大吵大闹，知道对父母好了。
李蜀仁说，不知怎么的，自从有了“家”之后，心里突然就生出了一种责任感，这种责任感让人心里踏实——就是为了对方，必须好好生活，不能为所欲为了。
两个人将收回来的旧书分了类，政治的、文学的、考试复习资料等等，在成都最繁华的春熙路摆了个地摊。
“我记得第一次出门摆摊时的情景，书放在一个四轮车上，准备推到市场上去，我从蜀仁手里抢过了车子，说，这历史性的第一步我来帮你推出。”
那时候的书便宜，三五元一本，旧书以半价销售，第一天拿出去的是20元收来的书，一售而空。
他们太兴奋了，晚上两个人把角角分分的钱摊在床上，头对着头一张一张地数过，发现手里的钱变成了60元！李蜀仁半夜跑去大姐家报喜。
“弟弟一见我就大喊：姐姐、姐姐，我们赚钱了，他那高兴的样子我永远也忘不了。”今年已经60岁的大姐激动地回忆，“从此，他们就开始着迷一样地赚钱１
那时，孙庆生在学校里还有工作，上课时包里装着塑料纺织袋，一下课就直冲废品站。“最甜蜜的回忆是两个人在某个废品站的不期而遇，那感觉就像是一场美丽的邂逅，两个人要高兴好半天。”
他们在春熙路上摆了6年的地摊，为了长久地在一起，也为了摆脱学校压抑的环境，孙庆生不辞而别放弃了工作，和李分了地盘——将成都的所有废品站划分为二，一人跑一半。校长特意找到书摊，劝他回去，说“你可是我们学校惟一的大学本科学历”。
两人的行为在圈里引起了巨大的轰动，每天摆摊的时候，总有一群“飘飘”远远地蹲在对面看热闹，高一声低一声地喊：破烂有没有得卖！地摊上的两人只装听不见。
生意好得出乎意料，也许是旧书迎合了1980年代对知识的渴望。6年后，他们盘下了一间6平方米的小店开始做图书批发生意，经济上的成功使他们能够更多地承担家族责任。李母没想到的是，最终为她养老的是这个儿子。李蜀仁用卖废书的钱，为母亲买了一套房子，请了保姆照顾她；家里兄弟姐妹中下岗的、生病的也是他出面照应；侄甥一辈上学、就业也是他出面打点；甚至照顾大杂院的邻里。
事实上，这一家人和这一个大院的邻居们接受他们大约用了10年时间。
■ 出轨
李有了新的性伙伴，开始不回家。孙愤而出走。
“嫉妒、被骗、背叛的感觉，和一个被欺骗的女人的感受是一样的。”
李蜀仁发现孙出走后立即连夜地找，找到后就求他回来。他知道失去了孙庆生，他再也不会有“家”了。但他又会再次出轨。
不止是李蜀仁出轨，孙庆生也承认他也有过出轨，并且不止一次。
对于没有任何法律约束的同性恋人来说，忠贞意味着什么？他们的理解是：“不把真爱交给别的人”。“当给对方造成伤害时，立即就刹车”是两个人都在遵守的原则。
“家是纽带，也是我们守护的底线。”谈到20年间感情的波折时，他们都认为同性之间维系情感更不容易。这个世界为异性婚姻提供了无数的范本，从小孩子时社会就在向他们灌输：从此王子和公主过上了幸福生活。但没有一个范本提供给同性的。
“对异性婚姻来说，都是合的力量，父母亲人家族的力量，法律道德的力量，还有异性恋大多有孩子，孩子是维系两个人的坚强纽带。但对我们来说，都是‘分’的力量。”
同志圈子近年有了很多变化：社会环境更宽松了，成都有了10家同性恋酒吧，年轻一代可以在相对公开的场合相聚，而公园里、马路边的“飘潮变少了；年轻一代的困惑少多了，更多人不再选择和异性的婚姻，而是选择同性长期的“准婚姻关系”。
但是同性恋者的情感困惑并没有减少。他们很难相守在一起，一周几次的约会，使大家在一起几年都不能彼此习惯和包容对方。“恋爱结束了，一切都结束了。”李蜀仁说。“我们也会像异性婚姻一样，会面临性格的不和、理念的冲突或者世俗的压力、情感的淡漠等诸多问题。有一个关节点很难逾越，这就是从激情的爱转化为亲情。”
为了守护自己的婚姻，他们在1995年买了房子，离开了大杂院。他们特地选择了一门一户的楼房，并且选在了最高层。他们还是过着隐身的生活。新楼房住户们不知道这两个男人的秘密；他们的商业客户们不知道他们的另一面。
在户口本上，李蜀仁是楼上那一套房子的户主，他和儿子是成员；在另一单元的母亲的户口本上，孙庆生是李蜀仁85岁老母的儿子，房子的产权是孙庆生的。
“我们给自己营建了一个小社会，这个小社会只有那些可以理解包容我们的人：双方的家族、个别的老同学、大杂院里的部分邻居，还有圈子里的少数朋友。只有在这里面，我们的婚姻才是安全的。”
建这样的小社会并不是件容易的事，他们必须扮演好多种角色：遵纪守法的公民。事业成功的商人。温和有礼的邻居。孝敬父母的儿子。慷慨大度的兄弟。互敬互爱的“夫妻”。还有，好父亲。
■ 儿子
在李蜀仁父亲的力主下，他们收养了一个孩子。孩子到他们家的时候只有12岁，现在已经27岁了。父亲的本意是养儿防他们老，但后来孩子带给他们的是做父亲的体验。
“我们一开始并不喜欢他，他打破了我们两个人的生活。但现在看来父亲当年是对的。”李蜀仁说，“除了性取向之外，我们所有的情感需求都是和常人相同的。包括爱一个孩子，做父母的渴望。”
儿子来的时候非常瘦小，常常有病，两个男人便带着他跑医院，为他焦虑，为他心疼。孩子喜欢性格温和的孙庆生，孙庆生也喜欢孩子。这个孩子把李叫“二爸”，他是李的侄子，有血缘关系，把孙叫做“孙叔叔”。
孙叔叔照顾他的起居生活，帮助他学习英语，而二爸则在他的学业前途等大事上作决定。“我记得孙叔叔常常带我上街买吃的，他很高，我总是紧紧扯着他的衣角。”
李蜀仁记得送儿子上高中时的情景，他担心瘦小的儿子被同学打，一路上不停地叮嘱唠叼着，等儿子进了学校的大门，他心里一下子空了。
李蜀仁说，圈里还有三对也收养了孩子，都是在孩子吃奶的时候抱来的，最大的已经长到十四五岁了。他拿出影集，有一个漂亮极了的女孩，李蜀仁说，两个爸爸把全部的希望都寄托在她身上，让她从小学习舞蹈，用心的程度比亲生父母一点不差。
儿子13岁的时候，给自己重新取了名字，叫“磊”，李蜀仁说，好啊，你是上面的那一块石头，我和你叔叔是下面的那两块，你要是不听话，下面的两块就把你顶下来。
儿子上大学的时候，学校里出了一个老师和学生同性恋的事，大家都在议论，小伙子突然想到：自己家里还有一对盃
明白了一切的儿子并不说出来，他留心地观察着两个男人的生活，发现他们那么默契，那种相互的感应只有长期在一起生活的人才有。
他们衣服、鞋子的号都是一样的，从来不分彼此；他们的性格完全不同，但是那么地和谐。二爸喜欢自由自在，因此他负责在外面进货跑生意，叔叔性格细腻，负责守摊打理店里的事，几千种商品在他的手下，摆放得整整齐齐。他们从来不会为钱的事吵架，两人挣的钱都放在家里，即使在二爸炒股赔掉几十万的时候，叔叔都没有一句埋怨。
二爸给他父爱，严厉与原则，叔叔给他的是母爱，呵护与帮助。在他深刻的记忆里，是他和叔叔一起摆书亭卖报纸。天快黑的时候，报纸卖不掉，叔叔就拿着报纸到人多的天桥上高声叫卖。一个40多岁身材发胖的男人，当街叫卖报纸，很多人会拉不下面子，“但是我二爸和叔叔从来不虚荣，默默地吃苦。他们教给我很多东西。”
从事同性恋研究的张北川教授专门问过李的儿子：在这个家庭里长大，性取向会不会受到影响。得到的回答是：我爱女孩。(应受访者要求，文中主要人物为化名)
■ 声音
如果一对同性恋者要稳定关系坚持婚姻，需要什么条件？我们成都关爱小组讨论过，第一是两个人要相爱。第二两个人的生活目标和价值观念要一致。第三就是物质基础，首先是房子，房子意味着相对自由的空间，不受外界的干涉。然后就是社会环境，包括父母，邻居和社会关系，最后是自由职业不受拘束。
——成都关爱小组负责人王晓冬
男同性恋者的多性伴主要是社会歧视的结果。如果没有大众道德和主流舆论的支持，没有婚姻制度和相关法律的保障和制约，一般男女肯定也以多性伴方式生活。
西方公共政策权威学者Cobb(2002年)指出：同性恋者通常要比异性恋者问题更多，这是因为其家庭和社会对他们的态度使然，这正是要改变社会实践而不是改变受害者个人的一个理由。如果社会给予同性婚姻和异性婚姻以同等的地位，某些现在只是由于社会压力而与异性结婚的人将可能转而选择同性婚姻。
——青岛大学医学院教授张北川
每个人都应该有权利选择过他自己想要的生活，有权利决定未来和谁在一起，建立怎样的关系。前提是自愿、无伤。无伤，每个人都不会因为另一个人的举动而受到伤害；自愿，这是他自己想要的生活方式，而不是别人强加的。比如，你坚信一对一的长时间的伴侣模式是最好的，这很好，但是如果你想把这种方式强加给所有人，这不好。
实际上，同性恋者中有一大半人不管现状如何，还是希望有一个人能够分享内心的渴望，不想孤单地吃饭、看电视、睡觉，异性恋者也无非如此。对于愿意缔结一对一的长时间的伴侣关系的人，社会应该提供一种制度性的保证。同性恋者是社会的一分子和正在作出贡献的公民，为何要漠视他应该享有的公民权利呢？当然这并不是要求每个同性恋者都必须去结婚。权利是可以放弃的。但是当你想要的时候，它应该在那儿。
——中英艾滋病性病防治合作项目专家江华
Saturday, October 01, 2005
星岛日报: “中国同性恋者多伦多堂堂正正站出来”
今天，星岛日报以“中国同性恋者多伦多堂堂正正站出来”为标题，发表了记者韩锦萍的报道
Coming out on a mainstream Chinese newpaper with real names and front shot!?
I'm so much admiring their courage and bravery! It is them who are actually doing something in real life to eliminate Chinese Canadian's ignorance and prejudice.
據中國官方最近公佈的數據，中國目前有1,000萬名同性戀者。然而，在華人社會中同性戀者長期以來遭社會邊緣化，被人漠視，甚至鄙視。為了擺脫陰影，面對陽光，多倫多的一群來自中國大陸的新移民成立了一個多倫多中國同志俱樂部。該組織主席孫軍和另一名邵一軍來到本報，平靜而真誠地講述了他們自己的故事。
......
Coming out on a mainstream Chinese newpaper with real names and front shot!?
I'm so much admiring their courage and bravery! It is them who are actually doing something in real life to eliminate Chinese Canadian's ignorance and prejudice.
《新世纪周刊》的“新闻图片”
今天陪BF去看中医，在侯诊时随便翻了翻中医大夫从国内带回的一本九月份的《新世纪周刊》。其中有一篇《加拿大对赖昌星说不》的报道，没怎么仔细读，但注意到了篇尾一张大照片。其说明是“赖昌星经常光顾的赌场”，仔细一看，这不是Niagara Falls的新赌场吗？旁边的建筑上还明明白白地有“Fallsview”的字样。我纳闷：赖昌星不是在温哥华吗，怎么可能经常到安省来玩呢？读了读正文，其中明明写着加拿大政府不允许赖昌星离开温哥华云云。
突然间明白了，那张照片是所谓的“资料照片”，并不是记者为本文专门拍摄的。审稿的估计也懒得去核实照片的正确性，反正国内的读者也不知道。
马上，我对整篇报道的真实性，甚至整本杂志的可信度都产生了怀疑：如果他们对图片都可以移花接木的话，在文字上信口开河就更容易了。
于是我用挑剔的眼光又开始乱翻这本杂志......咦？封面这张照片也很可疑：赖昌星剪影的背景明显是一间牢房（因为有铁栏杆），在其门楣的上访赫然是“Citizenship and Immigration Canada”的官方标志。加拿大人怎么可能把这样一个重要机构的标志放在一个普通牢房上面呢？难道隔壁牢房是属于RCMP的，所以需要以示区别？
其实只要稍加注意，就会发现这是一张Photoshop的杰作。天哪，这本看似严肃的杂志居然敢篡改新闻图片！
这让我想起年初Calgary的一家报纸把钱塘潮的照片误用为海啸照片的事件。看来图省事，视新闻的严谨性为儿戏的问题哪儿都有啊。
突然间明白了，那张照片是所谓的“资料照片”，并不是记者为本文专门拍摄的。审稿的估计也懒得去核实照片的正确性，反正国内的读者也不知道。
马上，我对整篇报道的真实性，甚至整本杂志的可信度都产生了怀疑：如果他们对图片都可以移花接木的话，在文字上信口开河就更容易了。
于是我用挑剔的眼光又开始乱翻这本杂志......咦？封面这张照片也很可疑：赖昌星剪影的背景明显是一间牢房（因为有铁栏杆），在其门楣的上访赫然是“Citizenship and Immigration Canada”的官方标志。加拿大人怎么可能把这样一个重要机构的标志放在一个普通牢房上面呢？难道隔壁牢房是属于RCMP的，所以需要以示区别？
其实只要稍加注意，就会发现这是一张Photoshop的杰作。天哪，这本看似严肃的杂志居然敢篡改新闻图片！
这让我想起年初Calgary的一家报纸把钱塘潮的照片误用为海啸照片的事件。看来图省事，视新闻的严谨性为儿戏的问题哪儿都有啊。
Thursday, September 29, 2005
显摆一下：我为BF母亲设计的旅游纪念册
从六月中旬到九月下旬，BF的母亲和我们一起住了三个月，节假日我们带她去了不少地方。
平时我注意到老人家对地图很感兴趣，经常在地图上察看自己游过的地方。所以临走前，我突发奇想，用GOOGLE EARTH的卫星照片和这三个月拍的一千多张留影为素材，编辑制作了一本旅游纪念图册。下面是我自己设计的封面和书脊。
我从未受过任何的平面设计训练，所以科班出身的朋友们要见笑了。
平时我注意到老人家对地图很感兴趣，经常在地图上察看自己游过的地方。所以临走前，我突发奇想，用GOOGLE EARTH的卫星照片和这三个月拍的一千多张留影为素材，编辑制作了一本旅游纪念图册。下面是我自己设计的封面和书脊。
我从未受过任何的平面设计训练，所以科班出身的朋友们要见笑了。
二言: 同性婚姻会导致伦理滑坡吗？
２００４年２月，旧金山市开始接受同性伴侣的结婚申请。当一
对对同性伴侣在市政厅内永结同好时，一些反对人士在门外展开了抗
议，其中一位一手抱着爱犬，另一手举着标语牌，上面写着：“我也
要与我的狗结婚。”
没有人会相信这位抗议者真的希望和他的爱犬结婚，但他表达了
一个颇具市场的伦理滑坡论：假如因为同性婚姻没有对他人造成伤害
而应该受到法律承认的话，那么依此类推，基於自愿的乱伦关系、重
婚（即一夫多妻或一妻多夫）、人兽婚、人树婚和人桌婚等，也应一
概获得同样的法律承认，但这样就造成了人伦大乱的局面。可见，同
性婚姻合法化将导致人类伦理的滑坡。
光是担心人兽婚或乱伦将取得合法地位，大家都会觉得纯属杞人
忧天，但伦理滑坡论至少听上去很合乎逻辑，一些同性恋者也为此感
到乍言。然而，互惠无害的功利主义原则并非同性婚姻合法化的唯一
理由，因为至少还有以下几个方面不容忽视：１）自主权与法律的平
等保护；２）性行为和性关系的可替代性与否；３）法律的效率；
４）婚姻和家庭模式的历史演变。对这些方面的依据稍加思考后，人
们不难意识到，乱伦和多偶婚等“异常”性关系是无法与同性婚姻相
提并论的。
◇ 自主权和法律的平等保护
婚姻并非仅停留在双方情投意合下领取的一纸证书，而是伴有一
系列权益和义务。２００３年１１月，马萨诸塞州最高法院在做出同
性婚姻合法化的判决时，判决书中写道：“马萨诸塞州的宪法确认每
位公民的尊严和平等，禁止二等公民的产生……婚姻是个具有关键意
义的社会机制，两人之间相互承担义务的约定培养关爱与互助，它有
助于社会稳定。由於无法在婚姻方面得到保护、享受福利和履行义务，
同性间的专一结合无法加入我们社会中最有益也最受珍视的机制……
这种隔离违背了州宪法中规定的对个人自主权的尊重和法律面前人人
平等的原则。”
以上判决的依据来自该州宪法中的“平等保护条款”（Equal
Protection Clause），即个人有权选择建立同性伴侣或异性配偶关系，
法律承认同性伴侣具有和异性配偶相等同的人格资格，因此两种关系
应该获得平等的法律保护。
平等保护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体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不仅指同罪同罚，也指人人都应该享受同等的权益，履行同等的义务。
异性配偶在税收、医疗保险、子女抚养等方面所拥有的一系列权益，
也应该为同性伴侣所享有。例如，一对夫妇中的一方去世后，另一方
有权继承其劳保。同样，同性伴侣的一方去世后，另一方也应该有权
继承其伴侣的劳保──这就是法律应该提供的平等保护。同性婚姻不
受法律承认的话，同性伴侣就无法享受这些权益，即同性伴侣和异性
配偶受到了区别对待，从而使同性伴侣的人格资格受到了法律的贬损。
也就是说，禁止同性婚姻侵犯了同性恋者的人权。
正是这番自主权和人格资格使同性伴侣关系有别于某些“异常”
性关系，比如人兽恋、人桌恋和人树恋等。众所周知，动植物和非生
命物体不拥有自主权，也无法享受与人平等的法律保护，否则肉类加
工首先应该被取缔，吃荤要象食人一样受到谴责和法律的惩罚；爱犬
的主人去世后，爱犬是否有权继承主人的财产和劳保？这个问题足以
令动物保护主义者都感到啼笑皆非。还有人借人桌恋和人树恋来攻击
同性婚姻，也是忽略了同样的问题：桌子和树具有人格吗？桌子可以
被主人随意买卖，伐木为很多加工业提供了原材料，但假如把买卖和
砍伐行为实施到人的身上，则构成了贩卖和伤害他人罪（即使为治病
救人而采血或取用人体器官，也需要事先征得当事人的同意）。还有，
婚姻法规定了配偶一方生病或者遭遇不测时，另一方应该提供相应的
照料；双方离异时，一方有权索要赡养费──这些都是婚姻的义务所
在。然而，法律能够要求爱犬、桌子和树履行同样的义务吗？既然兽、
树或桌子不具备人格资格，何以享受平等保护？！
可见，同性婚姻和人兽婚、桌恋或者树恋根本就是两码事。
◇ 性行为和性关系的可替代性与否
反对同性恋的人士往往仅将同性恋视为一种行为，视而不见同性
恋所包括的一系列独特心理和情感感受，即基於爱恋而产生的依附或
怜惜等情感及其在行为上的表达。
在基督教占据社会主导地位的中世纪，曾经用“鸡奸”来统称同
性（sodomy），同性恋者也被称为“鸡奸者”。现在看来，这种指称
有着严重错误，因为同性恋是人类性倾向的一种，它可以通过行为也
可以不通过行为来表现出来。我们无法单纯根据行为来认定一个人的
性倾向，比如一些从事同性间性交易的性工作者（即ＭＢ）本身不是
同性恋者，他们并不需要对顾客怀有性兴趣才同意发生交易，而一些
对同性怀有强烈性趣但迫于社会压力而进入异性婚姻的人可能没有过
同性性接触，但还是应该被归类为同性恋者。男女人群中会有一定比
例的人具有同性性倾向。同性恋者是一个具有独特心理和生理感受的
人群，而这种感受在绝大多数同性恋者的一生中处於相对稳定，并不
会随外界条件的改变（比如与异性结婚，旁人的催促，道德的谴责，
法律的惩罚，等等）而发生变化，或者至多只是压制他们的行为（比
如在刑律的严厉处罚下）。对於同性恋者来说，同性性行为并非缺乏
异性性伴时迫不得已的“替代式性行为”（substitute sexual act），
也不是出於“好玩”或一时冲动而偶一为之的“出规式性行为”
（aberrant sexual act），而是符合他们性心理特点的长期不变的
“首要性行为”（primary sexual act）。对於同性恋者来说，异性
性接触并不能替代同性性接触，因为异性性接触无法给他们带来身心
满足，反而可能造成困扰。这种对於同性恋者来说再自然不过的性心
理感受，正是很多非同性恋者（特别是那些反对同性恋的人士）觉得
难以理解或拒绝理解之处。
同性恋作为一个具有特定性心理的人群，已经受到了学术界的广
泛认同。在现今欧美国家的书店中，同性恋研究书籍与妇女研究、男
性研究以及有色人种研究的书籍并列在同一架子上，这就说明：性别
分出男性和女性，肤色将人划为黑人、白人和黄种人等，性倾向也将
人类划为同性恋者、异性恋者和双性恋者。同性恋者不仅是同性性行
为的载体，而且是一个具有独特性心理的人群，即这个人群受到同性
的性吸引并有着相应的性表达。同性婚姻合法化并不仅仅是对於同性
性行为的认同，而且是对这种性心理和性表达的尊重，并为这个同性
恋族群提供平等的保护，使其成员的生活福利得以提高。
独特的性心理感受──而非仅是行为的指代──使同性恋伴侣关
系有别于乱伦或者多偶性关系（注１）。对亲生子女实行性骚扰的父
母并非在结婚前就对未出世的下一代怀此欲望才进入婚姻；兄弟姐妹
间可能会发生乱伦，但独生子女中没有人只恋并不存在的兄弟姐妹而
独守终身，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很多同性恋者即使无法寻觅到同性
爱人也拒绝和异性结婚。可见，发生乱伦或多偶关系的当事人在性心
理方面无异于普通的同性恋或异性恋（视乱伦对象的性别不同），比
如美国在过去二十多年里出现的两个乱伦案例中，一对是孩子出生后
双方就被分散的母子，另一对是双方出生时就被分离的兄妹，他们初
次相遇时并不知道对方和自己有着血缘关系，相爱后才知道，但为时
已晚，情愫难斩，这和日本电视连续剧《血疑》中幸子和光夫之间的
恋情有着相似之处。不难看出，假如这对母子没能相遇，这对兄妹无
缘邂逅的话，他们仍然能够和没有血缘关系的人建立满意的性爱或伴
侣关系，或者他们的乱伦恋情结束后，仍然能够遇上令他们心仪之人，
即他们能够用普通的异性恋来替代乱伦。然而，对於同性恋者来说，
异性恋是无法替代同性恋的，比如很多已婚的同性恋男女在和异性配
偶同房时倍受煎熬，日常生活中无法对异性配偶流露出自然的关爱，
时时显出冷漠，以“不习惯”或“怕脏”为由拒绝与异性 配偶接吻，
等等，就很说明问题。
多偶制也不涉及到特定的性心理。绝大多数多偶关系都始于专偶
关系，比如旧时代的妻妾成群家庭也是从一夫一妻的搭配开始，丈夫
并非在迎娶了三妻四妾之后，才有愿望和首妻圆房；风流成性的西门
庆并非只有当李瓶儿同在一床时才能与潘金莲交欢（相反，很多男同
性恋者只有努力想象和男性做爱才能和妻子圆房）。在旧时代，很多
一夫多妻家庭是在首妻无法怀孕或者无法生育男孩的情况下产生的，
这说明一夫多妻是生殖崇拜和男权相结合的产物，并非受某种特定的
性心理驱使而产生的配偶关系。
总而言之，处於乱伦或多偶关系中的当事人能够在专偶关系中得
到满足，其性心理也符合普通的异性恋特征，而婚姻就是对这种性心
理的认同和保护；即使无法在婚姻中获得满足，他们也能够选择离婚
从而另择他人，而不必选择多偶制。然而，同性恋者的爱恋对象是同
性，要求他们进入异性婚姻则违背了其性心理，对他们造成了困扰。
可见，乱伦和多偶关系和同性婚姻也是不能相提并论的。
◇ 法律的效率（efficiency）
除了性行为和性关系的可替代性之外，乱伦至少在以下两个方面
与同性恋有着本质区别：１）乱伦关系生育的子女有着极易具有先天
性生理缺陷，这也是人类社会早期禁止乱伦的原因。中国某些地区在
几十年前仍然存在的近亲结婚使生育的子女中有很多弱智者，这给家
庭和社会带来了极大负担。但同性伴侣关系并不伴随生育，况且很多
同性伴侣希望领养孩子，因此不仅不给社会增加负担，反而是减轻负
担，这在人口超载资源短缺的今天尤其显出其作用。即使以禁止乱伦
者生育来作为乱伦关系合法化的前提，仍然不能排除子女的出现，法
律和公众如何看待这些“非法”出生的子女将成为极为困扰的社会问
题。虽然目前同性伴侣的子女也可能遭受到周围人的嘲笑和讥讽，有
可能受到伤害，但这是社会对於同性恋的偏见所致，而这些偏见是可
以被改变的，乱伦关系中生育下来的不幸子女则往往来自先天的生理
或心理缺陷，并非社会的爱心所能够弥补的。２）普通的异性和同性
伴侣关系基本上都是出於互愿而建立的，但乱伦关系中常见的双方权
力的不平衡极易破坏互愿原则，例如父亲或母亲不仅掌管财力，而且
以长辈的身份而占据着心理强势，而儿女在这些方面基本上处於劣势
或服从地位，大有可能在胁迫下接受乱伦关系。也就是说，乱伦关系
的非互愿可能性比同性恋和异性恋要高得多。
光从互愿的原则来看，法律禁止乱伦确实有些“一刀切”的味道，
因为我们不能否认有些乱伦关系确实出於当事人的两厢情愿，但这种
“一刀切”是法律所需的效率表现，即法律的有效性需要考虑到实施
时所涉及的社会成本。比如说，每个国家都规定了合法性行为年龄，
即使与未成年者发生基於互愿的性行为也会被判为诱奸罪，因为未到
合法性行为年龄的人被认为尚未具备独立判断能力，容易受到成年人
的不良诱导，但我们不能排除有些未成年者在生理和心理成长方面比
较早熟，他／她们完全有能力对自己的性行为负责；也有一些人虽然
过了合法性行为年龄，但并没有达到足够的成熟程度来为自己的行为
负责。解决这个问题的“最优方案”是因人而异地确定或早或晚的合
法性行为年龄，但社会并没有足够的资源来为每位青少年做相应的测
试（撇开这类测试的准确性和客观性不谈），因此“最优方案”至多
是一种幻想，在现实中只能设立统一的合法性行为年龄，即“次优方
案”。虽然这个“次优方案”可能对一些早熟的青少年（及其已到法
定成年年龄的性伴侣）显出不公，同时又无法避免一些晚熟的青少年
遭遇伤害，但它在尽可能尊重公民性权利的同时又尽可能扩大了保护
范围。同样，乱伦合法化将导致大量非互愿性爱关系的产生，而社会
没有能力或资源对每项关系做出逐一检测来决定哪些符合互愿原则，
哪些不符。“一刀切”地禁止乱伦确实牺牲了极少数公民的部分自由，
但为更多的其他公民提供了必要的法律保护，就好像公路上规定了最
高车速，约束了某些驾车者的自由，尽管超速驾驶不见得次次会出现
翻车撞人，但车速限制确实大大保证了人们的安全。欧美国家的学校
禁止师生恋，单位和公司里禁止上下级之间的恋情，部分也是基於同
一理由（注２）。
◇ 婚姻和家庭模式的历史演变
从历史发展的视角来看，婚姻和家庭模式在过去的几万年中经历
了一系列变化。人类社会的伊始，部落之间进行着你死我活的资源竞
争，出於对自身血缘成员的信任，乱伦成为唯一受到认可的性伴侣关
系。但人类后来发现，乱伦产生的后代无法健康成长和繁衍，反而减
弱了部落的竞争能力，於是转而禁止乱伦，过渡到族外婚，但保留了
多偶制。再到后来，为家庭的稳定和孩子的成长又从多配偶婚过渡到
单配偶婚，并最终设立了符合两性生活规律和男女平等思想的一夫一
妻制，这是大自然和两性生活的规律所共同作用的结果。在人口超载
资源短缺的今天，生殖崇拜已经失去人类初期和早期时的意义，不含
孩子的丁克家庭和未婚单身者也不受歧视。可以说，乱伦和多偶婚制
的婚姻模式已经受到了历史的淘汰，绝不会在社会进步和人类发展的
道路上卷土重来。
婚姻和家庭模式的历史演变过程反映出性别和种族平等的思想越
来越深入人心，而争取性倾向的平等是这一过程的延续和延伸，也伴
随着人类不断加深的自我了解。同性恋在千百年来一直承受着误解，
其典型表现就是仅将之理解为某种行为以及错误地将同性恋倾向列为
“变态”或“病态”。同性恋者希望建立同性伴侣家庭的愿望在道德、
法律和欠发达科学的多重压制下而无以表达。对於同性恋者来说，稳
定和谐的家庭关系并非异性婚姻，而是同性婚姻。随着同性恋逐渐为
越来越多的人所了解和理解，同性婚姻被提上日程并将成为与一夫一
妻并列的专偶制的组成部分，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现在荷兰、
比利时、加拿大的安大略省、卑诗省和魁北克省以及美国马萨诸塞州
的进展就是顺应了这种进程。
历史总是呈现出惊人的相似。二十世纪初，女权运动的强烈抗争
使欧美国家的妇女获得平等的投票权和参政权，而当时就有反对人士
扬言：既然允许妇女投票，为何不让猫狗猪羊享有同样的投票权？五
十年前，当美国加州法院率先将跨种族通婚判为合法时，也有人危言
耸听地恐吓说：重婚、乱伦和人兽婚合法化将指日可待。时至今日，
对妇女和有色人种的人格贬损已经沦为历史的耻辱，同性恋者也日益
受到社会的尊重，但仍然有一些人的思想没有跟上时代的步伐，这些
人将伦理滑坡论老调重弹，来反对同性婚姻合法化，无非是词穷理屈
时来一番胡搅蛮缠和混淆视听罢了。
注１：另一个具有特定性心理的人群是恋童者，其重要特点就是爱恋
孩童柔软的头发和光滑的皮肤。虽然恋童者的性对象可能使男童或女
童，但其性心理和同性恋／异性恋并不一致。
注２：禁止师生恋和上下级恋的另一原因是避免让这些处於情侣关系
中的学生和下级从性关系中“受惠”，从而使其他学生和下级同事无
法公平地参与学习和工作竞争。
对对同性伴侣在市政厅内永结同好时，一些反对人士在门外展开了抗
议，其中一位一手抱着爱犬，另一手举着标语牌，上面写着：“我也
要与我的狗结婚。”
没有人会相信这位抗议者真的希望和他的爱犬结婚，但他表达了
一个颇具市场的伦理滑坡论：假如因为同性婚姻没有对他人造成伤害
而应该受到法律承认的话，那么依此类推，基於自愿的乱伦关系、重
婚（即一夫多妻或一妻多夫）、人兽婚、人树婚和人桌婚等，也应一
概获得同样的法律承认，但这样就造成了人伦大乱的局面。可见，同
性婚姻合法化将导致人类伦理的滑坡。
光是担心人兽婚或乱伦将取得合法地位，大家都会觉得纯属杞人
忧天，但伦理滑坡论至少听上去很合乎逻辑，一些同性恋者也为此感
到乍言。然而，互惠无害的功利主义原则并非同性婚姻合法化的唯一
理由，因为至少还有以下几个方面不容忽视：１）自主权与法律的平
等保护；２）性行为和性关系的可替代性与否；３）法律的效率；
４）婚姻和家庭模式的历史演变。对这些方面的依据稍加思考后，人
们不难意识到，乱伦和多偶婚等“异常”性关系是无法与同性婚姻相
提并论的。
◇ 自主权和法律的平等保护
婚姻并非仅停留在双方情投意合下领取的一纸证书，而是伴有一
系列权益和义务。２００３年１１月，马萨诸塞州最高法院在做出同
性婚姻合法化的判决时，判决书中写道：“马萨诸塞州的宪法确认每
位公民的尊严和平等，禁止二等公民的产生……婚姻是个具有关键意
义的社会机制，两人之间相互承担义务的约定培养关爱与互助，它有
助于社会稳定。由於无法在婚姻方面得到保护、享受福利和履行义务，
同性间的专一结合无法加入我们社会中最有益也最受珍视的机制……
这种隔离违背了州宪法中规定的对个人自主权的尊重和法律面前人人
平等的原则。”
以上判决的依据来自该州宪法中的“平等保护条款”（Equal
Protection Clause），即个人有权选择建立同性伴侣或异性配偶关系，
法律承认同性伴侣具有和异性配偶相等同的人格资格，因此两种关系
应该获得平等的法律保护。
平等保护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体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不仅指同罪同罚，也指人人都应该享受同等的权益，履行同等的义务。
异性配偶在税收、医疗保险、子女抚养等方面所拥有的一系列权益，
也应该为同性伴侣所享有。例如，一对夫妇中的一方去世后，另一方
有权继承其劳保。同样，同性伴侣的一方去世后，另一方也应该有权
继承其伴侣的劳保──这就是法律应该提供的平等保护。同性婚姻不
受法律承认的话，同性伴侣就无法享受这些权益，即同性伴侣和异性
配偶受到了区别对待，从而使同性伴侣的人格资格受到了法律的贬损。
也就是说，禁止同性婚姻侵犯了同性恋者的人权。
正是这番自主权和人格资格使同性伴侣关系有别于某些“异常”
性关系，比如人兽恋、人桌恋和人树恋等。众所周知，动植物和非生
命物体不拥有自主权，也无法享受与人平等的法律保护，否则肉类加
工首先应该被取缔，吃荤要象食人一样受到谴责和法律的惩罚；爱犬
的主人去世后，爱犬是否有权继承主人的财产和劳保？这个问题足以
令动物保护主义者都感到啼笑皆非。还有人借人桌恋和人树恋来攻击
同性婚姻，也是忽略了同样的问题：桌子和树具有人格吗？桌子可以
被主人随意买卖，伐木为很多加工业提供了原材料，但假如把买卖和
砍伐行为实施到人的身上，则构成了贩卖和伤害他人罪（即使为治病
救人而采血或取用人体器官，也需要事先征得当事人的同意）。还有，
婚姻法规定了配偶一方生病或者遭遇不测时，另一方应该提供相应的
照料；双方离异时，一方有权索要赡养费──这些都是婚姻的义务所
在。然而，法律能够要求爱犬、桌子和树履行同样的义务吗？既然兽、
树或桌子不具备人格资格，何以享受平等保护？！
可见，同性婚姻和人兽婚、桌恋或者树恋根本就是两码事。
◇ 性行为和性关系的可替代性与否
反对同性恋的人士往往仅将同性恋视为一种行为，视而不见同性
恋所包括的一系列独特心理和情感感受，即基於爱恋而产生的依附或
怜惜等情感及其在行为上的表达。
在基督教占据社会主导地位的中世纪，曾经用“鸡奸”来统称同
性（sodomy），同性恋者也被称为“鸡奸者”。现在看来，这种指称
有着严重错误，因为同性恋是人类性倾向的一种，它可以通过行为也
可以不通过行为来表现出来。我们无法单纯根据行为来认定一个人的
性倾向，比如一些从事同性间性交易的性工作者（即ＭＢ）本身不是
同性恋者，他们并不需要对顾客怀有性兴趣才同意发生交易，而一些
对同性怀有强烈性趣但迫于社会压力而进入异性婚姻的人可能没有过
同性性接触，但还是应该被归类为同性恋者。男女人群中会有一定比
例的人具有同性性倾向。同性恋者是一个具有独特心理和生理感受的
人群，而这种感受在绝大多数同性恋者的一生中处於相对稳定，并不
会随外界条件的改变（比如与异性结婚，旁人的催促，道德的谴责，
法律的惩罚，等等）而发生变化，或者至多只是压制他们的行为（比
如在刑律的严厉处罚下）。对於同性恋者来说，同性性行为并非缺乏
异性性伴时迫不得已的“替代式性行为”（substitute sexual act），
也不是出於“好玩”或一时冲动而偶一为之的“出规式性行为”
（aberrant sexual act），而是符合他们性心理特点的长期不变的
“首要性行为”（primary sexual act）。对於同性恋者来说，异性
性接触并不能替代同性性接触，因为异性性接触无法给他们带来身心
满足，反而可能造成困扰。这种对於同性恋者来说再自然不过的性心
理感受，正是很多非同性恋者（特别是那些反对同性恋的人士）觉得
难以理解或拒绝理解之处。
同性恋作为一个具有特定性心理的人群，已经受到了学术界的广
泛认同。在现今欧美国家的书店中，同性恋研究书籍与妇女研究、男
性研究以及有色人种研究的书籍并列在同一架子上，这就说明：性别
分出男性和女性，肤色将人划为黑人、白人和黄种人等，性倾向也将
人类划为同性恋者、异性恋者和双性恋者。同性恋者不仅是同性性行
为的载体，而且是一个具有独特性心理的人群，即这个人群受到同性
的性吸引并有着相应的性表达。同性婚姻合法化并不仅仅是对於同性
性行为的认同，而且是对这种性心理和性表达的尊重，并为这个同性
恋族群提供平等的保护，使其成员的生活福利得以提高。
独特的性心理感受──而非仅是行为的指代──使同性恋伴侣关
系有别于乱伦或者多偶性关系（注１）。对亲生子女实行性骚扰的父
母并非在结婚前就对未出世的下一代怀此欲望才进入婚姻；兄弟姐妹
间可能会发生乱伦，但独生子女中没有人只恋并不存在的兄弟姐妹而
独守终身，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很多同性恋者即使无法寻觅到同性
爱人也拒绝和异性结婚。可见，发生乱伦或多偶关系的当事人在性心
理方面无异于普通的同性恋或异性恋（视乱伦对象的性别不同），比
如美国在过去二十多年里出现的两个乱伦案例中，一对是孩子出生后
双方就被分散的母子，另一对是双方出生时就被分离的兄妹，他们初
次相遇时并不知道对方和自己有着血缘关系，相爱后才知道，但为时
已晚，情愫难斩，这和日本电视连续剧《血疑》中幸子和光夫之间的
恋情有着相似之处。不难看出，假如这对母子没能相遇，这对兄妹无
缘邂逅的话，他们仍然能够和没有血缘关系的人建立满意的性爱或伴
侣关系，或者他们的乱伦恋情结束后，仍然能够遇上令他们心仪之人，
即他们能够用普通的异性恋来替代乱伦。然而，对於同性恋者来说，
异性恋是无法替代同性恋的，比如很多已婚的同性恋男女在和异性配
偶同房时倍受煎熬，日常生活中无法对异性配偶流露出自然的关爱，
时时显出冷漠，以“不习惯”或“怕脏”为由拒绝与异性 配偶接吻，
等等，就很说明问题。
多偶制也不涉及到特定的性心理。绝大多数多偶关系都始于专偶
关系，比如旧时代的妻妾成群家庭也是从一夫一妻的搭配开始，丈夫
并非在迎娶了三妻四妾之后，才有愿望和首妻圆房；风流成性的西门
庆并非只有当李瓶儿同在一床时才能与潘金莲交欢（相反，很多男同
性恋者只有努力想象和男性做爱才能和妻子圆房）。在旧时代，很多
一夫多妻家庭是在首妻无法怀孕或者无法生育男孩的情况下产生的，
这说明一夫多妻是生殖崇拜和男权相结合的产物，并非受某种特定的
性心理驱使而产生的配偶关系。
总而言之，处於乱伦或多偶关系中的当事人能够在专偶关系中得
到满足，其性心理也符合普通的异性恋特征，而婚姻就是对这种性心
理的认同和保护；即使无法在婚姻中获得满足，他们也能够选择离婚
从而另择他人，而不必选择多偶制。然而，同性恋者的爱恋对象是同
性，要求他们进入异性婚姻则违背了其性心理，对他们造成了困扰。
可见，乱伦和多偶关系和同性婚姻也是不能相提并论的。
◇ 法律的效率（efficiency）
除了性行为和性关系的可替代性之外，乱伦至少在以下两个方面
与同性恋有着本质区别：１）乱伦关系生育的子女有着极易具有先天
性生理缺陷，这也是人类社会早期禁止乱伦的原因。中国某些地区在
几十年前仍然存在的近亲结婚使生育的子女中有很多弱智者，这给家
庭和社会带来了极大负担。但同性伴侣关系并不伴随生育，况且很多
同性伴侣希望领养孩子，因此不仅不给社会增加负担，反而是减轻负
担，这在人口超载资源短缺的今天尤其显出其作用。即使以禁止乱伦
者生育来作为乱伦关系合法化的前提，仍然不能排除子女的出现，法
律和公众如何看待这些“非法”出生的子女将成为极为困扰的社会问
题。虽然目前同性伴侣的子女也可能遭受到周围人的嘲笑和讥讽，有
可能受到伤害，但这是社会对於同性恋的偏见所致，而这些偏见是可
以被改变的，乱伦关系中生育下来的不幸子女则往往来自先天的生理
或心理缺陷，并非社会的爱心所能够弥补的。２）普通的异性和同性
伴侣关系基本上都是出於互愿而建立的，但乱伦关系中常见的双方权
力的不平衡极易破坏互愿原则，例如父亲或母亲不仅掌管财力，而且
以长辈的身份而占据着心理强势，而儿女在这些方面基本上处於劣势
或服从地位，大有可能在胁迫下接受乱伦关系。也就是说，乱伦关系
的非互愿可能性比同性恋和异性恋要高得多。
光从互愿的原则来看，法律禁止乱伦确实有些“一刀切”的味道，
因为我们不能否认有些乱伦关系确实出於当事人的两厢情愿，但这种
“一刀切”是法律所需的效率表现，即法律的有效性需要考虑到实施
时所涉及的社会成本。比如说，每个国家都规定了合法性行为年龄，
即使与未成年者发生基於互愿的性行为也会被判为诱奸罪，因为未到
合法性行为年龄的人被认为尚未具备独立判断能力，容易受到成年人
的不良诱导，但我们不能排除有些未成年者在生理和心理成长方面比
较早熟，他／她们完全有能力对自己的性行为负责；也有一些人虽然
过了合法性行为年龄，但并没有达到足够的成熟程度来为自己的行为
负责。解决这个问题的“最优方案”是因人而异地确定或早或晚的合
法性行为年龄，但社会并没有足够的资源来为每位青少年做相应的测
试（撇开这类测试的准确性和客观性不谈），因此“最优方案”至多
是一种幻想，在现实中只能设立统一的合法性行为年龄，即“次优方
案”。虽然这个“次优方案”可能对一些早熟的青少年（及其已到法
定成年年龄的性伴侣）显出不公，同时又无法避免一些晚熟的青少年
遭遇伤害，但它在尽可能尊重公民性权利的同时又尽可能扩大了保护
范围。同样，乱伦合法化将导致大量非互愿性爱关系的产生，而社会
没有能力或资源对每项关系做出逐一检测来决定哪些符合互愿原则，
哪些不符。“一刀切”地禁止乱伦确实牺牲了极少数公民的部分自由，
但为更多的其他公民提供了必要的法律保护，就好像公路上规定了最
高车速，约束了某些驾车者的自由，尽管超速驾驶不见得次次会出现
翻车撞人，但车速限制确实大大保证了人们的安全。欧美国家的学校
禁止师生恋，单位和公司里禁止上下级之间的恋情，部分也是基於同
一理由（注２）。
◇ 婚姻和家庭模式的历史演变
从历史发展的视角来看，婚姻和家庭模式在过去的几万年中经历
了一系列变化。人类社会的伊始，部落之间进行着你死我活的资源竞
争，出於对自身血缘成员的信任，乱伦成为唯一受到认可的性伴侣关
系。但人类后来发现，乱伦产生的后代无法健康成长和繁衍，反而减
弱了部落的竞争能力，於是转而禁止乱伦，过渡到族外婚，但保留了
多偶制。再到后来，为家庭的稳定和孩子的成长又从多配偶婚过渡到
单配偶婚，并最终设立了符合两性生活规律和男女平等思想的一夫一
妻制，这是大自然和两性生活的规律所共同作用的结果。在人口超载
资源短缺的今天，生殖崇拜已经失去人类初期和早期时的意义，不含
孩子的丁克家庭和未婚单身者也不受歧视。可以说，乱伦和多偶婚制
的婚姻模式已经受到了历史的淘汰，绝不会在社会进步和人类发展的
道路上卷土重来。
婚姻和家庭模式的历史演变过程反映出性别和种族平等的思想越
来越深入人心，而争取性倾向的平等是这一过程的延续和延伸，也伴
随着人类不断加深的自我了解。同性恋在千百年来一直承受着误解，
其典型表现就是仅将之理解为某种行为以及错误地将同性恋倾向列为
“变态”或“病态”。同性恋者希望建立同性伴侣家庭的愿望在道德、
法律和欠发达科学的多重压制下而无以表达。对於同性恋者来说，稳
定和谐的家庭关系并非异性婚姻，而是同性婚姻。随着同性恋逐渐为
越来越多的人所了解和理解，同性婚姻被提上日程并将成为与一夫一
妻并列的专偶制的组成部分，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现在荷兰、
比利时、加拿大的安大略省、卑诗省和魁北克省以及美国马萨诸塞州
的进展就是顺应了这种进程。
历史总是呈现出惊人的相似。二十世纪初，女权运动的强烈抗争
使欧美国家的妇女获得平等的投票权和参政权，而当时就有反对人士
扬言：既然允许妇女投票，为何不让猫狗猪羊享有同样的投票权？五
十年前，当美国加州法院率先将跨种族通婚判为合法时，也有人危言
耸听地恐吓说：重婚、乱伦和人兽婚合法化将指日可待。时至今日，
对妇女和有色人种的人格贬损已经沦为历史的耻辱，同性恋者也日益
受到社会的尊重，但仍然有一些人的思想没有跟上时代的步伐，这些
人将伦理滑坡论老调重弹，来反对同性婚姻合法化，无非是词穷理屈
时来一番胡搅蛮缠和混淆视听罢了。
注１：另一个具有特定性心理的人群是恋童者，其重要特点就是爱恋
孩童柔软的头发和光滑的皮肤。虽然恋童者的性对象可能使男童或女
童，但其性心理和同性恋／异性恋并不一致。
注２：禁止师生恋和上下级恋的另一原因是避免让这些处於情侣关系
中的学生和下级从性关系中“受惠”，从而使其他学生和下级同事无
法公平地参与学习和工作竞争。
同性婚姻 vs. 一夫多妻制
Following is the answer of Savage Love to a question so many people have asked, published on NOW magzine, Sep 29, 2005:
I fully support gay rights and wrote a letter to the prime minister – I live in Canada – supporting gay marriage. But whenever I get into debates about the issue with right-wing acquaintances, they bring up "the thin edge of the wedge" and insist that gay marriage will lead to polygamy. This leaves me stymied.
I have no argument with adults who freely choose to enter into open relationships. My problem is with fundamentalist cults that indoctrinate their followers from birth and are building armies through the practice of one man having multiple young wives and many children. My feminist backbone shudders at the thought of these young women being bred and raised for the sole purpose of personal-fiefdom-building.
The argument goes: "If gays should be 'free' to marry, then why not 'religious freedom' for those who choose a polygamous lifestyle?" I'm curious to hear your opinion on this and am hoping you will supply me with an intelligent retort!
- Stymied In Canada
"Her interlocutors are wrong, wrong, wrong," says E.J. Graff, author of What Is Marriage For?, a terrific, informative and entertaining book about gay marriage. "They're assuming that we homos are making a claim to marriage under the libertarian argument that everyone should be free to do as s/he wishes. Wrong. We are arguing that we already belong to the West's contemporary marriage philosophy – for capitalist and for feminist reasons."
Put your feet in the stirrups, lie back and relax, SIC, because Graff is going to jam some steel into your shuddering feminist spine: "Once upon a time, the West had a 'traditional' marriage philosophy." The husband owned his wife and whatever children she bore him – you know the drill. But capitalism eventually came along – thank God! – and freed us from those confining sex roles. "Each of us now has to make a living independently, based on individual talents and efforts rather than traditional roles. Over time this led to gender equality in both the job market and the marriage market. Between 1850 and 1970, every developed country struck down its sex-based rules, both in labour (i.e., women can be plumbers and legislators) and in marriage (i.e., married women can own property, hold jobs without hubby's permission, have custody of children and even – gasp! – say no in bed). The result: gender equality is today's governing public philosophy, in marriage and in much else. For 150 years, courts and legislatures have changed marriage law to fit this philosophy, under which same-sex couples fit just fine." In other words, heterosexual marriage is not one man taking ownership over one woman, but two individuals, as equals, committing to each other. "The only sex-based restriction left in marriage law," Graff says, "lies in the entrance rules, where it no longer belongs."
Letting same-sex couples make the same gender-neutral commitment that opposite-sex couples make doesn't open the doors to polygamy. "Traditional polygamy grows from exactly the opposite [of gender equality]," says Graff. "One man owns many wombs and grows lots of household labour. That is precisely the opposite of gender equality and of individual-based capitalism. It violates all our contemporary notions of fairness and democracy. Polygamy would mean heading backward into marriage's feudal history; same-sex marriage moves us forward into its equal and democratic future." Now get off the table, SIC, and go argue with your right-wing acquaintances.
(E.J. Graff, currently the Brandeis Women's Studies Research Center resident scholar, has a new book coming out this month: Getting Even: Why Women Don't Get Paid Like Men – And What To Do About It, co-authored with Evelyn Murphy.)
Sunday, September 25, 2005
《March of the Penguins》
前天终于如愿以偿，和K一起去看了《March of the Penguins》。
我是抱着欣赏南极风光和小企鹅憨态的初衷走进电影院的，但随着故事的展开，我发觉自己已经被这部纪录片深深地感动了。
这可能是近几年来唯一感动我的一部电影。
Tagline of this movie:
In the harshest place on Earth, love finds a way
我是抱着欣赏南极风光和小企鹅憨态的初衷走进电影院的，但随着故事的展开，我发觉自己已经被这部纪录片深深地感动了。
这可能是近几年来唯一感动我的一部电影。
Tagline of this movie:
In the harshest place on Earth, love finds a way
Friday, August 26, 2005
《Kinsey》
《Kinsey》是我很早就想看的一部片子，可惜K不感兴趣，所以一直没去租。昨天没去上班，在家装病，下午从大统华买菜回来，顺便租了，一个人看。
片子本身算中上水平，比较写实地叙述了Kinsey从一个普通的生物学家演变为一个性学专家的过程。不过作为同志，最让我感兴趣的是他与助手Clyde的同性恋情。勾引Kinsey的那场戏是近几年来最让我心跳的激情戏。
Clyde的扮演者并不是很帅，身材也一般（片中有他正面全裸的镜头），但他那一双细长的眼睛真的很特别，眼神总是闪烁游离，透着不可琢磨的忧郁和隐隐的期待。
到imdb上一查，演员叫Peter Sarsgaard，居然还演过《Boys don't Cry》中残害女主人公的恶棍之一。这个发现着实让我吃了一惊，因为我无法把脑中那双眼睛和恐同刽子手联系起来。也许这就是Peter的演技所在吧。难怪Imdb对他的“versatility“大加赞扬，并预测“it is only a matter of time before "Oscar" comes knocking at this man's door.“
片子本身算中上水平，比较写实地叙述了Kinsey从一个普通的生物学家演变为一个性学专家的过程。不过作为同志，最让我感兴趣的是他与助手Clyde的同性恋情。勾引Kinsey的那场戏是近几年来最让我心跳的激情戏。
Clyde的扮演者并不是很帅，身材也一般（片中有他正面全裸的镜头），但他那一双细长的眼睛真的很特别，眼神总是闪烁游离，透着不可琢磨的忧郁和隐隐的期待。
到imdb上一查，演员叫Peter Sarsgaard，居然还演过《Boys don't Cry》中残害女主人公的恶棍之一。这个发现着实让我吃了一惊，因为我无法把脑中那双眼睛和恐同刽子手联系起来。也许这就是Peter的演技所在吧。难怪Imdb对他的“versatility“大加赞扬，并预测“it is only a matter of time before "Oscar" comes knocking at this man's door.“
Thursday, August 25, 2005
家乡的卫星照片
Google Maps新近增加了中国地区的卫星照片，其中北京和香港的分辨率最高，两个城市的地标（天安门和会展中心）都可以放大到150个像素宽。
不过很快我的兴趣就转向了我的家乡：四川省。由于Google Maps对中国地区只有照片，没有地图，所以找到我的出生地并不是个简单的事情。最终在嘉陵江引导下，我找到了阆中市。
最后，以一幅网上阆中地图为参照，我成功定位了我的老家：妙高镇。
谢谢网络，谢谢Google！
不过很快我的兴趣就转向了我的家乡：四川省。由于Google Maps对中国地区只有照片，没有地图，所以找到我的出生地并不是个简单的事情。最终在嘉陵江引导下，我找到了阆中市。
最后，以一幅网上阆中地图为参照，我成功定位了我的老家：妙高镇。
谢谢网络，谢谢Google！
趣闻两则
染发小鸡
昨天午间休息的时候和同事聊天，不知怎么就聊起了宠物。
一个来自斯里兰卡的同事说，在印度的某些地方，人们把刚孵出的小鸡染成其它颜色，迷惑捕食小鸡的猛禽，避免被吃掉。
我问是不是染成粉红，他说有可能。
想象一下五颜六色的毛绒绒的小东西，肯定很好玩。
(Originally posted on Beitong on March 30, 2004)
无处不在的中国“音乐”
今天去逛位于RICHMOND HILL的一个MALL。突然间听到一阵熟悉的旋律，仔细想想，是二十年前的老歌“妈妈的吻”。我突然有一种恍若隔世的感觉；我是在加拿大还是在中国？转身一看，以来是旁边一个儿童游乐机播放的音乐。
接着，这个游乐机又播放了四川民歌“康定情歌”。最搞笑的是，在我们离开的时候，居然播放的是歌颂中国改革开放丰功伟绩的歌曲“走进新时代”，原唱应该是张也，或者宋祖英。
看着几个白人黑人小孩在上面玩得正欢，他们的父母在旁边笑盈盈地看着孩子们。我心想，They must be wondering: what the heck is this music?
(Originally posted on Beitong on Feburary 19, 2005)
昨天午间休息的时候和同事聊天，不知怎么就聊起了宠物。
一个来自斯里兰卡的同事说，在印度的某些地方，人们把刚孵出的小鸡染成其它颜色，迷惑捕食小鸡的猛禽，避免被吃掉。
我问是不是染成粉红，他说有可能。
想象一下五颜六色的毛绒绒的小东西，肯定很好玩。
(Originally posted on Beitong on March 30, 2004)
无处不在的中国“音乐”
今天去逛位于RICHMOND HILL的一个MALL。突然间听到一阵熟悉的旋律，仔细想想，是二十年前的老歌“妈妈的吻”。我突然有一种恍若隔世的感觉；我是在加拿大还是在中国？转身一看，以来是旁边一个儿童游乐机播放的音乐。
接着，这个游乐机又播放了四川民歌“康定情歌”。最搞笑的是，在我们离开的时候，居然播放的是歌颂中国改革开放丰功伟绩的歌曲“走进新时代”，原唱应该是张也，或者宋祖英。
看着几个白人黑人小孩在上面玩得正欢，他们的父母在旁边笑盈盈地看着孩子们。我心想，They must be wondering: what the heck is this music?
(Originally posted on Beitong on Feburary 19, 2005)
同性恋 vs. 乱伦
This is an old post by me on Yifan BBS more than 3 years ago:
Three years later, there was another discussion on Rolia. Below is the orginal post from ekati (网友), whose opinion is definitely worth to read.
And followed by my post:
同性恋平反了，为什么不能给“乱伦”平反？ (Aug 1, 2002)
一直以来，我对同性恋和乱伦的道德界定很迷惑。乱伦和同性恋一样，都是传统道德中的禁忌。今天世界的主流社会大都在为同性恋平反，因为两个男子或两个女子相爱，并不妨碍他人，并不危害社会。
但同样，俩兄妹相爱，只要不生育，也不妨碍他人, 也不危害社会呀。为什么始终为社会所不容呢？
今天看到的SAVAGE LOVE一篇专栏问答，在此问题上对我颇有启发：
Q: Well, well, well. Dan Savage gets all squirmy and horrified about incest. You came down pretty hard on Please Help for having sex with his sister. But can you tell me why incest is any more horrifying than male homosexulality? At least incestuous intercourse follows the natural function of the sexual organs! You may reply that incest causes genetic problems. However, statistically, the danger of this is far less than that of contracting AIDS from gay intercourse. In the gays I have known, I have often sensed a deep personal dishonesty, and part of that may be the refusal to acknowledge that homosexuality is in fact abnormal.
- You're The Freak
A: Whenever the subject of incest comes up - incest being one of the very few things I strongly disapprove of - I get a lot of irate mail from incest fans. Curiously, all the incest fan mail I receive is from straight men. Many, like YTF here, would have us believe that their desires for their moms or sisters or grandmas are much, much healthier than my desire for, say, Ashton Kutcher. Since their incestuous desires involve "natural" penis-and-vagina intercourse and not "unnatural" my-penis-and-Ashton-Kutcher's-mouth intercourse, I'm the sicko.
I don't think so, YTF.
First off, YTF, pointing out that homosexuality isn't normal doesn't wound me. While homosexuality is a naturally occurring abnormality, I'll cheerfully admit that it is an abnormality. As for the relative dangers of gay and straight sex, an individual gay man's sex life is only as dangerous as he decides to make it - and, hello, I get hundreds of letters every day from straight people whose sex lives are infinitely more dangerous than mine. OK, on to incest....
Incest fans would have us believe that since gay people rejected the ancient the taboo against homosexuality, any gay person who supports the taboo against incest is a hypocrite. This stance presumes, however, that all taboos are created equal. Not so. There's an important distinction between homosexuality and incest, one that defensive incest fans can't seem to grasp. To wit: homosexuals are people and incest is an act. The taboo against gay sex was irrational because it denied gay people the right to any sexual expression or romantic attachments, and consequently the taboo against homosexuality was as unjust as it was unenforceable. The cultural taboo against incest, however, is not an attempt to deny a group of people any and all access to love and intimacy but an attempt to direct our sexual feelings toward healthier, more appropriate targets.
Three years later, there was another discussion on Rolia. Below is the orginal post from ekati (网友), whose opinion is definitely worth to read.
为什么说同性婚姻合法化和乱伦不可比 (May 27, 2005)
乱伦，一般是指血亲之间的性行为。从亲属关系看有几种情况，父女、母子、兄妹、姐弟等等。从性别上看有同性异性。从年龄上看有成年人之间的，和涉及未成年人的。
乱伦的问题在哪里？如果涉及未成年人或无行为能力人，不管是否双方自愿，都是不可以的，大家都明白为什么。我就不多说了。
如果不牵涉未成年人，成年人、有行为能力的两个人之间的性行为在西方社会一般是不受干预的。如果有问题，那就是疾病的传播和生育问题。性相关疾病传播在亲属间不比常人有什么不同。医学发达了，生育基本上可以做到避免有遗传缺陷的孩子出生。从这个层面上看，异性成年人的血亲性行为没有什么问题。成年同性的就更简单了。
心理学家对血亲性行为的研究，发现导致血亲性行为的原因通常是家庭的功能混乱，家庭里角色定位不清。当家庭成员有未满足的需要，受到外界的刺激，就会出现血亲性行为。血亲成年家庭成员之间的持续的性关系并不多见。
原因找到了，这种行为可以改变吗？答案是肯定的。疏导未满足的需求就可以改变这种行为模式。这点和同性恋不同，同性恋不是一种可以改变的行为模式。同性恋的成因我们可以另文讨论。
成年血亲家庭成员有结婚的需要吗？家庭成员之间的财产转移、继承是相对容易的，婚姻并不增加更多的权利。更重要的是，当促成血亲性关系的未满足的心理需要在家庭之外得到宣泄，成年家庭血亲家庭成员之间的性关系通常不能维持，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一旦理顺，本身就不需要性的维持。
由此可见，血亲性关系和同性恋婚姻不是同一层面的问题。解决乱伦、血亲性关系的问题重点是在保护未成年人。成年人的乱伦问题可以通过心理咨询或环境改变来解决。婚姻并不解决乱伦问题。也不能满足乱伦家庭成员的需要。他们的关系也不需要法律来保护。
同性婚姻的问题是权利问题。同性恋者不结婚他们同样可以生活在一起，关键是没有了法律的保护。少了正常婚姻夫妇之间的和共有的权利。象财产继承权了，医疗决策权了，子女抚养权了，等等。子女抚养，大家不要担心，同性恋抚养的子女并一定是同性恋的，一定的是他们会更清楚同性恋的真正含义，这个心理学家、精神病学家都研究过。以后我们讨论同性恋成因时再谈这个问题。
最后声明，我不是专家，只是根据我自己的了解，在这个清闲的星期五下午把这个问题的看法写一写，抛砖引玉，请大家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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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性恋与乱伦的本质区别 (May 27, 2005)
最近网上关于同性恋的争论很多，有一网友把同性恋与乱伦作类比，认为既然同性恋可以合法，乱伦和同性恋一样，如果是两厢情愿，于他人无妨，也应该合法化。
其实，同性恋与乱伦相比，有本质的不同。
首先，同性恋者除了与同性相爱别无选择，禁止同性恋就剥夺了这个少数群体恋爱的权利；但乱伦不同，没有任何人是只对自己的血亲“来电”的，任何乱伦者都有与血亲之外的其他人产生恋爱关系的可能性。
其次，合法的同性恋是发生在两个独立的成年人之间的关系，而乱伦的双方由于有血缘关系，他们之间的关系就很可能复杂化成不平等的性关系。这也是为什么很多学校严禁师生恋爱，很多公司禁止“办公室的罗曼史”的原因，而乱伦则是这种“禁恋”的极至。
Wednesday, August 10, 2005
央视新闻调查: 以生命的名义
央视国际 (2005年08月09日 09:15)
被采访人：
大玮 同性恋艾滋感染者
张北川 青岛大学医学院附属医院性健康中心
小杨 小江 同性爱者
翼飞 同性恋者
小雯 同性恋者妻子
崔子恩 北京电影学院 副研究员
周生建 重庆市渝中区计生办
阿国 同性恋浴室经营者
小刘 同性恋者
在目前的中国,艾滋病处于由高危人群向普通人群扩散的阶段,在严酷的现实面前，以科学务实的态度来对待高危人群并且对他们进行预防艾滋的有效干预，这是中国政府的理性选择。今天的《新闻调查》将带您走进一个特殊的群体。
黑场：调频收音机调台的声音，交叠不同频道，切换，直至出现：“中国官方首次向世界公布有关男性同性恋人数及艾滋病感染的数据”，切换，又调回，声音逐渐清晰，出原新闻画面：中国政府卫生部门进行的一项最新研究调查显示，处于性活跃期的中国男性同性恋者，约占性活跃期男性大众人群的2％至4％，按此估算，中国有500万至1000万男性同性恋者。而根据卫生部去年底公布的数字，中国男同性艾者的艾滋病感染率约达1．35％。这一数字要比普通人群的感染率高将近二十倍。
解说：大玮，22岁，北京某高校的一个大学生，去年发现自己感染了艾滋。在接受我们采访时，他选择了直接出镜，不用做画面处理。
大玮：我叫大玮，我是一个同性恋，我也是一个艾滋病感染者。
记者：你清楚这样的镜头播出后，你的生活和你的家人会受到的影响么？
大玮：我就是想以我真实的身份来面对镜头，让更多的人来了解同性恋和艾滋病这两个群体。
解说：一年前，刚来到北京的大玮碰到一个让他心仪的男孩子。
大玮：“彼此都是很艾对方，都愿意为了艾，可能会付出一些”。
解说：于是，两个年轻的男孩子有了多次的性接触。
记者：你是在什么情况下去检查身体的？
大玮：当时我在大学里，我连续发烧了三四天。我当时在地铁站的时候，我看到濮存昕做的广告，然后我细细地看了一下，我觉得上面所写的症状跟我的症状有点像。
解说：心怀疑虑的大玮独自一人到北京市疾控中心做了检测。一个星期后，他拿到了检测报告单。
大玮：大夫把报单拿给我的时候，他说，你是HIV的阳性，我当时眼泪就下来了。
记者：你是独生子吗？
大玮：对。是。
记者：你当时是明确告诉你父母你得的是艾滋病？
大玮：对。
记者：他们的反映呢？
大玮：我妈整整病倒了一个星期。我妈妈真的是想不通，他们知道我也不是那种坏孩子，所以他们根本想不到我会感染这个病。但是他们有一点不知道，因为我是同性恋。
解说：1981年，世界上发现的第一例艾滋病人是一个男性同性恋者。1989年，中国发现的本土第一例因性接触感染艾滋病的病人也与多个同性有过性接触。目前，我国的男同性恋人群的艾滋感染率仅次于吸毒人群。
解说：张北川教授，原青岛大学附属医院皮肤科主治医师，他是我国在同性恋人群中进行艾滋干预的第一人。多年来，他不懈地为同性恋群体的权利鼓呼，是男同性恋群体艾滋感染的权威人氏。
张北川：我们国家去年公布的数字科研报告，通过性行为被感染艾滋病的人一共占中国所有的感染者当中接近30％，这其中有1/3强的人是男男性接触者，那么我们考虑到男男性接触者，占所有成年男女朋友的百分比也不过才3％左右的话，一个是1/3，一个是3％，我们就知道男男性接触的感染几率比一般男女要高十几倍，或者说几十倍。
解说: 据张北川教授的个人调查，中国男男性接触者中，1998年的艾滋病病毒感染率为 2．5％，这一数字在2001年已上升至5．4％。
记者：你现在能够判断出来，是哪一次的行为，会是你感染的源头？
大玮：我的第一次的时候吧，我的感觉是。
记者：第一次？
大玮：因为那个时候，对安全的性行为根本就是很无知。
解说：而当大玮发现自己感染了艾滋的时候，他和这个男孩子已经分手，并且也早已失去了联系。
大玮：我查出来的时候，就是说，当我知道我自己是这个病了，我上网跟他留过言，我说我感染这个病了。希望你也去查一查，但是他没有给我回。
记者：中国目前的同性恋者当中艾滋病的感染率到底有多少？
张北川：我们根本就不知道这个黑洞有多大，我们不知道他们在哪里，我们不知道他是谁，我们不知道他知不知道他感染了艾滋。
解说：由于人群基数较大，又经常伴有高危的性行为，男同性恋人群已经成为中国艾滋病流行和下一步施行行为干预的重点人群。那么，这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群，他们又以什么样的方式生活呢？
解说：同性恋人群多年来一直生活在社会的灰色地带，由于他们相对隐蔽的生活方式，他们的世界不为大多数人所了解，但近年来，一些影视媒体的渲染和类似台北同性恋聚会被警方抓获的新闻，使得一提起“同性恋”，人们往往会联想到一个生活方式比较混乱的群体。
张北川：这个词在中国已经被污名化了。
记者：你指什么？
张北川：污名化了，后面捎带的就是不道德，就是乱交，反正就是乌七八糟的那些阴暗的东西。
记者：很多人是这样来看待同性恋者，觉得他们之间的交往更多的是基于性。
大玮：所以他们根本不清楚在同性恋里面确实也是有恋爱的。我自始至终可能都是在寻找真爱，因为我本身自己就相信真爱。
解说：同性恋们之间的情感是一种什么样的情感呢？我们在重庆见到了小杨和小江，他们在一起生活已经将近四年了。
记者：你们怎么形容这种情感？
小江：爱人。
记者：你们这种生活的打算能够做到多久？
小杨：已经策划到40岁了，暂时。
记者：基本是10几20年以后的事情。
解说：小杨和小江最初是在网络上认识的，他们都喜欢用歌曲来表达彼此的感情。
小江：特别是《我愿意》这首歌，然后打电话的时候我经常叫他在电话里唱给我听。
记者：你为什么特别喜欢他唱这首歌，你觉得这首歌传达的是什么？
小杨：好像那种为你可以放弃一切的那种感觉，当时我是专门去学的。
记者：真的吗？你还记得不记得，能不能唱一小段。
小杨：（唱歌 ）
解说：当时，小杨和小江并不在一个城市。
小江：彼此的思念，写了很多信。
小杨：我给他写过信了我说我会来，结果过去之后信还没到。太想他了，然后就直接坐车过去了。当时是每次只要看到有婚车的经过，我都会去祝福人家，我就觉得祝人家白头偕老，上天会感动的，他也会让我白头偕老的，就这样子的。
解说：实际上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同性恋已经存在了几千年，在中国古书上也有断袖之癖的记载。历史上大量才华横溢的艺术家、哲学家都是同性恋者，象苏格拉底、柏拉图、米开朗基罗、毛姆、惠特曼……优秀的同性恋名人数不胜数。 但是，因为与传统的社会习俗相悖，直到今天，同性恋群体依然是一个被极其边缘化的群体，经常视作异类，不被主流社会接纳。
张北川：一个母亲带着一个刚刚20岁的孩子，他的孩子本身是同性爱者，那个母亲告诉我，我早知这样他生下来我就该把他掐死。
解说：有同性恋者在给张北川的信中写道:我们这种人生到世上就注定被打上了不幸的烙印，注定了绝大多数人的一生都是灰暗的。许多同性恋者在最初发现自己的性取向时就经历了艰难的过程。
翼飞：那会儿觉得全世界好像只有自己一个人是这样的。不喜欢和女孩子在一起，自己很苦闷，觉得这种现象是一种不健康的，是一种病态。
记者：你认为自己的性取向是一种疾病？
翼飞：对。我记得我在高中的时候，我就把我家里拿给我学钢琴的钱找心理医生。
记者：找心理医生？
翼飞：曾经强迫过自己。
记者：怎么强迫？
翼飞：就是不去接触任何一个男孩子，尽量疏远他们，尽量去找女孩子。
记者：这种情况下你能快乐吗？
翼飞：不快乐，真的不快乐。只要我不是这种人，我宁愿一无所有，我当时真的这样想。
记者：我们总是听到一种声音说，同性恋这种性取向，是不是可以校正的？
张北川：校正或者说是治疗，是基于一种想法，这种想法就是同性恋是错误的。实际上在大自然里我们经常讲的一句话就是斯林诺查的一句话，一棵树说没有两片相同的叶子。都有差异的这只不过是在性的引力方面的一种差异罢了。
解说:近千年来，同性恋者们所遭到的迫害一直是残酷的。在中世纪的欧洲，同性恋被认为是犯罪，要被烧死或被送上绞刑架，到了近代，同性恋被认为是道德败坏，流氓罪，饱受伦理的指责，到了现代，同性恋被认为是一种心理疾病，需要治疗，世界各地的医学专家用电击、呕吐药等各种厌恶疗法，试图改变同性恋者的性取向。
张北川：我见过这种人，他最后是出家了，他最后的结果是他对性感到整个的厌恶，这并不能使他变成一个喜欢异性的人，这是最关键的.
解说：据近百年来的科学研究，同性恋是先天基因决定的，与道德毫无关系。2001年4月，我国新版《中国精神障碍分类与诊断标准》也将同性恋从疾病分类中剔除，这就意味着，同性恋不再是一种疾病。科学研究还发现，同性恋现象不仅仅存在于人类中。
张北川：山羊里面有固定比例的山羊，我们叫做同性恋公羊。大约是6％， 这种山羊从来不追逐母山羊，他只骑跨公山羊，尤其是在灵长类动物里边，还观察到依恋现象。那么人类的依恋现象，在某种程度我们就称之为爱了。
记者：您能不能够理解，为什么这么多年人们总是称之为他们不正常的？
张北川：因为他们违背了一个非常落后的认识，这种落后的认识就是说性应该服从于生育。把无知当做纯洁，把愚昧当做德行，把偏见当做原则。落后，这就叫做落后，是大众性文明的落后。
解说：由于传统社会的认知障碍，中国的男同性恋中有90％在社会和舆论的压力下选择了婚姻，而他们的配偶大多数对此一无所知。我们在大连找到了一个同性恋的妻子小雯。
小雯：这人啊，就是一辈子应该是最好的时候，我却嫁给了一个同性恋。
记者：谈恋艾的时候会觉得他跟其它你曾经相处过的男子有异常吗？
小雯：我觉得他挺怪的。
记者：怪在哪儿？
小雯：就没有什么热情，他从来没吻过我。
解说：男友的冷淡让小雯曾经想分手。
小雯：提出过分手，当时他就哭了，坐下了以后就抬起头来望着天，那眼泪哗哗往下掉，他说我也是人，我也需要别人来爱我。
记者：你当时怎么理解他说这句话？
小雯：我就觉得他太老实了，可能就是因为太老实了，没有人喜欢他吧。
记者：你现在怎么理解这句话呢？
小雯：我现在理解，他当时就是觉得自己是一个同性恋。
记者：结婚之后你们会有正常的夫妻生活吗？
小雯：没有那种亲密的感觉，总感觉他在履行一种义务，
记者：比如说你想跟他很亲密的时候，你表达出来你会什么反应？
小雯：我觉得他经常很本能地把身体缩成一团，就很害怕的样子，很害怕，很厌恶的那种样子。
记者：厌恶？
小雯：对。
记者：那你当时什么感觉？
小雯：挺自卑的，那种感觉就是觉得可能是自己真是没有吸引力吧。从我孩子三岁的时候我就开始看心理医生。
解说：这种冷淡的婚姻生活持续了整整9年，对自己的怀疑和否定让小雯备受折磨，直到有一天，她发现了丈夫的秘密。
小雯：他老是上网，都是鬼鬼祟祟的，每次上完网以后，都把上网的痕迹清除掉，我当时就以为他是不是真的是或者阳痿什么的，在上面查什么资料，不好意思了。后来就有一天晚上，我半夜醒了，差不多是两三点钟了吧，我看他还在上网，过了一会儿我看他真的睡了，然后上楼上去，然后把微机打开，打开一看，他上面所有的网站，全是同性恋的网站。
记者：你那一瞬间？
小雯：我那一瞬间我就觉得他百分之百就是。过了几天，我就做了一些菜给他吃，我就趁他不注意的时候我过去拍了拍他的肩膀，哎，我说你承认吧。我说你知道你是同性恋了。
记者：他什么反应？
小雯：他当时就楞了，就是一瞬间，那个眼泪哗哗往下流，我说你所有的记录我都打开了，我说你败了，你就是同性恋。那几天老觉得心情挺不平静的，我那天晚上回来以后，我就突然听到楼上好像有个什么东西掉下来了，我就以为他是自杀了。然后我就跑上楼去，我当时就想，我什么都不要了，只要他能活着就行了，结果我上楼以后我看到阁楼上的阳台上那个灯全都灭了，他一个人躺在那个地方，我就是很难过，就一下子扑在他身上了，当时我就这样扑在他身上以后，我感觉他好像是哭了。因为我是觉得他脸上有很多的泪水。他当时就说了一句，就是说我这个人不应该结婚的，我不应该结婚。我伤害了一个女人，这是我一辈子的痛，
记者：我听你说婚姻生活的经历，我很同情，从你的描述当中我也会去想象你丈夫的内心的经历，他一定过得也很痛苦。
小雯：他每天都在伪装。每次我跟他一块儿要是参加个什么应酬的，大家都拼命给大家讲黄色的笑容，就特别给人造成的感觉，他这个人特别黄，特别好女色那种男人。他每天很累，不停在伪装自己。
翼飞：就好像我的一个朋友，他说的那句话，当时我听到就想哭，我跟他说结婚是害人害己的事情，你要考虑好，他说那句话，我父母宁愿相信河水倒流，也不相信有（同性恋）这个事情的存在。
解说：张北川的调查发现，中国的同性恋人群中，有60%的人的感到的极度痛苦，30％到40％的人有过强烈的自杀念头。9％到13％的人有过自杀行为。一个同性爱者自杀之前写给张北川的信中说道：“这个世界是美好的，请用善和爱去寻觅。”
解说：目前，中国的同性恋中只有极少数人敢于公开自己的性取向，北京电影学院的老师崔子恩就是其中之一。
崔子恩：社会的问题都解决了，疾病的问题自然就解决了。比如说那些没有得艾滋病，每年自杀的那些同性恋者，他们就是心理上的艾滋病患者，心理上的绝症患者，这个绝症是谁给他的，不是艾滋病毒给他的，就是社会给他的。
记者：也就是说在你看来，有一些东西对同性恋者来说比生命还要重要？
崔子恩：对。
记者：是什么？
崔子恩：爱情、自由、公开的表达自己的身份的这样的空气、空间。
记者：假如不能提供呢？
崔子恩：不能够提供，这种压制，这种痛苦、绝望就会一直持续下去，就成为社会的一块永远解决不了的痼疾。
解说：在社会文化的禁忌面前，大多数同性恋者游走于边缘地带。他们的交友方式一般是通过公厕、专门的同性恋酒吧和浴池和网络。《新闻调查》专门在新浪网上针对同性恋和艾滋病问题进行了一项调查，结果显示，47.2％的网友认为，同性恋艾滋高感染率的主要原因是因为滥交和多性伴，34.15％的网友认为，是因为自身安全意识不够。那么导致男同性恋群体容易感染艾滋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呢？记者来到男同性恋聚集较多的酒吧，与多位同性恋者交谈，希望寻求答案。许多朋友告诉我们，同性恋群体相对频繁更换伴侣的原因是因为很难找到真正的爱人。
记者：这个圈子当中遇到真正所爱的人的概率高吗？
小杨：不是很高。
记者：为什么？
小杨：因为我们不可能像异性恋那样子他们有朋友介绍，有饭局，这样子有很多不同的，然后见面的认识的方式很多，而我们只有一种，网络，我们是通过很少很少的圈子朋友介绍的，我们认识新的同志的机会真的很少，就是我们寻找到适合的另外一半的几率肯定更低一些。
张北川：我的科研调查发现，有89％的同性爱者，他们曾经和正在希望，只有一个固定的伴侣。
小杨：一般很多的交友网络，下面都会写419 MB勿扰。419就是for oen night的意思。MB就是money boy(性工作者)，勿来就是说想玩的那种就不要来。
翼飞：他们大多都没有找到真正感情的前提下，他才会去一夜情419，才会这种。
张北川：无非就是一个恋爱自由问题，没有这种保障他们才可能到公厕里面，到公园里面随便找个人，只能这样了。
解说：同性恋者们还告诉记者，因为他们之间的爱情无法有最终结果，往往以悲剧收场，如果遇错了人，还可能遭到勒索敲诈，或被主流人群察觉自己的身份。
张北川：我们在同性爱者的现实生活中像我就是在不断不断地看到悲剧，也是因为这原因。悲剧多了以后就不愿意产生感情，产生感情就是受伤害，谁愿意总是受伤害呢，于是就变成了性。
张北川：和陌生人发生性关系，对于同性爱者来说有巨大的好处，这个好处就是安全。
记者：安全？
张北川：你也不认识我，我也不认识你，两个人完了关系大家互相都不认识，
记者：但是他在健康上是最不安全的？
张北川：但是他在另外一方面是最安全的。
解说：而另一个让同性恋人群艾滋高感染率的重要原因是无保护的性行为。由于男同性恋间的插入性性行为非常容易造成直肠黏膜的充血损伤，精液中的艾滋病病毒可通过破损黏膜进入血液循环或淋巴系统。
记者：在你跟他进行性接触的时候，你并不知道他的身体是不是健康？
大玮：对。
记者：你是不是觉得如果是以爱情为前提的话，是很难启齿去询问对方的身体情况，或者是很难提出要求做一些安全措施？
大玮：我是有过这样的想法。
张北川：这个国外常有一个形容叫做，在一个软弱的时刻。马斯洛心理学第一就是讲的生理需求，第二才讲的安全需求，然后才有什么自尊的需求，自我实现的需求，爱的需求。
解说：另外，中国传统文化对于性的敏感和羞涩，也使得无保护的性行为更容易发生。
记者：你那个时候知道安全套吗？
大玮：知道，这个知道。但是说，要是去那个店里去卖，我觉得可能就很不好意思。
崔子恩：在我知道的范围里面，有一些人还是懂得安全的性的知识的，还是懂得的，但是他操作起来不方便。
记者：你指什么？
崔子恩：他不能随身带一个安全套。他带上了之后，人家就会有歧视，觉得你在性的方面是一个放纵者。
记者：担心谁的歧视呢？
崔子恩：担心发现的人。因为中国人差不多每个人都是检察官，都会知道，哎，柴静，你包里带着什么，梳子、口红什么的，大家都是心明眼亮。知道你是什么？大家都是透视的眼睛。
记者：就是说安全套在大多数人的眼中是意味着什么呢？
崔子恩：意味着性而不是安全。
解说： 从1998年开始，张北川和一些志愿者采用同伴教育、电话咨询和出版内部杂志《朋友通信》的三种方式在同性恋群体中大规模开展健康干预工作，与全国各地数不清的同性恋者们保持着书信联系。
张北川：我觉得特别有意思的是，深圳有两个人打电话，他们都是在厕所里面知道我的电话的。
记者：他们怎么会把你的电话写在这个地方？
张北川：因为这儿能提供点帮助和支持，还有的人在公厕，比较好的公厕，那个上面地方放着《朋友通信》。
解说：由于在同性恋人群中开展了卓有成效的健康干预工作，张北川被授予了奖励艾滋病预防杰出人氏的马丁奖，并获得了一些机构的资助。七年过去了，张北川一如既往，在他的努力下，越来越多的同行者加入了进来。周生建，重庆渝中区计生办主任。他是最早介入同性恋群体艾滋干预的官方人员之一。
记者：但是你和张教授的身份不一样，他仅仅是一个医生，而你一个有行政身份的人。你的身份会更为敏感，你为什么不等有明确的政策再来做。
周生建：因为艾滋病是急的一个事，不能等，再等的话，就没办法收拾的一个局面。
记者：主流人群可能会觉得这部分同性恋群体，他们的健康与否是他们自己的事，
周生建： 因为在中国是一个崇尚生育文化的一个民族，绝大多数同性恋已经结婚，或者是准备结婚，或者是将来会结婚，结婚以后，并没有减少他们和同性间的性行为，包括一些异性恋也有同性性行为，张北川教授做了一个调查，平均一个同性恋或者是双性恋和五个异性恋的男性有性接触。
记者：这意味着什么呢？
周生建：这意味着同性恋他们的疾病，在他们当中蔓延的疾病也可以通过异性恋和他们的妻子，向普通人群蔓延。
记者：你丈夫这些年在婚姻生活之外，他有过多少次跟男性之间的性接触，你清楚吗？
小雯：我可能不清楚。
记者：那么他跟他们接触的时候，有没有防护，有没有安全措施，你清楚吗？
小雯：不清楚。
记者：你担心吗？
小雯：有好长一段时间也挺担心的，反正感觉这个情绪特别复杂。
记者：如果是没有干预呢？
周生建：后果不堪设想。所以说对同性恋人群的艾滋干预最后受益的是普通人群。
解说：2003年8月，在参加了张北川教授召开的一次南京同志防艾干预会议之后，周生建向重庆市计生委申报了一个对同性恋的高危人群艾滋干预项目的立项，并得到了重庆市计生委的支持。
记者：那个时候重庆两千多万人，茫茫人海，你知道这些男同性恋者他们在什么地方？
周生建：就是刚开始非常非常困难，孤家寡人一个，后来张老师说，给你在《朋友通信》上，刊登一个招募启事，我觉得是这是一个很好的方法，就起草了一个启事。
记者：招募什么呢？
周生建：同性恋的志愿者。刊登以后，在一个星期之内吧，就来了两个人。
解说：这两个人是重庆彩虹工作组最初的班底，在他们的努力和重庆媒体的宣传下，志愿者越来越多，经过各方面的严格选拔，固定志愿者30多人。最初，他们开通了两部男女同志热线，由志愿者接听，一部防艾热线，由周生建亲自接听。
记者：你会随身携带这个电话吗？
周生建：随身携带。早上8点钟开机，晚上11点才关机。
记者：周六、周日呢？
周生建：全开，春节都开机的，都没关。
记者：可是这样的话，你每天得接多少个电话？
周生建：一天可能接20多个吧，平均20多个。
解说：随后，工作组开展了“123工程”，即在一座酒吧，两座公厕，三座浴室，安置了安全套售货机。
记者：你们在公厕里也安置吗？
周生建：安置。
记者：但是你这样环卫部门会不会出来管？
周生建：对。我们当时说得也比较技巧，没说是针对这个人群，从避孕的角度来考虑。
记者：就是说你们在去跟其他的政府部门沟通的时候，都不能明确地说出你们的意图？
周生建：当时没有。当时如果把意图说得太明的话，可能就放不进去了。
解说：阿国，重庆一家同性恋浴室的老板，也就是在他的浴室里，率先安置了安全套售卖机。
记者：来浴室的都是同性恋者吗？
阿国：基本上全是。
记者：你怎么判断？
阿国：因为我那个浴池的招牌门口打的是洗脚的，但是如果他进来问洗脚的肯定不是，我们就要拒绝。没有洗脚的，没有小姐，进来就是洗澡的就是了。
记者：进浴池的这些人当中，按照你的经验和判断，发生性行为的概率大概是多少？
阿国：一般来说的话， 40％到50％。
记者：将近一半人。买的人多吗？
阿国：买的不是很多，大概30％。
解说：为了进一步地普及安全套的使用率，周生建他们改变了策略，他们决定由售卖安全套转变为免费发放安全套。
周生建：我们的志愿者选择了酒吧，利用酒吧星期六、日人比较多的时候，去发放安全套，发放一些防艾的小册子，发放朋友通讯的这些书。
记者：你这些安全套来源是从哪儿来的？
周生建：都是我们计生委免费给我们的，所以计生委当时的领导都对我们的支持很大。还有张老师，也给了我们一万安全套，数量上我们有充足的保障，去年我们发放了14000多安全套。
记者：在干预之前，他们买安全套的比例大概30％，等工作组在这里免费地发送之后，取用的人比例是多少？
阿国：50％－60％。
记者：免费和售卖的只不过差一块钱，一块钱并不是多高的数字，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差别？
阿国：还是宣传力度。
记者：你的宣传画贴在什么位置？
阿国：非常显眼的，换衣服的那个位置，每个人都能看见，进来过后就能看见。
记者：《朋友通信》每次都会去取吗？
阿国：对，每次都会去取，
记者：你为什么愿意去呢？
阿国：因为我拿回来的只有，他们争着看。
记者：他们能从这些书中得到什么呢？
阿国：信息。他们还是感觉政府的态度越来越宽松。
记者：这样的一种信息对这个群体？
阿国：会有一种帮助。
解说：在免费发放安全套之后，重庆工作组又率先针对男性性工作者，进行了艾滋干预。
记者：这部分人是同性恋人群当中，更为敏感的一群人。他们甚至是打击刑事犯罪的对象，你是一个政府的官员，你怎么来对待这个群体？
周生建：我们为这个人群，提供一些人性化的服务，为了阻止艾滋病的蔓延，是针对这种疾病，而不是针对他具体行为的支持。
解说：在周生建的引见下，我们见到了一个在当地比较有影响力，也成为了工作组志愿者的性工作者。
记者：那你们原先的圈子里头，对政府是一种什么样的态度？
小刘：很恐慌，很害怕。
记者：如果想到他们会介入到你们的生活，你们的反映是什么样的？
小刘：可能会拒绝这的。因为我们这个群体毕竟数量地狱生活吧，他毕竟怕别人知道。
记者：那你怎么会在周主任面前公开你自己的身份？
小刘：基于感谢吧。对我自己身体健康有利的一些东西。
记者：在为男性提供这样的性服务的时候，会很频繁吗？
小刘：有。
记者：是一个什么样的程度？
小刘：大概一天有时候可能有4、5个人有过性的接触，
记者：这些人在跟你有了性接触的时候，他们会主动地使用安全套吗？
小刘：他们有的也提出戴。
记者：通常来寻找MB的顾客，都会是什么样的人？
小刘：有一部分是成家了，有一部分是离异的。
记者：你的意思他们当中的大部分人都有婚姻。
小刘：有婚姻，但是离异的，大多数都是再婚，也有现在已经是离异的。
记者：在这个状况下，如果他从这个群体中感染了疾病的话，就意味着他会？
小刘：传播给他的家人是吧。
解说：在意识到这些危险之后，小刘也积极地配合工作组进行防艾宣传。
小刘：正确地使用安全套，然后发一些图片，呼吁整个社会关注艾滋病。
记者：但是也有人会说，如果你们有机会接触到这部分人的话，也许你们应该向公安部门举报，也许你们应该履行现在法律上对你们的要求。
周生建：如果说举报的话，可能我们认识的这部分人被处理了，我们没有认识的这部分人可能转入地下了。感染更多的人，采取更隐蔽的方法感染更多的人。
记者：这些MB的这些人，他们现在使用安全套的概率有多高？
阿国：比以前提高很多了。
解说：重庆工作组还同时针对流动人口和农村同性恋者进行健康干预，由于他们工作组的杰出表现，马丁的防艾组织于去年11月正式挂牌。今年6月，卫生部出台艾滋高危行为干预方案，也将性工作者与男男性接触者列入干预的重点对象。2003年底，重庆彩虹工作组曾率先对重庆的270多名同性爱者进行了免费的艾滋筛查。
记者：筛查的结果是是什么？
周生建：一个人都没有。
记者：当时这个结果让你兴奋吗？
周生建：高兴了一段时间，很快我觉得也不是很真实的一个结果。
解说：就在我们采访期间，周生建突然得到消息，重庆的同性恋艾人群中新检测出一名艾滋感染者。
记者：你知道重庆出现第一例艾滋病的时候，你什么样的反应？
周生建：我心里非常沉重，总觉得我欠他什么。我觉得如果我们更早的介入这个工作，也许他就不会感染了。
记者：他是通过什么样的途径感染的？
周生建：无保护性的性行为。
记者：这意味着有很多人有着潜在的感染可能。
周生建：肯定有。
记者：对于同性恋这个群体当中感染艾滋病毒的筛查能够有多少能做到吗？
张北川：远远做不到啊，所以我们说真正做过筛查的人，不到百分之一，他怕进一步受到歧视，一个叫作性取向歧视，一个叫作艾滋歧视。
周生建：艾滋感染对每个人的几率都是一样的，只有在平等的基础上，抛开一切的歧视，我们才有可能阻止艾滋在中国蔓延。
解说：已经感染的大伟主动选择了退学，在北京治病，过着简陋的生活，并为一些卫生机构拍摄艾滋宣传短片，呼吁大家珍惜生命，并对社会负责。
大玮：我在网上整整公开了一个月，我就公开自己是感染者，可能有人说过我，他说你真傻，你干吗公开自己的身份，这样对你不好，但是我觉得这样做，我心里很踏实。
解说：小雯已经与同性艾的丈夫离婚，并进行了身体检查，一切健康。
记者：你同情过他吗？
小雯：很同情他，我就觉得他以后的路可能比我还要难很多的。
解说：志愿者们依然与周生建一起日复一日地为这份事业奉献着。
记者：你们所做这个工作的目的是什么？
小杨：希望世界上得艾滋病的人更少一些。
记者：不管这个人是什么样的人？
小杨：不管他是异性恋还是同性恋。
崔子恩：人类是一个集体，任何一个细胞，任何一个肢体坏死了，这个人类也就坏死了，比如说一个癌症患者，他的某一个脏器出现了问题，那么这个脏器就会导致他整个生命的消失。同性恋也是人类的一个脏器，很重要的一个脏器，在我看来。
记者：在你的理解，这样一个群体在这个世界上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位置？
崔子恩：没有什么特殊的位置，就是他的位置。现在有一个特殊的位置，我希望这个特殊的位置消失。
记者：这么多年的艰辛努力，你最想看到的是什么？
张北川：希望看到我们都在一起能够笑着谈这个问题，希望看到这不是一个问题了，有那么一天，肯定会实现的，我们都在彼此欣赏，彼此的选择，我们看到了爱得到了尊重，我想那是非常美的时刻。
（翼飞跳舞）
解说：目前，全国范围内，哈尔滨、沈阳、大连、青岛、南京，西安，北京、成都、重庆、武汉、杭州都拥有了类似的同志工作组。
演播室：目前全球已有两千多万人死于艾滋病，艾滋病是人类的共同敌人，不同国界、不同肤色、不同族群的人们都战在同一战场之上，在这里，科学、关爱、理解终将取代愚昧、歧视和偏见，而在防治艾滋的艰苦征程当中人类也一次一次的实现着对于自身认识的理性超越，张北川、周生建工作的意义正在于此。当然，有效的干预只是我们预防艾滋的手段之一，作为人类社会的一分子，自重自爱，尊重生命，远离高危行为，这才是人对于自身安全和健康的最大保护。
总制片人：梁建增 陈虻
制片人：张洁
编导：范铭
记者：柴静
摄像：李季 席鸣
录音：李宏卫
解说：姚宇军
助编：郭沫洋
责编：赵华 王琦冰
合成：张东升
策划主管：吴征
执行制片人：胡劲草
播出主管：孙金岭
监制：梁晓涛 庄殿君
总监制：孙冰川
责编：陶柯 来源：CCTV.com
被采访人：
大玮 同性恋艾滋感染者
张北川 青岛大学医学院附属医院性健康中心
小杨 小江 同性爱者
翼飞 同性恋者
小雯 同性恋者妻子
崔子恩 北京电影学院 副研究员
周生建 重庆市渝中区计生办
阿国 同性恋浴室经营者
小刘 同性恋者
在目前的中国,艾滋病处于由高危人群向普通人群扩散的阶段,在严酷的现实面前，以科学务实的态度来对待高危人群并且对他们进行预防艾滋的有效干预，这是中国政府的理性选择。今天的《新闻调查》将带您走进一个特殊的群体。
黑场：调频收音机调台的声音，交叠不同频道，切换，直至出现：“中国官方首次向世界公布有关男性同性恋人数及艾滋病感染的数据”，切换，又调回，声音逐渐清晰，出原新闻画面：中国政府卫生部门进行的一项最新研究调查显示，处于性活跃期的中国男性同性恋者，约占性活跃期男性大众人群的2％至4％，按此估算，中国有500万至1000万男性同性恋者。而根据卫生部去年底公布的数字，中国男同性艾者的艾滋病感染率约达1．35％。这一数字要比普通人群的感染率高将近二十倍。
解说：大玮，22岁，北京某高校的一个大学生，去年发现自己感染了艾滋。在接受我们采访时，他选择了直接出镜，不用做画面处理。
大玮：我叫大玮，我是一个同性恋，我也是一个艾滋病感染者。
记者：你清楚这样的镜头播出后，你的生活和你的家人会受到的影响么？
大玮：我就是想以我真实的身份来面对镜头，让更多的人来了解同性恋和艾滋病这两个群体。
解说：一年前，刚来到北京的大玮碰到一个让他心仪的男孩子。
大玮：“彼此都是很艾对方，都愿意为了艾，可能会付出一些”。
解说：于是，两个年轻的男孩子有了多次的性接触。
记者：你是在什么情况下去检查身体的？
大玮：当时我在大学里，我连续发烧了三四天。我当时在地铁站的时候，我看到濮存昕做的广告，然后我细细地看了一下，我觉得上面所写的症状跟我的症状有点像。
解说：心怀疑虑的大玮独自一人到北京市疾控中心做了检测。一个星期后，他拿到了检测报告单。
大玮：大夫把报单拿给我的时候，他说，你是HIV的阳性，我当时眼泪就下来了。
记者：你是独生子吗？
大玮：对。是。
记者：你当时是明确告诉你父母你得的是艾滋病？
大玮：对。
记者：他们的反映呢？
大玮：我妈整整病倒了一个星期。我妈妈真的是想不通，他们知道我也不是那种坏孩子，所以他们根本想不到我会感染这个病。但是他们有一点不知道，因为我是同性恋。
解说：1981年，世界上发现的第一例艾滋病人是一个男性同性恋者。1989年，中国发现的本土第一例因性接触感染艾滋病的病人也与多个同性有过性接触。目前，我国的男同性恋人群的艾滋感染率仅次于吸毒人群。
解说：张北川教授，原青岛大学附属医院皮肤科主治医师，他是我国在同性恋人群中进行艾滋干预的第一人。多年来，他不懈地为同性恋群体的权利鼓呼，是男同性恋群体艾滋感染的权威人氏。
张北川：我们国家去年公布的数字科研报告，通过性行为被感染艾滋病的人一共占中国所有的感染者当中接近30％，这其中有1/3强的人是男男性接触者，那么我们考虑到男男性接触者，占所有成年男女朋友的百分比也不过才3％左右的话，一个是1/3，一个是3％，我们就知道男男性接触的感染几率比一般男女要高十几倍，或者说几十倍。
解说: 据张北川教授的个人调查，中国男男性接触者中，1998年的艾滋病病毒感染率为 2．5％，这一数字在2001年已上升至5．4％。
记者：你现在能够判断出来，是哪一次的行为，会是你感染的源头？
大玮：我的第一次的时候吧，我的感觉是。
记者：第一次？
大玮：因为那个时候，对安全的性行为根本就是很无知。
解说：而当大玮发现自己感染了艾滋的时候，他和这个男孩子已经分手，并且也早已失去了联系。
大玮：我查出来的时候，就是说，当我知道我自己是这个病了，我上网跟他留过言，我说我感染这个病了。希望你也去查一查，但是他没有给我回。
记者：中国目前的同性恋者当中艾滋病的感染率到底有多少？
张北川：我们根本就不知道这个黑洞有多大，我们不知道他们在哪里，我们不知道他是谁，我们不知道他知不知道他感染了艾滋。
解说：由于人群基数较大，又经常伴有高危的性行为，男同性恋人群已经成为中国艾滋病流行和下一步施行行为干预的重点人群。那么，这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群，他们又以什么样的方式生活呢？
解说：同性恋人群多年来一直生活在社会的灰色地带，由于他们相对隐蔽的生活方式，他们的世界不为大多数人所了解，但近年来，一些影视媒体的渲染和类似台北同性恋聚会被警方抓获的新闻，使得一提起“同性恋”，人们往往会联想到一个生活方式比较混乱的群体。
张北川：这个词在中国已经被污名化了。
记者：你指什么？
张北川：污名化了，后面捎带的就是不道德，就是乱交，反正就是乌七八糟的那些阴暗的东西。
记者：很多人是这样来看待同性恋者，觉得他们之间的交往更多的是基于性。
大玮：所以他们根本不清楚在同性恋里面确实也是有恋爱的。我自始至终可能都是在寻找真爱，因为我本身自己就相信真爱。
解说：同性恋们之间的情感是一种什么样的情感呢？我们在重庆见到了小杨和小江，他们在一起生活已经将近四年了。
记者：你们怎么形容这种情感？
小江：爱人。
记者：你们这种生活的打算能够做到多久？
小杨：已经策划到40岁了，暂时。
记者：基本是10几20年以后的事情。
解说：小杨和小江最初是在网络上认识的，他们都喜欢用歌曲来表达彼此的感情。
小江：特别是《我愿意》这首歌，然后打电话的时候我经常叫他在电话里唱给我听。
记者：你为什么特别喜欢他唱这首歌，你觉得这首歌传达的是什么？
小杨：好像那种为你可以放弃一切的那种感觉，当时我是专门去学的。
记者：真的吗？你还记得不记得，能不能唱一小段。
小杨：（唱歌 ）
解说：当时，小杨和小江并不在一个城市。
小江：彼此的思念，写了很多信。
小杨：我给他写过信了我说我会来，结果过去之后信还没到。太想他了，然后就直接坐车过去了。当时是每次只要看到有婚车的经过，我都会去祝福人家，我就觉得祝人家白头偕老，上天会感动的，他也会让我白头偕老的，就这样子的。
解说：实际上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同性恋已经存在了几千年，在中国古书上也有断袖之癖的记载。历史上大量才华横溢的艺术家、哲学家都是同性恋者，象苏格拉底、柏拉图、米开朗基罗、毛姆、惠特曼……优秀的同性恋名人数不胜数。 但是，因为与传统的社会习俗相悖，直到今天，同性恋群体依然是一个被极其边缘化的群体，经常视作异类，不被主流社会接纳。
张北川：一个母亲带着一个刚刚20岁的孩子，他的孩子本身是同性爱者，那个母亲告诉我，我早知这样他生下来我就该把他掐死。
解说：有同性恋者在给张北川的信中写道:我们这种人生到世上就注定被打上了不幸的烙印，注定了绝大多数人的一生都是灰暗的。许多同性恋者在最初发现自己的性取向时就经历了艰难的过程。
翼飞：那会儿觉得全世界好像只有自己一个人是这样的。不喜欢和女孩子在一起，自己很苦闷，觉得这种现象是一种不健康的，是一种病态。
记者：你认为自己的性取向是一种疾病？
翼飞：对。我记得我在高中的时候，我就把我家里拿给我学钢琴的钱找心理医生。
记者：找心理医生？
翼飞：曾经强迫过自己。
记者：怎么强迫？
翼飞：就是不去接触任何一个男孩子，尽量疏远他们，尽量去找女孩子。
记者：这种情况下你能快乐吗？
翼飞：不快乐，真的不快乐。只要我不是这种人，我宁愿一无所有，我当时真的这样想。
记者：我们总是听到一种声音说，同性恋这种性取向，是不是可以校正的？
张北川：校正或者说是治疗，是基于一种想法，这种想法就是同性恋是错误的。实际上在大自然里我们经常讲的一句话就是斯林诺查的一句话，一棵树说没有两片相同的叶子。都有差异的这只不过是在性的引力方面的一种差异罢了。
解说:近千年来，同性恋者们所遭到的迫害一直是残酷的。在中世纪的欧洲，同性恋被认为是犯罪，要被烧死或被送上绞刑架，到了近代，同性恋被认为是道德败坏，流氓罪，饱受伦理的指责，到了现代，同性恋被认为是一种心理疾病，需要治疗，世界各地的医学专家用电击、呕吐药等各种厌恶疗法，试图改变同性恋者的性取向。
张北川：我见过这种人，他最后是出家了，他最后的结果是他对性感到整个的厌恶，这并不能使他变成一个喜欢异性的人，这是最关键的.
解说：据近百年来的科学研究，同性恋是先天基因决定的，与道德毫无关系。2001年4月，我国新版《中国精神障碍分类与诊断标准》也将同性恋从疾病分类中剔除，这就意味着，同性恋不再是一种疾病。科学研究还发现，同性恋现象不仅仅存在于人类中。
张北川：山羊里面有固定比例的山羊，我们叫做同性恋公羊。大约是6％， 这种山羊从来不追逐母山羊，他只骑跨公山羊，尤其是在灵长类动物里边，还观察到依恋现象。那么人类的依恋现象，在某种程度我们就称之为爱了。
记者：您能不能够理解，为什么这么多年人们总是称之为他们不正常的？
张北川：因为他们违背了一个非常落后的认识，这种落后的认识就是说性应该服从于生育。把无知当做纯洁，把愚昧当做德行，把偏见当做原则。落后，这就叫做落后，是大众性文明的落后。
解说：由于传统社会的认知障碍，中国的男同性恋中有90％在社会和舆论的压力下选择了婚姻，而他们的配偶大多数对此一无所知。我们在大连找到了一个同性恋的妻子小雯。
小雯：这人啊，就是一辈子应该是最好的时候，我却嫁给了一个同性恋。
记者：谈恋艾的时候会觉得他跟其它你曾经相处过的男子有异常吗？
小雯：我觉得他挺怪的。
记者：怪在哪儿？
小雯：就没有什么热情，他从来没吻过我。
解说：男友的冷淡让小雯曾经想分手。
小雯：提出过分手，当时他就哭了，坐下了以后就抬起头来望着天，那眼泪哗哗往下掉，他说我也是人，我也需要别人来爱我。
记者：你当时怎么理解他说这句话？
小雯：我就觉得他太老实了，可能就是因为太老实了，没有人喜欢他吧。
记者：你现在怎么理解这句话呢？
小雯：我现在理解，他当时就是觉得自己是一个同性恋。
记者：结婚之后你们会有正常的夫妻生活吗？
小雯：没有那种亲密的感觉，总感觉他在履行一种义务，
记者：比如说你想跟他很亲密的时候，你表达出来你会什么反应？
小雯：我觉得他经常很本能地把身体缩成一团，就很害怕的样子，很害怕，很厌恶的那种样子。
记者：厌恶？
小雯：对。
记者：那你当时什么感觉？
小雯：挺自卑的，那种感觉就是觉得可能是自己真是没有吸引力吧。从我孩子三岁的时候我就开始看心理医生。
解说：这种冷淡的婚姻生活持续了整整9年，对自己的怀疑和否定让小雯备受折磨，直到有一天，她发现了丈夫的秘密。
小雯：他老是上网，都是鬼鬼祟祟的，每次上完网以后，都把上网的痕迹清除掉，我当时就以为他是不是真的是或者阳痿什么的，在上面查什么资料，不好意思了。后来就有一天晚上，我半夜醒了，差不多是两三点钟了吧，我看他还在上网，过了一会儿我看他真的睡了，然后上楼上去，然后把微机打开，打开一看，他上面所有的网站，全是同性恋的网站。
记者：你那一瞬间？
小雯：我那一瞬间我就觉得他百分之百就是。过了几天，我就做了一些菜给他吃，我就趁他不注意的时候我过去拍了拍他的肩膀，哎，我说你承认吧。我说你知道你是同性恋了。
记者：他什么反应？
小雯：他当时就楞了，就是一瞬间，那个眼泪哗哗往下流，我说你所有的记录我都打开了，我说你败了，你就是同性恋。那几天老觉得心情挺不平静的，我那天晚上回来以后，我就突然听到楼上好像有个什么东西掉下来了，我就以为他是自杀了。然后我就跑上楼去，我当时就想，我什么都不要了，只要他能活着就行了，结果我上楼以后我看到阁楼上的阳台上那个灯全都灭了，他一个人躺在那个地方，我就是很难过，就一下子扑在他身上了，当时我就这样扑在他身上以后，我感觉他好像是哭了。因为我是觉得他脸上有很多的泪水。他当时就说了一句，就是说我这个人不应该结婚的，我不应该结婚。我伤害了一个女人，这是我一辈子的痛，
记者：我听你说婚姻生活的经历，我很同情，从你的描述当中我也会去想象你丈夫的内心的经历，他一定过得也很痛苦。
小雯：他每天都在伪装。每次我跟他一块儿要是参加个什么应酬的，大家都拼命给大家讲黄色的笑容，就特别给人造成的感觉，他这个人特别黄，特别好女色那种男人。他每天很累，不停在伪装自己。
翼飞：就好像我的一个朋友，他说的那句话，当时我听到就想哭，我跟他说结婚是害人害己的事情，你要考虑好，他说那句话，我父母宁愿相信河水倒流，也不相信有（同性恋）这个事情的存在。
解说：张北川的调查发现，中国的同性恋人群中，有60%的人的感到的极度痛苦，30％到40％的人有过强烈的自杀念头。9％到13％的人有过自杀行为。一个同性爱者自杀之前写给张北川的信中说道：“这个世界是美好的，请用善和爱去寻觅。”
解说：目前，中国的同性恋中只有极少数人敢于公开自己的性取向，北京电影学院的老师崔子恩就是其中之一。
崔子恩：社会的问题都解决了，疾病的问题自然就解决了。比如说那些没有得艾滋病，每年自杀的那些同性恋者，他们就是心理上的艾滋病患者，心理上的绝症患者，这个绝症是谁给他的，不是艾滋病毒给他的，就是社会给他的。
记者：也就是说在你看来，有一些东西对同性恋者来说比生命还要重要？
崔子恩：对。
记者：是什么？
崔子恩：爱情、自由、公开的表达自己的身份的这样的空气、空间。
记者：假如不能提供呢？
崔子恩：不能够提供，这种压制，这种痛苦、绝望就会一直持续下去，就成为社会的一块永远解决不了的痼疾。
解说：在社会文化的禁忌面前，大多数同性恋者游走于边缘地带。他们的交友方式一般是通过公厕、专门的同性恋酒吧和浴池和网络。《新闻调查》专门在新浪网上针对同性恋和艾滋病问题进行了一项调查，结果显示，47.2％的网友认为，同性恋艾滋高感染率的主要原因是因为滥交和多性伴，34.15％的网友认为，是因为自身安全意识不够。那么导致男同性恋群体容易感染艾滋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呢？记者来到男同性恋聚集较多的酒吧，与多位同性恋者交谈，希望寻求答案。许多朋友告诉我们，同性恋群体相对频繁更换伴侣的原因是因为很难找到真正的爱人。
记者：这个圈子当中遇到真正所爱的人的概率高吗？
小杨：不是很高。
记者：为什么？
小杨：因为我们不可能像异性恋那样子他们有朋友介绍，有饭局，这样子有很多不同的，然后见面的认识的方式很多，而我们只有一种，网络，我们是通过很少很少的圈子朋友介绍的，我们认识新的同志的机会真的很少，就是我们寻找到适合的另外一半的几率肯定更低一些。
张北川：我的科研调查发现，有89％的同性爱者，他们曾经和正在希望，只有一个固定的伴侣。
小杨：一般很多的交友网络，下面都会写419 MB勿扰。419就是for oen night的意思。MB就是money boy(性工作者)，勿来就是说想玩的那种就不要来。
翼飞：他们大多都没有找到真正感情的前提下，他才会去一夜情419，才会这种。
张北川：无非就是一个恋爱自由问题，没有这种保障他们才可能到公厕里面，到公园里面随便找个人，只能这样了。
解说：同性恋者们还告诉记者，因为他们之间的爱情无法有最终结果，往往以悲剧收场，如果遇错了人，还可能遭到勒索敲诈，或被主流人群察觉自己的身份。
张北川：我们在同性爱者的现实生活中像我就是在不断不断地看到悲剧，也是因为这原因。悲剧多了以后就不愿意产生感情，产生感情就是受伤害，谁愿意总是受伤害呢，于是就变成了性。
张北川：和陌生人发生性关系，对于同性爱者来说有巨大的好处，这个好处就是安全。
记者：安全？
张北川：你也不认识我，我也不认识你，两个人完了关系大家互相都不认识，
记者：但是他在健康上是最不安全的？
张北川：但是他在另外一方面是最安全的。
解说：而另一个让同性恋人群艾滋高感染率的重要原因是无保护的性行为。由于男同性恋间的插入性性行为非常容易造成直肠黏膜的充血损伤，精液中的艾滋病病毒可通过破损黏膜进入血液循环或淋巴系统。
记者：在你跟他进行性接触的时候，你并不知道他的身体是不是健康？
大玮：对。
记者：你是不是觉得如果是以爱情为前提的话，是很难启齿去询问对方的身体情况，或者是很难提出要求做一些安全措施？
大玮：我是有过这样的想法。
张北川：这个国外常有一个形容叫做，在一个软弱的时刻。马斯洛心理学第一就是讲的生理需求，第二才讲的安全需求，然后才有什么自尊的需求，自我实现的需求，爱的需求。
解说：另外，中国传统文化对于性的敏感和羞涩，也使得无保护的性行为更容易发生。
记者：你那个时候知道安全套吗？
大玮：知道，这个知道。但是说，要是去那个店里去卖，我觉得可能就很不好意思。
崔子恩：在我知道的范围里面，有一些人还是懂得安全的性的知识的，还是懂得的，但是他操作起来不方便。
记者：你指什么？
崔子恩：他不能随身带一个安全套。他带上了之后，人家就会有歧视，觉得你在性的方面是一个放纵者。
记者：担心谁的歧视呢？
崔子恩：担心发现的人。因为中国人差不多每个人都是检察官，都会知道，哎，柴静，你包里带着什么，梳子、口红什么的，大家都是心明眼亮。知道你是什么？大家都是透视的眼睛。
记者：就是说安全套在大多数人的眼中是意味着什么呢？
崔子恩：意味着性而不是安全。
解说： 从1998年开始，张北川和一些志愿者采用同伴教育、电话咨询和出版内部杂志《朋友通信》的三种方式在同性恋群体中大规模开展健康干预工作，与全国各地数不清的同性恋者们保持着书信联系。
张北川：我觉得特别有意思的是，深圳有两个人打电话，他们都是在厕所里面知道我的电话的。
记者：他们怎么会把你的电话写在这个地方？
张北川：因为这儿能提供点帮助和支持，还有的人在公厕，比较好的公厕，那个上面地方放着《朋友通信》。
解说：由于在同性恋人群中开展了卓有成效的健康干预工作，张北川被授予了奖励艾滋病预防杰出人氏的马丁奖，并获得了一些机构的资助。七年过去了，张北川一如既往，在他的努力下，越来越多的同行者加入了进来。周生建，重庆渝中区计生办主任。他是最早介入同性恋群体艾滋干预的官方人员之一。
记者：但是你和张教授的身份不一样，他仅仅是一个医生，而你一个有行政身份的人。你的身份会更为敏感，你为什么不等有明确的政策再来做。
周生建：因为艾滋病是急的一个事，不能等，再等的话，就没办法收拾的一个局面。
记者：主流人群可能会觉得这部分同性恋群体，他们的健康与否是他们自己的事，
周生建： 因为在中国是一个崇尚生育文化的一个民族，绝大多数同性恋已经结婚，或者是准备结婚，或者是将来会结婚，结婚以后，并没有减少他们和同性间的性行为，包括一些异性恋也有同性性行为，张北川教授做了一个调查，平均一个同性恋或者是双性恋和五个异性恋的男性有性接触。
记者：这意味着什么呢？
周生建：这意味着同性恋他们的疾病，在他们当中蔓延的疾病也可以通过异性恋和他们的妻子，向普通人群蔓延。
记者：你丈夫这些年在婚姻生活之外，他有过多少次跟男性之间的性接触，你清楚吗？
小雯：我可能不清楚。
记者：那么他跟他们接触的时候，有没有防护，有没有安全措施，你清楚吗？
小雯：不清楚。
记者：你担心吗？
小雯：有好长一段时间也挺担心的，反正感觉这个情绪特别复杂。
记者：如果是没有干预呢？
周生建：后果不堪设想。所以说对同性恋人群的艾滋干预最后受益的是普通人群。
解说：2003年8月，在参加了张北川教授召开的一次南京同志防艾干预会议之后，周生建向重庆市计生委申报了一个对同性恋的高危人群艾滋干预项目的立项，并得到了重庆市计生委的支持。
记者：那个时候重庆两千多万人，茫茫人海，你知道这些男同性恋者他们在什么地方？
周生建：就是刚开始非常非常困难，孤家寡人一个，后来张老师说，给你在《朋友通信》上，刊登一个招募启事，我觉得是这是一个很好的方法，就起草了一个启事。
记者：招募什么呢？
周生建：同性恋的志愿者。刊登以后，在一个星期之内吧，就来了两个人。
解说：这两个人是重庆彩虹工作组最初的班底，在他们的努力和重庆媒体的宣传下，志愿者越来越多，经过各方面的严格选拔，固定志愿者30多人。最初，他们开通了两部男女同志热线，由志愿者接听，一部防艾热线，由周生建亲自接听。
记者：你会随身携带这个电话吗？
周生建：随身携带。早上8点钟开机，晚上11点才关机。
记者：周六、周日呢？
周生建：全开，春节都开机的，都没关。
记者：可是这样的话，你每天得接多少个电话？
周生建：一天可能接20多个吧，平均20多个。
解说：随后，工作组开展了“123工程”，即在一座酒吧，两座公厕，三座浴室，安置了安全套售货机。
记者：你们在公厕里也安置吗？
周生建：安置。
记者：但是你这样环卫部门会不会出来管？
周生建：对。我们当时说得也比较技巧，没说是针对这个人群，从避孕的角度来考虑。
记者：就是说你们在去跟其他的政府部门沟通的时候，都不能明确地说出你们的意图？
周生建：当时没有。当时如果把意图说得太明的话，可能就放不进去了。
解说：阿国，重庆一家同性恋浴室的老板，也就是在他的浴室里，率先安置了安全套售卖机。
记者：来浴室的都是同性恋者吗？
阿国：基本上全是。
记者：你怎么判断？
阿国：因为我那个浴池的招牌门口打的是洗脚的，但是如果他进来问洗脚的肯定不是，我们就要拒绝。没有洗脚的，没有小姐，进来就是洗澡的就是了。
记者：进浴池的这些人当中，按照你的经验和判断，发生性行为的概率大概是多少？
阿国：一般来说的话， 40％到50％。
记者：将近一半人。买的人多吗？
阿国：买的不是很多，大概30％。
解说：为了进一步地普及安全套的使用率，周生建他们改变了策略，他们决定由售卖安全套转变为免费发放安全套。
周生建：我们的志愿者选择了酒吧，利用酒吧星期六、日人比较多的时候，去发放安全套，发放一些防艾的小册子，发放朋友通讯的这些书。
记者：你这些安全套来源是从哪儿来的？
周生建：都是我们计生委免费给我们的，所以计生委当时的领导都对我们的支持很大。还有张老师，也给了我们一万安全套，数量上我们有充足的保障，去年我们发放了14000多安全套。
记者：在干预之前，他们买安全套的比例大概30％，等工作组在这里免费地发送之后，取用的人比例是多少？
阿国：50％－60％。
记者：免费和售卖的只不过差一块钱，一块钱并不是多高的数字，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差别？
阿国：还是宣传力度。
记者：你的宣传画贴在什么位置？
阿国：非常显眼的，换衣服的那个位置，每个人都能看见，进来过后就能看见。
记者：《朋友通信》每次都会去取吗？
阿国：对，每次都会去取，
记者：你为什么愿意去呢？
阿国：因为我拿回来的只有，他们争着看。
记者：他们能从这些书中得到什么呢？
阿国：信息。他们还是感觉政府的态度越来越宽松。
记者：这样的一种信息对这个群体？
阿国：会有一种帮助。
解说：在免费发放安全套之后，重庆工作组又率先针对男性性工作者，进行了艾滋干预。
记者：这部分人是同性恋人群当中，更为敏感的一群人。他们甚至是打击刑事犯罪的对象，你是一个政府的官员，你怎么来对待这个群体？
周生建：我们为这个人群，提供一些人性化的服务，为了阻止艾滋病的蔓延，是针对这种疾病，而不是针对他具体行为的支持。
解说：在周生建的引见下，我们见到了一个在当地比较有影响力，也成为了工作组志愿者的性工作者。
记者：那你们原先的圈子里头，对政府是一种什么样的态度？
小刘：很恐慌，很害怕。
记者：如果想到他们会介入到你们的生活，你们的反映是什么样的？
小刘：可能会拒绝这的。因为我们这个群体毕竟数量地狱生活吧，他毕竟怕别人知道。
记者：那你怎么会在周主任面前公开你自己的身份？
小刘：基于感谢吧。对我自己身体健康有利的一些东西。
记者：在为男性提供这样的性服务的时候，会很频繁吗？
小刘：有。
记者：是一个什么样的程度？
小刘：大概一天有时候可能有4、5个人有过性的接触，
记者：这些人在跟你有了性接触的时候，他们会主动地使用安全套吗？
小刘：他们有的也提出戴。
记者：通常来寻找MB的顾客，都会是什么样的人？
小刘：有一部分是成家了，有一部分是离异的。
记者：你的意思他们当中的大部分人都有婚姻。
小刘：有婚姻，但是离异的，大多数都是再婚，也有现在已经是离异的。
记者：在这个状况下，如果他从这个群体中感染了疾病的话，就意味着他会？
小刘：传播给他的家人是吧。
解说：在意识到这些危险之后，小刘也积极地配合工作组进行防艾宣传。
小刘：正确地使用安全套，然后发一些图片，呼吁整个社会关注艾滋病。
记者：但是也有人会说，如果你们有机会接触到这部分人的话，也许你们应该向公安部门举报，也许你们应该履行现在法律上对你们的要求。
周生建：如果说举报的话，可能我们认识的这部分人被处理了，我们没有认识的这部分人可能转入地下了。感染更多的人，采取更隐蔽的方法感染更多的人。
记者：这些MB的这些人，他们现在使用安全套的概率有多高？
阿国：比以前提高很多了。
解说：重庆工作组还同时针对流动人口和农村同性恋者进行健康干预，由于他们工作组的杰出表现，马丁的防艾组织于去年11月正式挂牌。今年6月，卫生部出台艾滋高危行为干预方案，也将性工作者与男男性接触者列入干预的重点对象。2003年底，重庆彩虹工作组曾率先对重庆的270多名同性爱者进行了免费的艾滋筛查。
记者：筛查的结果是是什么？
周生建：一个人都没有。
记者：当时这个结果让你兴奋吗？
周生建：高兴了一段时间，很快我觉得也不是很真实的一个结果。
解说：就在我们采访期间，周生建突然得到消息，重庆的同性恋艾人群中新检测出一名艾滋感染者。
记者：你知道重庆出现第一例艾滋病的时候，你什么样的反应？
周生建：我心里非常沉重，总觉得我欠他什么。我觉得如果我们更早的介入这个工作，也许他就不会感染了。
记者：他是通过什么样的途径感染的？
周生建：无保护性的性行为。
记者：这意味着有很多人有着潜在的感染可能。
周生建：肯定有。
记者：对于同性恋这个群体当中感染艾滋病毒的筛查能够有多少能做到吗？
张北川：远远做不到啊，所以我们说真正做过筛查的人，不到百分之一，他怕进一步受到歧视，一个叫作性取向歧视，一个叫作艾滋歧视。
周生建：艾滋感染对每个人的几率都是一样的，只有在平等的基础上，抛开一切的歧视，我们才有可能阻止艾滋在中国蔓延。
解说：已经感染的大伟主动选择了退学，在北京治病，过着简陋的生活，并为一些卫生机构拍摄艾滋宣传短片，呼吁大家珍惜生命，并对社会负责。
大玮：我在网上整整公开了一个月，我就公开自己是感染者，可能有人说过我，他说你真傻，你干吗公开自己的身份，这样对你不好，但是我觉得这样做，我心里很踏实。
解说：小雯已经与同性艾的丈夫离婚，并进行了身体检查，一切健康。
记者：你同情过他吗？
小雯：很同情他，我就觉得他以后的路可能比我还要难很多的。
解说：志愿者们依然与周生建一起日复一日地为这份事业奉献着。
记者：你们所做这个工作的目的是什么？
小杨：希望世界上得艾滋病的人更少一些。
记者：不管这个人是什么样的人？
小杨：不管他是异性恋还是同性恋。
崔子恩：人类是一个集体，任何一个细胞，任何一个肢体坏死了，这个人类也就坏死了，比如说一个癌症患者，他的某一个脏器出现了问题，那么这个脏器就会导致他整个生命的消失。同性恋也是人类的一个脏器，很重要的一个脏器，在我看来。
记者：在你的理解，这样一个群体在这个世界上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位置？
崔子恩：没有什么特殊的位置，就是他的位置。现在有一个特殊的位置，我希望这个特殊的位置消失。
记者：这么多年的艰辛努力，你最想看到的是什么？
张北川：希望看到我们都在一起能够笑着谈这个问题，希望看到这不是一个问题了，有那么一天，肯定会实现的，我们都在彼此欣赏，彼此的选择，我们看到了爱得到了尊重，我想那是非常美的时刻。
（翼飞跳舞）
解说：目前，全国范围内，哈尔滨、沈阳、大连、青岛、南京，西安，北京、成都、重庆、武汉、杭州都拥有了类似的同志工作组。
演播室：目前全球已有两千多万人死于艾滋病，艾滋病是人类的共同敌人，不同国界、不同肤色、不同族群的人们都战在同一战场之上，在这里，科学、关爱、理解终将取代愚昧、歧视和偏见，而在防治艾滋的艰苦征程当中人类也一次一次的实现着对于自身认识的理性超越，张北川、周生建工作的意义正在于此。当然，有效的干预只是我们预防艾滋的手段之一，作为人类社会的一分子，自重自爱，尊重生命，远离高危行为，这才是人对于自身安全和健康的最大保护。
总制片人：梁建增 陈虻
制片人：张洁
编导：范铭
记者：柴静
摄像：李季 席鸣
录音：李宏卫
解说：姚宇军
助编：郭沫洋
责编：赵华 王琦冰
合成：张东升
策划主管：吴征
执行制片人：胡劲草
播出主管：孙金岭
监制：梁晓涛 庄殿君
总监制：孙冰川
责编：陶柯 来源：CCTV.com
Friday, August 05, 2005
Xtra's report about Red Ant's article
Same-sex debate suspended on Chinese chat site
LOCAL NEWS / Columnist 'Red Ant' and the sting of homophobia
Kevin Ritchie / Xtra / Thursday, August 04, 2005
Last month the local Chinese-language community newspaper New Star Weekly published an article denouncing same-sex marriage and likening homosexuality to bestiality and incest.
The article, by a popular Chinese-language columnist who writes under the name "Red Ant," sparked a flurry of activity on the paper's website, Newstarnet.com. Similar exchanges on another local Chinese-language website, Rolia.net, has led to related forums being shut down.
"Every single hurtful and harmful stereotype, he pulled out of the hat," says Kristyn Wong-Tam, a board member of the Chinese Canadian National Council's Toronto chapter (CCNCTO). "If this was published in The Annex Gleaner, for sure we'd have the editor's head on a platter for publishing something we'd consider as hate."
The CCNCTO is preparing a letter calling for an apology from New Star Weekly, known in Chinese as Xing Xing Weekly, and challenging the author of the article to step forward.
Red Ant's articles regularly appear on websites frequented by Chinese immigrants looking for jobs, housing and general information on adjusting to life in Canada. He writes about everything from renting an apartment to buying gas.
Pseudonymous writers are common in China, where people typically use false names to avoid repercussions when criticizing the government or writing about politics. The practice is similarly accepted among Toronto's mainland Chinese immigrants.
The editorial staff at New Star Weekly, which is printed in traditional Chinese and has a circulation of 13,000, claims not to know the real-life identity of Red Ant.
Jessica Chen, New Star Weekly's chief operating officer, defends the inclusion of Red Ant's anti-same-sex marriage column as a way to reflect the variety of views that exist amongst the paper's readership and points to several positive stories about same-sex marriage, the Pride Parade and profiles on queer Chinese people living in Toronto published in recent weeks.
"This article is just one person's feelings about same-sex marriage," says Chen.
Chen says she's received calls from upset members of the Toronto Tongzhi Club (TTC), a social club for Mandarin-speaking gay men.
"I understand this article might have hurt some feelings," she says. "But we published five articles that are positive and one article against same-sex marriage. To apologize for one article is not logical."
TTC's spokesperson John Pu has already submitted a letter, which New Star Weekly ran on Jul 8. Pu also posted the response on the Mississauga-based Chinese-language website Rolia.net, which sparked another heated debate on homosexuality. Rolia.net's system administrator reacted by deleting all posts about same-sex marriage and banning any new threads on gay-related topics.
Pu, a 34-year-old mechanical engineer who has lived in Toronto for seven years, says he's angry with Rolia.net's decision, arguing that shutting down all discussion on homosexuality will only further marginalize queers in the Chinese community.
"The fact is they did not simply set [the related message-board discussions] to read-only, they deleted all existing threads about gay marriage," says Pu. "How dare they? We didn't violate any existing rules. We were just setting the record straight."
"We want to be part of the community, we want to be treated equally," says Daniel Li, another regular at Rolia.net. "We understand this is a very sensitive topic so we choose our words carefully. But people always try to direct things into a bad direction. They say, 'You are sick. You are insane. Why don't you go fuck your dog?'"
Rolia.net's owner declined to comment.
Pu says TTC has not yet decided on an official response to Red Ant and other offensive message board users.
For more information about Toronto's Tongzhi Club check out:
www.torontotongzhiclub.org
LOCAL NEWS / Columnist 'Red Ant' and the sting of homophobia
Kevin Ritchie / Xtra / Thursday, August 04, 2005
Last month the local Chinese-language community newspaper New Star Weekly published an article denouncing same-sex marriage and likening homosexuality to bestiality and incest.
The article, by a popular Chinese-language columnist who writes under the name "Red Ant," sparked a flurry of activity on the paper's website, Newstarnet.com. Similar exchanges on another local Chinese-language website, Rolia.net, has led to related forums being shut down.
"Every single hurtful and harmful stereotype, he pulled out of the hat," says Kristyn Wong-Tam, a board member of the Chinese Canadian National Council's Toronto chapter (CCNCTO). "If this was published in The Annex Gleaner, for sure we'd have the editor's head on a platter for publishing something we'd consider as hate."
The CCNCTO is preparing a letter calling for an apology from New Star Weekly, known in Chinese as Xing Xing Weekly, and challenging the author of the article to step forward.
Red Ant's articles regularly appear on websites frequented by Chinese immigrants looking for jobs, housing and general information on adjusting to life in Canada. He writes about everything from renting an apartment to buying gas.
Pseudonymous writers are common in China, where people typically use false names to avoid repercussions when criticizing the government or writing about politics. The practice is similarly accepted among Toronto's mainland Chinese immigrants.
The editorial staff at New Star Weekly, which is printed in traditional Chinese and has a circulation of 13,000, claims not to know the real-life identity of Red Ant.
Jessica Chen, New Star Weekly's chief operating officer, defends the inclusion of Red Ant's anti-same-sex marriage column as a way to reflect the variety of views that exist amongst the paper's readership and points to several positive stories about same-sex marriage, the Pride Parade and profiles on queer Chinese people living in Toronto published in recent weeks.
"This article is just one person's feelings about same-sex marriage," says Chen.
Chen says she's received calls from upset members of the Toronto Tongzhi Club (TTC), a social club for Mandarin-speaking gay men.
"I understand this article might have hurt some feelings," she says. "But we published five articles that are positive and one article against same-sex marriage. To apologize for one article is not logical."
TTC's spokesperson John Pu has already submitted a letter, which New Star Weekly ran on Jul 8. Pu also posted the response on the Mississauga-based Chinese-language website Rolia.net, which sparked another heated debate on homosexuality. Rolia.net's system administrator reacted by deleting all posts about same-sex marriage and banning any new threads on gay-related topics.
Pu, a 34-year-old mechanical engineer who has lived in Toronto for seven years, says he's angry with Rolia.net's decision, arguing that shutting down all discussion on homosexuality will only further marginalize queers in the Chinese community.
"The fact is they did not simply set [the related message-board discussions] to read-only, they deleted all existing threads about gay marriage," says Pu. "How dare they? We didn't violate any existing rules. We were just setting the record straight."
"We want to be part of the community, we want to be treated equally," says Daniel Li, another regular at Rolia.net. "We understand this is a very sensitive topic so we choose our words carefully. But people always try to direct things into a bad direction. They say, 'You are sick. You are insane. Why don't you go fuck your do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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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 says TTC has not yet decided on an official response to Red Ant and other offensive message board users.
For more information about Toronto's Tongzhi Club check out:
www.torontotongzhiclub.org
Wednesday, July 27, 2005
对《彩虹还是乌云》一文的抗议信（中文版 + English version）
（注：此信是受人之托为有关组织起草的，但由于种种原因未能递交，现发表在此，聊作留念。2006年1月2日）
尊敬的《星星生活》编辑，
我们是来自“多伦多XX俱乐部”，“全加XXXX会多伦多分会”等几个组织团体的加拿大华人。贵报在7月1日（第196期）刊登了红蚂蚁的文章《彩虹还是乌云？——质疑同性恋婚姻合法化》。此文用诋毁之辞在华人社区散布对同性恋者的仇恨，造成了非常恶劣的影响，我们对此感到极为愤慨，在此郑重要求贵刊及作者道歉。
同性恋及同性婚姻是最近两三年主流英文媒体报道和争论的热门话题，但一直以来，大部分中文报刊对此都保持沉默。当我们第一眼看到此文时，尽管预料到这是一篇反对同性婚姻的文章，我们仍然为中文媒体终于打破沉默而感到高兴。但是我们万万没想到的是：作者红蚂蚁出于无知，偏见和无端的仇视，在此文中充斥了大量对同性恋者的歧视和诋毁之辞。以下是对原文词句的引用：
1) 称同性恋为“不正常的畸恋”，“一种变态的爱情”，“一种危险的爱情”；
2) 称同性恋为“腐朽的生活享乐方式”；
3) 称同性恋“违反人类社会公德和大多数国家的法律”；
4) 把艾滋病的泛滥归咎于同性恋者的所谓“恣意放纵”；
5) 把同性恋等同于艾滋病，声称其“不良影响”“是对人的生命和尊严的挑战”；
6) 称同性关系为“苟合”，“由此而产生的所谓婚姻必然是畸形和荒唐的”；
7) 称“同性婚姻对自由和民主构成危害”；
8) 把同性婚姻比喻为社会的“癌症”；
9) 称同性婚姻“腐蚀和损害正常的社会秩序，有碍社会的稳定与进步”。
任何有判断力的读者，都能从这些词句中辨别出：该文的真实意图不是讨论同性婚姻的合理性问题，而是在用主观臆测和狭隘偏见丑化同性恋的形象，用“危险”，“变态”，“腐朽”，“癌症”等恶毒词语煽动对同性恋者的仇恨情绪。加拿大是一个言论和新闻自由的国家，但这不等于任何个人或媒体可以信口雌黄。根据加拿大《刑法》（Criminal Code）第八章《对个人和名誉的侵犯》（OFFENCES AGAINST THE PERSON AND REPUTATION）中对“诋毁言论”（Defamatory Libel）和“仇恨宣传”（Hate Propaganda）的定义，像该文这样对特定群体进行的恶毒攻击的行为不但不受法律的保护，而且要受法律的惩罚。去年二月份通过的C-250法案更是在原有的“肤色，人种，信仰，民族”等群体划分的基础上增加了“性倾向”一项。这意味着从此以后，针对同性恋者的仇恨宣传也是不折不扣的违法犯罪行为。
红蚂蚁作为加拿大少数族裔的一员，一方面是这个国家开放包容的“多元文化”政策的受益者，同时也是那些残存的狭隘偏见和种族仇恨的受害者。中国有句谚语：“己所不欲，勿施与人”，遗憾的是，对于另一个弱势群体，红蚂蚁所表现出的歧视和偏见真是比种族主义者有过之而无不及。而对法律的无知则使他此次文责难逃。
而作为一个正式发行的，在华人社区颇具影响力的报刊，我们本以为贵报应该明白作为一个公众媒体对社会的责任。再加上最近以来，《星星生活》对同志议题有相当的关注，所以我们一直对贵报持基本正面的评价。但这一次，贵刊的行为让我们非常失望继而出离愤怒。不论发表此文是因为审稿把关不严或者报社自身的恐同偏见，它造成的实际后果都是诋毁同性恋和宣扬仇恨情绪。这个性质并不会因为发表了奕尘的反驳文章《愿天下有情人都成眷属- ---驳“同性婚姻乌云论” 》（7月8日的第197期）而有任何改变。因为这不是一场一般的摆事实讲道理的正常争论，而是一个其中一方明显违法的新闻事件。正常的争论可以启发读者在双方论据的基础上独立思考，而危言耸听和逻辑混乱的红蚂蚁文章只能误导广大读者。更为严重的是，此文对同性恋社区造成了极大伤害，在华人社区里挑拨了恐同情绪，而这些都不是一两篇反驳文章可以弥补和抵销的。
因此，我们在此对该文的作者红蚂蚁和出版者《星星生活》提出强烈的抗议，并郑重提出如下要求：
1) 在收到此信的两周之内在《星星生活》同一期的头三版内下列三封信，每封信不得小于半个版面：
a) 此抗议信（包括附注）；
b) 《星星生活》报社的书面道歉信；
c) 作者红蚂蚁的书面道歉信；
2) 在收到此信的两周之内在《星星生活》网站首页发表以上三封信，并且保持两周以上。
虽然我们目前暂时不会诉诸法律。但是如果我们的合理要求没有得到满意答复的话，我们保留随时运用法律手段的权力。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这次抗议不等于我们害怕关于同性恋的争论文章。正好相反，我们深知：没有声音比反对的声音更可怕，所以，只要是有理有据有节的，我们不但不反对，而且还非常欢迎。我们相信，在这个崇尚多元，尊重人权的社会体制下，任何有主见的华人都会摒弃偏见，用理性的思维和开放的态度去判断自己不熟悉不了解的人和事。
我们抗议的最终目的并不是为了惩罚谁，而是要纠正该文所描绘的同性恋的负面形象，并让华人社区听到我们的声音。反歧视反仇恨是一项长期艰巨的过程，华人媒体肩负重大责任。今天我们华人同志群体站出来，要求作者和报社对自己的错误言论做一个道歉，更多的是为了反对一切形式的歧视和仇恨，更多的是为了一个公正和谐的社会。
我们静候您的答复，谢谢！
多伦多XX俱乐部
全加XXXX会多伦多分会
2005年8月1日
附注：
《刑法》（Criminal Code）中关于“诋毁言论”（Defamatory Libel）和“仇恨宣传”（Hate Propaganda）的章节参见：
http://lois.justice.gc.ca/en/C-46/42801.html
http://lois.justice.gc.ca/en/C-46/42972.html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Dear editor of New Star Times,
RE: Author Red Ant's article in issue 196, July 1, 2005
We are a group of Chinese Canadians from the organizations of Toronto Tongzhi Club, Chinese Canadian National Council Toronto Chapter, and Asian Canadian for Equal Marriage. We are writing this letter to express our disappointment and outrage with Red Ant's article "Rainbow or dark clouds? -- Questioning the legalization of same-sex marriage" published on Issue 196, July 1, 2005. In this article, the author used malicious words to defame gay/lesbian people and spread hatred against them in the Chinese community. We demand an apology from your newspaper and the author.
Gay/lesbian and same-sex marriage have been a popular topic for mainstream English media in the recent years, but the Chinese media have remained silent about it. Therefore, when we first saw Red Ant's article, knowing it was against same-sex marriage, we were initially excited about breaking ground in opening discussion on this topic. But, this article is in no way what we expected or could have imagined, and for example, we would like to address the following quotes:
1) It calls homosexuality "abnormal", "perverted", and "dangerous";
2) It labels homosexuality as "decadent and indulgent lifestyle";
3) It states homosexuality violates the social morals of human being and laws of most countries;
4) It accuses homosexuality for causing the wide spread of AIDS/HIV;
5) It implies homosexuality equals AIDS/HIV and it will "challenge the life and dignity of human being";
6) It degrades a same-sex relation as "Gou He" (a derogatory Chinese word meaning furtive and illicit sexual relationship) and claims "same sex marriage must be abnormal and ridiculous".
7) It predicts same-sex marriage would "jeopardize freedom and democracy"
8) It calls same-sex marriage as "cancer of society";
9) It claims same-sex marriage would "corrupt the normal social order and obstruct social stability and advancement".
From those malevolent words one can easily tell the real intention of this article. It is not to debate same-sex marriage, but to spread homophobia and hatred against gay and lesbian people. We all know Canada allows freedom of speech, but it does not mean there are no boundaries. According to the explanation of "Defamatory Libel" and "Hate Propaganda" in Criminal Code of Canada, "A defamatory libel is matter published, without lawful justification or excuse, that is likely to injure the reputation of any person by exposing him to hatred, contempt or ridicule, or that is designed to insult the person of or concerning whom it is published"; and "every one who, by communicating statements, other than in private conversation, willfully promotes hatred against any identifiable group" is guilty of "Public incitement of hatred". Furthermore, BILL C-250, which was passed in February 2004, expanded the definition of "identifiable group" by including "sexual orientation" in addition to "color, race, religion, or ethnic origin". It means hate propaganda against gay/lesbian people has been explicitly defined as a crime since then.
As a member of a visual minority in Canada, Red Ant is afforded the benefit of this country's multiculturalism policy. At the same time, however, he is not immune from prejudice, stereotype and racial hatred from individuals. There is a saying from ancient China: "Do not treat others the way you do not want be treated". If Red Ant himself wants to be treated equally, he should learn to respect other minority groups as well. Homophobia and racism are the same in nature, and no one has the right to pick and choose which groups are to be discriminated against.
As a publicly distributed and well-known Chinese newspaper, New Star Times should know the responsibility of public media. Actually, we used to have a positive opinion about this newspaper because it had some acceptable coverage of gay/lesbian events like Pride Parade. This time, although we will give your newspaper the benefit of the doubt that this article was published as a result of poor editing instead of an underlying homophobic agenda, either way, it is unacceptable as it promotes libel and hatred, and we are truly disappointed and outraged. Although we are glad to see Yichen's counter argument article published in your paper (issue 197, July 8, 2005), the printing of Red Ant's article already had its ill effect within the Chinese community that can be long lasting and can not be "balanced" and cancelled by one or two correcting article(s).
Given our deep concern about this issue, we demand New Star Times:
1) to publish this letter (including "Additional information"), an apology letter from your newspaper, and an separate apology letter from Red Ant within first 3-pages of a same issue of "New Star Times" no later than 2 weeks after receiving this letter, each letter not smaller than a half page; and
2) to publish the three letters above on the homepage of www.newstarnet.com and keep them posted for at least 2 weeks.
Although we are not planning to take any legal action for the time being, we reserve the right to use legal weapon to protect social justice if we do not receive any satisfactory responses.
We want the public and the media to know that this letter does not mean we are afraid of different opinions about same-sex marriage. On the contrary, we believe silence and complacency is nearly, if not as bad as the voice of hatred itself. We welcome all kinds of discussion, as long as the discussion is based on facts, logic, and press ethics, and believe strongly in and proudly support Canada's hard-earned human rights legislation where diversity is respected. It was not that long ago when Chinese immigrants were gravely discriminated against in Canada during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Canadian railroad. Many immigrants of Chinese decent were tragically worked to death because no human rights legislation was yet in place to ensure their protection. We believe Chinese people living in this society are by and large proud of Canada’s human rights and they are able to make their own judgment about unfamiliar or new things with a rational, intelligent, and open-minded attitude. Thus your paper should not assume that Chinese people living in Canada can automatically be fed the hatred of Red Ants homophobic rant without consequence. Your paper serving the Chinese community in Canada’s most diverse city has a responsibility to promote human rights to best serve this educated group, and ensure a responsible and intelligent discourse.
The ultimate goal of this letter is not to punish anybody, but to correct the negative image of gays/lesbians Red Ant painted, and to let our voice to be heard by Chinese people in Toronto. Anti-hatred and Anti-discrimination is a long journey and Chinese media has their own share of responsibility. In the big picture, our letter is to stop any kind of hatred and discrimination and to promote a society where everybody can live with equality, fairness and harmony.
Sincerely,
Toronto ** Club
**** Council Toronto Chapter
Additional information:
For details about "defamatory libel" and "hate propaganda" in Criminal Code, please visit:
http://lois.justice.gc.ca/en/C-46/42801.html
http://lois.justice.gc.ca/en/C-46/42972.html
尊敬的《星星生活》编辑，
我们是来自“多伦多XX俱乐部”，“全加XXXX会多伦多分会”等几个组织团体的加拿大华人。贵报在7月1日（第196期）刊登了红蚂蚁的文章《彩虹还是乌云？——质疑同性恋婚姻合法化》。此文用诋毁之辞在华人社区散布对同性恋者的仇恨，造成了非常恶劣的影响，我们对此感到极为愤慨，在此郑重要求贵刊及作者道歉。
同性恋及同性婚姻是最近两三年主流英文媒体报道和争论的热门话题，但一直以来，大部分中文报刊对此都保持沉默。当我们第一眼看到此文时，尽管预料到这是一篇反对同性婚姻的文章，我们仍然为中文媒体终于打破沉默而感到高兴。但是我们万万没想到的是：作者红蚂蚁出于无知，偏见和无端的仇视，在此文中充斥了大量对同性恋者的歧视和诋毁之辞。以下是对原文词句的引用：
1) 称同性恋为“不正常的畸恋”，“一种变态的爱情”，“一种危险的爱情”；
2) 称同性恋为“腐朽的生活享乐方式”；
3) 称同性恋“违反人类社会公德和大多数国家的法律”；
4) 把艾滋病的泛滥归咎于同性恋者的所谓“恣意放纵”；
5) 把同性恋等同于艾滋病，声称其“不良影响”“是对人的生命和尊严的挑战”；
6) 称同性关系为“苟合”，“由此而产生的所谓婚姻必然是畸形和荒唐的”；
7) 称“同性婚姻对自由和民主构成危害”；
8) 把同性婚姻比喻为社会的“癌症”；
9) 称同性婚姻“腐蚀和损害正常的社会秩序，有碍社会的稳定与进步”。
任何有判断力的读者，都能从这些词句中辨别出：该文的真实意图不是讨论同性婚姻的合理性问题，而是在用主观臆测和狭隘偏见丑化同性恋的形象，用“危险”，“变态”，“腐朽”，“癌症”等恶毒词语煽动对同性恋者的仇恨情绪。加拿大是一个言论和新闻自由的国家，但这不等于任何个人或媒体可以信口雌黄。根据加拿大《刑法》（Criminal Code）第八章《对个人和名誉的侵犯》（OFFENCES AGAINST THE PERSON AND REPUTATION）中对“诋毁言论”（Defamatory Libel）和“仇恨宣传”（Hate Propaganda）的定义，像该文这样对特定群体进行的恶毒攻击的行为不但不受法律的保护，而且要受法律的惩罚。去年二月份通过的C-250法案更是在原有的“肤色，人种，信仰，民族”等群体划分的基础上增加了“性倾向”一项。这意味着从此以后，针对同性恋者的仇恨宣传也是不折不扣的违法犯罪行为。
红蚂蚁作为加拿大少数族裔的一员，一方面是这个国家开放包容的“多元文化”政策的受益者，同时也是那些残存的狭隘偏见和种族仇恨的受害者。中国有句谚语：“己所不欲，勿施与人”，遗憾的是，对于另一个弱势群体，红蚂蚁所表现出的歧视和偏见真是比种族主义者有过之而无不及。而对法律的无知则使他此次文责难逃。
而作为一个正式发行的，在华人社区颇具影响力的报刊，我们本以为贵报应该明白作为一个公众媒体对社会的责任。再加上最近以来，《星星生活》对同志议题有相当的关注，所以我们一直对贵报持基本正面的评价。但这一次，贵刊的行为让我们非常失望继而出离愤怒。不论发表此文是因为审稿把关不严或者报社自身的恐同偏见，它造成的实际后果都是诋毁同性恋和宣扬仇恨情绪。这个性质并不会因为发表了奕尘的反驳文章《愿天下有情人都成眷属- ---驳“同性婚姻乌云论” 》（7月8日的第197期）而有任何改变。因为这不是一场一般的摆事实讲道理的正常争论，而是一个其中一方明显违法的新闻事件。正常的争论可以启发读者在双方论据的基础上独立思考，而危言耸听和逻辑混乱的红蚂蚁文章只能误导广大读者。更为严重的是，此文对同性恋社区造成了极大伤害，在华人社区里挑拨了恐同情绪，而这些都不是一两篇反驳文章可以弥补和抵销的。
因此，我们在此对该文的作者红蚂蚁和出版者《星星生活》提出强烈的抗议，并郑重提出如下要求：
1) 在收到此信的两周之内在《星星生活》同一期的头三版内下列三封信，每封信不得小于半个版面：
a) 此抗议信（包括附注）；
b) 《星星生活》报社的书面道歉信；
c) 作者红蚂蚁的书面道歉信；
2) 在收到此信的两周之内在《星星生活》网站首页发表以上三封信，并且保持两周以上。
虽然我们目前暂时不会诉诸法律。但是如果我们的合理要求没有得到满意答复的话，我们保留随时运用法律手段的权力。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这次抗议不等于我们害怕关于同性恋的争论文章。正好相反，我们深知：没有声音比反对的声音更可怕，所以，只要是有理有据有节的，我们不但不反对，而且还非常欢迎。我们相信，在这个崇尚多元，尊重人权的社会体制下，任何有主见的华人都会摒弃偏见，用理性的思维和开放的态度去判断自己不熟悉不了解的人和事。
我们抗议的最终目的并不是为了惩罚谁，而是要纠正该文所描绘的同性恋的负面形象，并让华人社区听到我们的声音。反歧视反仇恨是一项长期艰巨的过程，华人媒体肩负重大责任。今天我们华人同志群体站出来，要求作者和报社对自己的错误言论做一个道歉，更多的是为了反对一切形式的歧视和仇恨，更多的是为了一个公正和谐的社会。
我们静候您的答复，谢谢！
多伦多XX俱乐部
全加XXXX会多伦多分会
2005年8月1日
附注：
《刑法》（Criminal Code）中关于“诋毁言论”（Defamatory Libel）和“仇恨宣传”（Hate Propaganda）的章节参见：
http://lois.justice.gc.ca/en/C-46/42801.html
http://lois.justice.gc.ca/en/C-46/42972.html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Dear editor of New Star Times,
RE: Author Red Ant's article in issue 196, July 1, 2005
We are a group of Chinese Canadians from the organizations of Toronto Tongzhi Club, Chinese Canadian National Council Toronto Chapter, and Asian Canadian for Equal Marriage. We are writing this letter to express our disappointment and outrage with Red Ant's article "Rainbow or dark clouds? -- Questioning the legalization of same-sex marriage" published on Issue 196, July 1, 2005. In this article, the author used malicious words to defame gay/lesbian people and spread hatred against them in the Chinese community. We demand an apology from your newspaper and the author.
Gay/lesbian and same-sex marriage have been a popular topic for mainstream English media in the recent years, but the Chinese media have remained silent about it. Therefore, when we first saw Red Ant's article, knowing it was against same-sex marriage, we were initially excited about breaking ground in opening discussion on this topic. But, this article is in no way what we expected or could have imagined, and for example, we would like to address the following quotes:
1) It calls homosexuality "abnormal", "perverted", and "dangerous";
2) It labels homosexuality as "decadent and indulgent lifestyle";
3) It states homosexuality violates the social morals of human being and laws of most countries;
4) It accuses homosexuality for causing the wide spread of AIDS/HIV;
5) It implies homosexuality equals AIDS/HIV and it will "challenge the life and dignity of human being";
6) It degrades a same-sex relation as "Gou He" (a derogatory Chinese word meaning furtive and illicit sexual relationship) and claims "same sex marriage must be abnormal and ridiculous".
7) It predicts same-sex marriage would "jeopardize freedom and democracy"
8) It calls same-sex marriage as "cancer of society";
9) It claims same-sex marriage would "corrupt the normal social order and obstruct social stability and advancement".
From those malevolent words one can easily tell the real intention of this article. It is not to debate same-sex marriage, but to spread homophobia and hatred against gay and lesbian people. We all know Canada allows freedom of speech, but it does not mean there are no boundaries. According to the explanation of "Defamatory Libel" and "Hate Propaganda" in Criminal Code of Canada, "A defamatory libel is matter published, without lawful justification or excuse, that is likely to injure the reputation of any person by exposing him to hatred, contempt or ridicule, or that is designed to insult the person of or concerning whom it is published"; and "every one who, by communicating statements, other than in private conversation, willfully promotes hatred against any identifiable group" is guilty of "Public incitement of hatred". Furthermore, BILL C-250, which was passed in February 2004, expanded the definition of "identifiable group" by including "sexual orientation" in addition to "color, race, religion, or ethnic origin". It means hate propaganda against gay/lesbian people has been explicitly defined as a crime since then.
As a member of a visual minority in Canada, Red Ant is afforded the benefit of this country's multiculturalism policy. At the same time, however, he is not immune from prejudice, stereotype and racial hatred from individuals. There is a saying from ancient China: "Do not treat others the way you do not want be treated". If Red Ant himself wants to be treated equally, he should learn to respect other minority groups as well. Homophobia and racism are the same in nature, and no one has the right to pick and choose which groups are to be discriminated against.
As a publicly distributed and well-known Chinese newspaper, New Star Times should know the responsibility of public media. Actually, we used to have a positive opinion about this newspaper because it had some acceptable coverage of gay/lesbian events like Pride Parade. This time, although we will give your newspaper the benefit of the doubt that this article was published as a result of poor editing instead of an underlying homophobic agenda, either way, it is unacceptable as it promotes libel and hatred, and we are truly disappointed and outraged. Although we are glad to see Yichen's counter argument article published in your paper (issue 197, July 8, 2005), the printing of Red Ant's article already had its ill effect within the Chinese community that can be long lasting and can not be "balanced" and cancelled by one or two correcting article(s).
Given our deep concern about this issue, we demand New Star Times:
1) to publish this letter (including "Additional information"), an apology letter from your newspaper, and an separate apology letter from Red Ant within first 3-pages of a same issue of "New Star Times" no later than 2 weeks after receiving this letter, each letter not smaller than a half page; and
2) to publish the three letters above on the homepage of www.newstarnet.com and keep them posted for at least 2 weeks.
Although we are not planning to take any legal action for the time being, we reserve the right to use legal weapon to protect social justice if we do not receive any satisfactory responses.
We want the public and the media to know that this letter does not mean we are afraid of different opinions about same-sex marriage. On the contrary, we believe silence and complacency is nearly, if not as bad as the voice of hatred itself. We welcome all kinds of discussion, as long as the discussion is based on facts, logic, and press ethics, and believe strongly in and proudly support Canada's hard-earned human rights legislation where diversity is respected. It was not that long ago when Chinese immigrants were gravely discriminated against in Canada during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Canadian railroad. Many immigrants of Chinese decent were tragically worked to death because no human rights legislation was yet in place to ensure their protection. We believe Chinese people living in this society are by and large proud of Canada’s human rights and they are able to make their own judgment about unfamiliar or new things with a rational, intelligent, and open-minded attitude. Thus your paper should not assume that Chinese people living in Canada can automatically be fed the hatred of Red Ants homophobic rant without consequence. Your paper serving the Chinese community in Canada’s most diverse city has a responsibility to promote human rights to best serve this educated group, and ensure a responsible and intelligent discourse.
The ultimate goal of this letter is not to punish anybody, but to correct the negative image of gays/lesbians Red Ant painted, and to let our voice to be heard by Chinese people in Toronto. Anti-hatred and Anti-discrimination is a long journey and Chinese media has their own share of responsibility. In the big picture, our letter is to stop any kind of hatred and discrimination and to promote a society where everybody can live with equality, fairness and harmony.
Sincerely,
Toronto ** Club
**** Council Toronto Chapter
Additional information:
For details about "defamatory libel" and "hate propaganda" in Criminal Code, please visit:
http://lois.justice.gc.ca/en/C-46/42801.html
http://lois.justice.gc.ca/en/C-46/42972.html
Tuesday, July 26, 2005
"Billy Elliot"长大了
偶尔在电视上看了Green Day新近推出的music video "Wake me up when September ends"。发现其中的男主角很像"Billy Elliot"。
到网上一查，还果然是他：Jamie Bell。四年过去了，昔日的小小少年虽然依然略显单薄，但已经是个谈情说爱的大小伙子了。
这个music video可以在以下网址看到：http://www.greenday.com/greenday.html
Which one is cuter, 2001 or 2005?
到网上一查，还果然是他：Jamie Bell。四年过去了，昔日的小小少年虽然依然略显单薄，但已经是个谈情说爱的大小伙子了。
这个music video可以在以下网址看到：http://www.greenday.com/greenday.html
Which one is cuter, 2001 or 2005?
Tuesday, July 05, 2005
愿天下有情人都成眷属----驳“同性婚姻乌云论”
(本文是我给《星星生活周刊》的投稿，已刊登在7月8日的第197期上）
7月1日贵报的红蚂蚁文章《彩虹还是乌云？质疑同性婚姻合法化》，发表在“同性恋自豪周”刚刚结束，同性婚姻法案新近通过，同性恋话题再度成为热点之际。虽然文章的观点有待商榷，但毕竟作者把这个话题引介给了加拿大的中国大陆读者，使“同性恋”不再是一个大家避而不谈，视而不见的话题。从这一点说，我们应该感谢蚂蚁君和贵报。
看得出，蚂蚁君对同性恋的诸多方面有一定的了解，但遗憾的是，文中的很多观点非常陈旧，甚至完全错误。
首先是同性恋的成因问题，虽然这个问题在科学界仍有争议，但大部分学者都倾向于“性倾向是由先天决定”的说法，而且越来越多的研究发现也在不断支持这种观点。蚂蚁君自己都承认“有的(同性恋)纯属生理原因，比如遗传基因，染色体”，但又妄言“一般认为同性恋是后天被传授的性行为”，不知道蚂蚁君这种极其错误的观点是来自某些会道门的小册子，还是几十年前的《性心理学》中译本。
其次是同性恋的法律问题。蚂蚁君称“同性恋违反大多数国家的法律”。但事实是，全世界只有少数国家(其中大部分为伊斯兰国家)把同性恋行为定为非法，而几乎所有发达国家都早就对同性恋行为合法化。虽然中国没有任何法律对同性恋有所规定，但依据"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的原则，同性恋行为在中国也不是非法的，更不是犯罪。也许有些读者曾通过一些新闻报道听到有关同性恋的性侵害或卖淫等犯罪现象，以及法律对他们的惩处，但是，这些审判是针对性侵害中的暴力行为及卖淫行为，而不是针对同性恋本身。这些行为不论发生在同性恋还是异性恋中，都应受到法律的处罚。所以说，“同性恋违法”纯属不负责任的信口开河。更加荒谬的是，原文写到：“当同性恋者强制与他人，尤其是青少年发生同性性行为时，更要严加惩处”。笔者不禁要问：难道说，当“异性恋”者强制与青少年发生异性性行为时，就应该从轻发落？
至于同性恋的道德问题。原文作者称“同性恋违反人类社会公德”。首先我们需要分析“道德”是什么。表面上看，道德是大多数人都遵守的已有的行为准则。但这不是本质，否则，种族隔离时期的异族通婚，五四时期的自由恋爱都违反了当时的行为准则，都是不道德的了。道德不但随历史进化，即使在同一时期，不同的人群也有不同的道德观：比如，很多西方人对中国人吃狗肉，搞计划生育深恶痛绝，而中国人则认为西方人把父母送养老院是大逆不道。所以，笔者认为，判断是否道德的基本标准在于“无伤他人”。在提倡个性，崇尚多元的现代社会，任何无伤他人的行为，不管在大多数人眼里是多么异类扎眼，我们都只能慢慢包容接纳，而不能动不动扣上“违反公德”的帽子。
而同性恋与艾滋病的联系似乎是原作者最有力的论点了。但实事上，只要坚持安全性行为，同性性行为并不比异性性行为更容易感染艾滋病。而且退一万步讲，就算同性恋更容易感染艾滋病，难道就应该剥夺他们的基本权利吗？如果亚洲人更容易感染SARS，是不是就应该把所有加拿大的中国人赶回中国呢？
谈到艾滋病，就不得不谈一谈某些同性恋者的性滥交问题，这也是目前在美国同性恋者感染率较高的主要原因。首先，性滥交基本上只存在于某些男同性恋群体，而女同性恋对性爱的专一程度比异性恋更胜一筹。如果以性滥为由，蚂蚁君是不是要大力推广女同性恋呢？其次，在某种意义上，男同性恋的性滥正是要归罪于没有同性婚姻的存在。社会不承认，又没有婚姻约束，这使得同性关系缺乏稳定性。如果原作者真的看不惯性滥交这种现象，他就应该鼓励同性恋人结婚置业，稳定关系，而不是竭力阻止。
接着让我们看看同性恋是否违反生物本性。也许原作者从不看报上网，或者看了也视而不见。其实很多媒体不止一次地报道了自然界的天鹅，猴子等动物的同性恋行为，很多人甚至还看到过那张驯鹿同性做爱的照片。这写都说明同性恋是广泛存在的，而不是人类的专利。其次，如果原作者要严格坚持生物本性的话，那他就应该只在每年的春季行房，而不是违反“自然规律”，一年四季享受与繁衍无关的性行为。
人的性爱要高于动物的性行为，而且对于人类自身，性爱与婚姻的功能也在随着历史在演变。人类早期的婚姻肯定是以繁殖后代为主要功能。但在人口爆炸的现代社会，从人类的大局讲，繁殖已经不是婚姻的必需功能了，而“为婚姻中的双方提供一个经济，情感和性爱的共同空间”成为现代婚姻的主要功能之一。如果我们还对婚姻的繁衍功能纠缠不休，那么，那些不打算生育的青年男女，和那些已过育龄的老年恋人，都不应该有结婚的权利。原作者匪夷所思地把同性婚姻比为“社会的癌症”，不过稍有医学常识的人都知道，癌细胞的基本特征是疯狂地自我分裂繁殖，这好像不符合同性婚姻的特点哟。
最后谈谈婚姻定义的“底线”问题。一些人认为“如果两个男人能结婚，那么我可不可以和我的狗结婚？”此言乍听有理，实际上是把人降格为动物的无赖逻辑。依照这种逻辑，捍卫种族隔离的白人可以说：如果白人可以和亚洲人跨种结婚，那我可不可以和我的狗跨种结婚？西方文化优越论者会说：如果政府在学校开中文班，那我可不可以要求开狗语班？至于同性恋与乱伦以及一夫多妻的本质不同，这需要另立专题论述。
细读原文，其中胡乱用词，逻辑不通之处举不胜举。看看这一句：“我们要大声疾呼：坚决维护家庭和婚姻的尊严，不能任由同性恋婚姻对自由和民主构成危害”。明明是蚂蚁君这些保守人士在在危害同性恋的“自由”，他反而倒打一耙，贼喊捉贼。至于民主，真正的民主绝不是单纯地少数服从多数，而是要同时保护少数人的合理权利。否则，如果单从大多数人的利益出发，TTC就不会有随叫随到的残障人士专用车，法庭也不会为不懂英语的中国人配备免费翻译。恋爱与结婚是任何一个有感情需要的公民的权利，这与是同性恋还是异性恋无关。
文中其他没有任何根据的口号式论调我就不驳了，任何一个经历过文革或者看过文革电影的人都会从中闻到熟悉的大小字报的酸腐之气。
我们新移民万里迢迢来到加拿大，绝不只是为了加拿大的物质生活和自然美景，更是为了加拿大先进合理的社会制度。而其中最吸引我们的就是“多元文化”政策。多元化的核心在于各种文化（包括种族，阶层，性取向等等）和谐共存。作为少数族裔的中国人，我们是这个政策的受益者之一（看看图书馆里的中文书有多少就知道了），同时我们也对某些“主流”人士对我们的误解和歧视感触最深（看看西方电影里中国人的猥琐形象就知道了）。同为少数群体，在我们质问那些傲慢的“主流”人士认识几个真正的中国人的时候，也扪心自问一下，自己认识的活生生的同性恋者有几个？
随着加拿大社会（特别是是中国人社区）对同性恋越来越友好，“现身”的同志越来越多，你会惊奇地发现，你的同事，或者好友，或者邻居，甚至亲人里都有彩虹飘飘。你也会更惊奇地发现，你认识的第一对同性恋伴侣既不是游行时的异妆皇后，也不是沙滩上的肌肉帅哥，而是和你我一样的挣钱糊口的普通人。
人类在发展，人类婚姻的定义也必然随之演变。从母系社会的丈夫走婚到父系社会的媳妇过门，从种族隔离到跨国婚姻，从父母包办到自由恋爱，这每一步人类都经过了从抗拒，到反思，最后接受的过程。除了保护基本人权之外，从社会的大角度看，同性婚姻把以前游离在婚姻之外的同性恋者吸纳到社会的基本框架中，就象使飘浮的单个原子组合成更稳定的分子一样，这对整个社会的繁荣稳定绝对是大有裨益的。
作为一个加拿大华人，我为这个国家的高瞻远瞩和勇于开创感到自豪。彩虹旗下，愿天下有情人都成眷属！
附红蚂蚁原文:
7月1日贵报的红蚂蚁文章《彩虹还是乌云？质疑同性婚姻合法化》，发表在“同性恋自豪周”刚刚结束，同性婚姻法案新近通过，同性恋话题再度成为热点之际。虽然文章的观点有待商榷，但毕竟作者把这个话题引介给了加拿大的中国大陆读者，使“同性恋”不再是一个大家避而不谈，视而不见的话题。从这一点说，我们应该感谢蚂蚁君和贵报。
看得出，蚂蚁君对同性恋的诸多方面有一定的了解，但遗憾的是，文中的很多观点非常陈旧，甚至完全错误。
首先是同性恋的成因问题，虽然这个问题在科学界仍有争议，但大部分学者都倾向于“性倾向是由先天决定”的说法，而且越来越多的研究发现也在不断支持这种观点。蚂蚁君自己都承认“有的(同性恋)纯属生理原因，比如遗传基因，染色体”，但又妄言“一般认为同性恋是后天被传授的性行为”，不知道蚂蚁君这种极其错误的观点是来自某些会道门的小册子，还是几十年前的《性心理学》中译本。
其次是同性恋的法律问题。蚂蚁君称“同性恋违反大多数国家的法律”。但事实是，全世界只有少数国家(其中大部分为伊斯兰国家)把同性恋行为定为非法，而几乎所有发达国家都早就对同性恋行为合法化。虽然中国没有任何法律对同性恋有所规定，但依据"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的原则，同性恋行为在中国也不是非法的，更不是犯罪。也许有些读者曾通过一些新闻报道听到有关同性恋的性侵害或卖淫等犯罪现象，以及法律对他们的惩处，但是，这些审判是针对性侵害中的暴力行为及卖淫行为，而不是针对同性恋本身。这些行为不论发生在同性恋还是异性恋中，都应受到法律的处罚。所以说，“同性恋违法”纯属不负责任的信口开河。更加荒谬的是，原文写到：“当同性恋者强制与他人，尤其是青少年发生同性性行为时，更要严加惩处”。笔者不禁要问：难道说，当“异性恋”者强制与青少年发生异性性行为时，就应该从轻发落？
至于同性恋的道德问题。原文作者称“同性恋违反人类社会公德”。首先我们需要分析“道德”是什么。表面上看，道德是大多数人都遵守的已有的行为准则。但这不是本质，否则，种族隔离时期的异族通婚，五四时期的自由恋爱都违反了当时的行为准则，都是不道德的了。道德不但随历史进化，即使在同一时期，不同的人群也有不同的道德观：比如，很多西方人对中国人吃狗肉，搞计划生育深恶痛绝，而中国人则认为西方人把父母送养老院是大逆不道。所以，笔者认为，判断是否道德的基本标准在于“无伤他人”。在提倡个性，崇尚多元的现代社会，任何无伤他人的行为，不管在大多数人眼里是多么异类扎眼，我们都只能慢慢包容接纳，而不能动不动扣上“违反公德”的帽子。
而同性恋与艾滋病的联系似乎是原作者最有力的论点了。但实事上，只要坚持安全性行为，同性性行为并不比异性性行为更容易感染艾滋病。而且退一万步讲，就算同性恋更容易感染艾滋病，难道就应该剥夺他们的基本权利吗？如果亚洲人更容易感染SARS，是不是就应该把所有加拿大的中国人赶回中国呢？
谈到艾滋病，就不得不谈一谈某些同性恋者的性滥交问题，这也是目前在美国同性恋者感染率较高的主要原因。首先，性滥交基本上只存在于某些男同性恋群体，而女同性恋对性爱的专一程度比异性恋更胜一筹。如果以性滥为由，蚂蚁君是不是要大力推广女同性恋呢？其次，在某种意义上，男同性恋的性滥正是要归罪于没有同性婚姻的存在。社会不承认，又没有婚姻约束，这使得同性关系缺乏稳定性。如果原作者真的看不惯性滥交这种现象，他就应该鼓励同性恋人结婚置业，稳定关系，而不是竭力阻止。
接着让我们看看同性恋是否违反生物本性。也许原作者从不看报上网，或者看了也视而不见。其实很多媒体不止一次地报道了自然界的天鹅，猴子等动物的同性恋行为，很多人甚至还看到过那张驯鹿同性做爱的照片。这写都说明同性恋是广泛存在的，而不是人类的专利。其次，如果原作者要严格坚持生物本性的话，那他就应该只在每年的春季行房，而不是违反“自然规律”，一年四季享受与繁衍无关的性行为。
人的性爱要高于动物的性行为，而且对于人类自身，性爱与婚姻的功能也在随着历史在演变。人类早期的婚姻肯定是以繁殖后代为主要功能。但在人口爆炸的现代社会，从人类的大局讲，繁殖已经不是婚姻的必需功能了，而“为婚姻中的双方提供一个经济，情感和性爱的共同空间”成为现代婚姻的主要功能之一。如果我们还对婚姻的繁衍功能纠缠不休，那么，那些不打算生育的青年男女，和那些已过育龄的老年恋人，都不应该有结婚的权利。原作者匪夷所思地把同性婚姻比为“社会的癌症”，不过稍有医学常识的人都知道，癌细胞的基本特征是疯狂地自我分裂繁殖，这好像不符合同性婚姻的特点哟。
最后谈谈婚姻定义的“底线”问题。一些人认为“如果两个男人能结婚，那么我可不可以和我的狗结婚？”此言乍听有理，实际上是把人降格为动物的无赖逻辑。依照这种逻辑，捍卫种族隔离的白人可以说：如果白人可以和亚洲人跨种结婚，那我可不可以和我的狗跨种结婚？西方文化优越论者会说：如果政府在学校开中文班，那我可不可以要求开狗语班？至于同性恋与乱伦以及一夫多妻的本质不同，这需要另立专题论述。
细读原文，其中胡乱用词，逻辑不通之处举不胜举。看看这一句：“我们要大声疾呼：坚决维护家庭和婚姻的尊严，不能任由同性恋婚姻对自由和民主构成危害”。明明是蚂蚁君这些保守人士在在危害同性恋的“自由”，他反而倒打一耙，贼喊捉贼。至于民主，真正的民主绝不是单纯地少数服从多数，而是要同时保护少数人的合理权利。否则，如果单从大多数人的利益出发，TTC就不会有随叫随到的残障人士专用车，法庭也不会为不懂英语的中国人配备免费翻译。恋爱与结婚是任何一个有感情需要的公民的权利，这与是同性恋还是异性恋无关。
文中其他没有任何根据的口号式论调我就不驳了，任何一个经历过文革或者看过文革电影的人都会从中闻到熟悉的大小字报的酸腐之气。
我们新移民万里迢迢来到加拿大，绝不只是为了加拿大的物质生活和自然美景，更是为了加拿大先进合理的社会制度。而其中最吸引我们的就是“多元文化”政策。多元化的核心在于各种文化（包括种族，阶层，性取向等等）和谐共存。作为少数族裔的中国人，我们是这个政策的受益者之一（看看图书馆里的中文书有多少就知道了），同时我们也对某些“主流”人士对我们的误解和歧视感触最深（看看西方电影里中国人的猥琐形象就知道了）。同为少数群体，在我们质问那些傲慢的“主流”人士认识几个真正的中国人的时候，也扪心自问一下，自己认识的活生生的同性恋者有几个？
随着加拿大社会（特别是是中国人社区）对同性恋越来越友好，“现身”的同志越来越多，你会惊奇地发现，你的同事，或者好友，或者邻居，甚至亲人里都有彩虹飘飘。你也会更惊奇地发现，你认识的第一对同性恋伴侣既不是游行时的异妆皇后，也不是沙滩上的肌肉帅哥，而是和你我一样的挣钱糊口的普通人。
人类在发展，人类婚姻的定义也必然随之演变。从母系社会的丈夫走婚到父系社会的媳妇过门，从种族隔离到跨国婚姻，从父母包办到自由恋爱，这每一步人类都经过了从抗拒，到反思，最后接受的过程。除了保护基本人权之外，从社会的大角度看，同性婚姻把以前游离在婚姻之外的同性恋者吸纳到社会的基本框架中，就象使飘浮的单个原子组合成更稳定的分子一样，这对整个社会的繁荣稳定绝对是大有裨益的。
作为一个加拿大华人，我为这个国家的高瞻远瞩和勇于开创感到自豪。彩虹旗下，愿天下有情人都成眷属！
附红蚂蚁原文:
彩虹还是乌云？质疑同性婚姻合法化
燥热的夏风中，热闹非凡的多伦多同性恋狂欢周刚刚在同志大游行之后落下帷幕，6月28日晚，加拿大国会便迫不急待地通过了承认同性恋婚姻合法地位的法案。
当某些政客窃喜作秀成功和一些商人忙着清点鼓涨的钱袋之际，更多的人们却在深思和忧虑，我们的社会究竟要往何处去？传统的家庭和婚姻关系究竟还能维持多久？笔者认为：同性恋和其支持者们挥舞的六色旗子，并非给加拿大增添了一道彩虹，而恰恰是刮来了一片乌云。
何为同性恋？说白了就是同性之间的互恋或群恋。在正常人群中，一般是通过恋爱婚姻的途径以异性作为满足性欲的对象，但却有少数人以同性作为满足性欲的对象。这种不正常的畸恋在男女均可发生。患者无论是在生殖器官的结构上，还是性激素的分泌功能上，一般找不出异常的特征，因此，同性恋并不属于生理异常。由于同性恋者的性活动指向同性别的人，所以同性恋本身不符合生物的本性。
为什么会有同性恋？生物学、心理学和社会学的解释有很大不同。有的纯属生理原因，比如遗传基因，染色体或其他方面，如性腺同他人的差别。一般认为同性恋是后天被传授的性行为，幼儿期身份和性别角色的混乱、青春期异性行为受压抑、家庭的严格限制、自幼被父母异性妆扮、长期与同性为伍、同性恋者的引诱等等均可使同性恋行为增加。
在中国四千年的历史中，无论是正史还是野史都有关于同性恋现象的记载。这种现象是在人类社会中普遍存在的一种行为模式，古今中外，概莫能外。但是将同性恋作为一个单独的群体看待却是近百年的事。
据一些国家调查，同性恋的数量已达到令人震惊的程度。据称，同性恋者约占总人口的3-4%，若按此比率，全球至少有1亿人是同性恋者。据美国公布的一项调查资料表明，成年女性有过同性恋体验者占10-12%，男性同性恋者占14-20%，以致于一些州的同性恋者组织起来，成立了所谓的“同志协会”，还举行游行示威，争取其“合法权利”。
大规模的同性恋解放运动是以1969年6月29日发生在美国格林威治村石墙旅馆中的警察与同性恋者的冲突为起点的。时至今日，每年“石墙暴动”纪念日前后，世界各国的同性恋都要举行规模宏大的纪念游行活动。
在人权自由高唱入云，同志运动席卷全球的状况下，人类社会面临着有史以来对传统婚姻和家庭观念的严峻冲击。因受其影响，西方各国同性恋者的法律地位也有了很大程度改善。20世纪下半叶以来，各国关于同性恋的法律开始明显放宽。荷兰是世界上第一个从法律上承认同性恋婚姻合法地位的国家(2001年立法)，比利时是第二个(2002年立法)。加拿大步其后尘成为第三个给予同性恋婚姻合法地位的国家。我认为，这不能不是我们加拿大民主社会的悲哀。
极力坚守一男一女传统婚姻家庭关系堡垒的人们，理所当然地厌恶同性恋并坚决反对将同性恋婚姻合法化。尽管随着社会的进步，人们不再将同性恋和同性恋倾向者列为神经病或其他病态，也不再歧视同性恋者，但是我们却要理直气壮地说，同性恋是一种危险的爱情，因为它违反人类社会公德和大多数国家的法律。不仅如此，当同性恋者强制与他人，尤其是青少年发生同性性行为时，更要严加惩处。
众所周知，由于近些年来同性恋的恣意放纵，使80年代的“癌症”──艾滋病祸起萧墙。美国于1981年在世界上首次报告在男性同性恋者中发现了新的性传播疾病──AIDS或译为“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症”。据统计，在美国73%的艾滋病患者是同性恋或两重性恋的男性。在其他国家，则至少有11.1%的艾滋病毒感染者为男性同性恋人群。由于女性同性恋者一般比男性为少，她们主要是通过手淫进行性行为故医源性危害比男性相对小些。但梅毒、淋病、病毒性肝炎、生殖器□疹等性传播疾病在同性恋者中的发生率明显高于正常人却是不正争的事实。
艾滋病这种原本产生于非洲森林猴子身上的病毒自从进入人类社会以后，借助于性泛滥尤其是近些年来的同性恋狂潮，在人类之间大肆传播，据称目前全世界已有几千万艾滋病患者。艾滋病正在威胁着我们每一个人和每一个家庭，已成为一个万分紧迫的公共卫生问题和社会问题。同性恋和艾滋病所引起的不良影响，已渗透到了社会各个阶层，伴随而来的，是对科学、经济、道德、伦理和文明的考验，是对人的生命和尊严的挑战。
当鼓噪同性恋婚姻合法化甚嚣尘上的时候，我们要大声疾呼：坚决维护家庭和婚姻的尊严，不能任由同性恋婚姻对自由和民主构成危害。有人说：是否尊重同性恋和他们的权利是衡量一个社会是否文明的尺度，这种观点目前已经获得大众社会的认同。但是我们也应明确，人权不是绝对的，若谈到人类的婚姻，她是庄严和神圣的，其定义是确切无歧义的，她由互有感情的男女组成之模式是天经地义的。
尽管社会的道德范畴不断地进步和放宽，但其原则却不应产生变质，尤其是社会的法律规范一定要有其严肃性。母子之间，父女之间，兄弟姐妹之间，人与动物，同性之间等绝不可以包括到婚姻的范畴之内，这也体现着人类社会的文明与进步。同性恋是一种变态的爱情，它不附符合生物的本性，由此而产生的所谓婚姻必然是畸形和荒唐的。同性恋伴侣之间的苟合绝对不可称之为婚姻，至多是一种私下的“同居”或“联合”而已。无论从道德，伦理还是从生物学角度说，同性恋婚姻是站不住脚的，重新定义婚姻的尝试是无聊和危险的。
大家公认，婚姻必然诞生家庭，而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如果社会的细胞发生了畸变，即家庭观念出现不稳定或解体，也就是社会的局部就产生了癌症，最终将导致整个社会肌体的不健康或腐朽崩溃，那才是人类社会的灾难。而且，确认同性恋婚姻合法化必将引起多米诺连锁反应，比如乱伦婚姻是否可以被承认？一夫多妻制或一妻多夫制是否可以被许可？人和动物之间呢？此类问题将会被无休止地提出来和扩大下去，其结果将是社会道德价值体系的混乱和社会精力及资源的无端被浪费。
尽管婚姻的目的不完全是为了传宗接代，但抚养下一代确是传统意义家庭和父母的天职。同性恋婚姻合法化的鼓吹者们在这一点上大做文章，说什么科学与经济的发展已经使同性恋家庭“生儿育女”成为可能，领养子女更是毫无困难。可是，家庭环境对孩子的成长有着极为重要的影响力。不容否认，因为同性恋者的爱情观念和示爱方式有别于大众社会，它对于孩子心智发育，价值取向以及未来为人处世都会有错误的引导。所以，同性恋家庭不可能给孩子提供一种健康的成长氛围。为了迎合同性恋者畸形的性乐趣和增加他们的生活情趣而不惜牺牲孩子毕生利益的做法，不仅严重地剥夺和侵害了孩子的人权，更是长者们极端的自私和残忍。
如今，伴随着道德败坏，性堕落而来的暴力、盗窃、精神病患、精神空虚、吸毒、家庭崩溃等正在给东西方社会的政治经济带来严重的损害。一个不重视道德基础的社会，终将成为历史的垃圾。如果我们不对同性恋婚姻合法化的危害引起重视，不对这种腐朽的生活享乐方式进行坚决的抵制，人类历史上巴比伦王朝的灭亡和玛雅文化消失的悲剧必将会重演。
所以，不要再用人权作幌子蒙骗我们了，确认同性恋婚姻合法这非但不是人权的进步，而是人权的滥用。要求同性恋婚姻合法化的只是个别现象，绝不代表大众的要求。现代社会更加尊重个体和个人利益，大众已经十分容忍同性恋的行为并尊重他们的存在，但绝不认同任何篡改传统婚姻定义的行为。
加拿大社会是我们大家的，同性恋婚姻合法化必将严重地冲击大众社会的道德观及价值观，腐蚀和损害正常的社会秩序，有碍社会的稳定与进步，这一切都与我们的切身利益息息相关，因此，我们对加拿大政府最终确认同性恋婚姻合法地位表示强烈的愤慨和声讨。
具有正常心智的人们，大家真的不在意加拿大美丽祥和的蓝天上飘来了一朵杂色的乌云吗？
Thursday, June 23, 2005
Experience of "Sleep Study"
Everytime I tell somebody I snore, no one would belive me because I am so slim and relatively young. Actually it was one of my roommates in university who first told me about this embarassing problem. In the next 14 years, it was never a problem for myself, but things changed after my BF and I started living together two years ago. My snoring noise keeps him awake and wakens him up. Sometimes we even considering to sleep in seperate bedrooms, but the dilemma is, we don't want to scarifice the intimacy.
So, in March, I finally brought up this problem to my family doctor, and he referred me to a specialist. Two weeks later, the specialist gave me a simple check and suspected I may have the problem of Apnea, which refers to interrupted breathing which can last 10 seconds or longer. To be sure, he referred me to do a sleep study.
In a Friday evening of middle April, I went to the sleep study center at Bayview/Finch. The nurse was a chubby white lady, very friendly and professional. She used something like wax to stick more than twenty sensors on my head and legs. (With that much of wax, my hairstyle was funkier than the craziest punk.) She also put a mini mic below my nose (to record the snoring), two belts around my chest (to monitor breath) and a clip on my finger (to monitor the oxygen in my body). And then I was led into one of the six tiny bedrooms and.....go to sleep. There was also a night-vision camera in the room.
As you may expect, the sleep was not very good because of the uncomfortablenss. In the moring (about 5:00AM), I paged the nurse because I needed to pee, and after that she said the study was done. Before I left, I filled out a questionaire about how I felt about my sleep (i.e, how often I waked up, etc).
As arranged in advance, two weeks later I saw the specialist for the second time. Surprisingly, he did not read my sleep study report until I sit on the chair. He quickly browsed it and told me I had 20 times of breath interruption per hour while a normal person should have fewer than 10 times. His conclusion: I have medium Apnea.
What should I do? He provided following options:
1) Sew a pocket on my back of my sleepwear and put a tennis ball in it, so I can't sleep on my back;
2) Use a speical pressure air mask which will keep my air way open all the time. It is not very necessary for my case and it is very inconvenient;
3) Use mouthpiece which the patient puts in mouth to prevent snoring (I can ask my dentist for it but it is not covered by OHIP);
4) Have a surgery, which is covered by OHIP. I need to stay one night at hospital and recovery at home for ten days. It could be painful.
My decision? Not made yet....
So, in March, I finally brought up this problem to my family doctor, and he referred me to a specialist. Two weeks later, the specialist gave me a simple check and suspected I may have the problem of Apnea, which refers to interrupted breathing which can last 10 seconds or longer. To be sure, he referred me to do a sleep study.
In a Friday evening of middle April, I went to the sleep study center at Bayview/Finch. The nurse was a chubby white lady, very friendly and professional. She used something like wax to stick more than twenty sensors on my head and legs. (With that much of wax, my hairstyle was funkier than the craziest punk.) She also put a mini mic below my nose (to record the snoring), two belts around my chest (to monitor breath) and a clip on my finger (to monitor the oxygen in my body). And then I was led into one of the six tiny bedrooms and.....go to sleep. There was also a night-vision camera in the room.
As you may expect, the sleep was not very good because of the uncomfortablenss. In the moring (about 5:00AM), I paged the nurse because I needed to pee, and after that she said the study was done. Before I left, I filled out a questionaire about how I felt about my sleep (i.e, how often I waked up, etc).
As arranged in advance, two weeks later I saw the specialist for the second time. Surprisingly, he did not read my sleep study report until I sit on the chair. He quickly browsed it and told me I had 20 times of breath interruption per hour while a normal person should have fewer than 10 times. His conclusion: I have medium Apnea.
What should I do? He provided following options:
1) Sew a pocket on my back of my sleepwear and put a tennis ball in it, so I can't sleep on my back;
2) Use a speical pressure air mask which will keep my air way open all the time. It is not very necessary for my case and it is very inconvenient;
3) Use mouthpiece which the patient puts in mouth to prevent snoring (I can ask my dentist for it but it is not covered by OHIP);
4) Have a surgery, which is covered by OHIP. I need to stay one night at hospital and recovery at home for ten days. It could be painful.
My decision? Not made yet....
Saturday, June 11, 2005
打入主流？
XXX的发言：
主流和肤色,民族,文化和干? 主流是要 professional, 毛主席说黑猫白猫都是猫, 抓到老鼠就是主流猫? 人又何成不是.
主流当然说的是主流文化啦！与文化无关？这倒是第一次听说。
我认识的新移民里做professional的很多：工程师，会计师，牙医。他们的收入与西人不相上下，但其中大部分人都不敢号称自己已经“打入主流”，因为对一个被中华文化熏陶了二三十年的成年人来说，重头学习西方文化并且自得其乐是很困难的。
邓小平(好像不是毛主席吧)说的“不管黑猫白猫, 抓到老鼠的就是好猫”，对于我们中国移民来说应该翻译为：不管这活那活，能挣大钱就是好活。很多中国移民非要在professional这一棵树上吊死，刨根溯源应该是“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翻版，同时也来源于中国社会中脑力劳动者与体力劳动者收入的巨大差别，以及前者对后者毫不掩饰的歧视。
但在加拿大，这种收入差别小多了。我所在公司的车间技术工人和坐办公室的工程师想比，收入差不了多少。歧视呢，不能说在加拿大绝对没有，但至少很小或者说隐藏得很深。
常言道“退一步海阔天空”。如果能跳出“读本地学历，找技术工作”这个万人挤破头的独木桥，很多人也许能发现更多的机会：专业厨师，汽车技师，按摩师......。怕丢了专业知识？很多人在国内读工程的到外企当销售员的时候，好像也没谁抱怨把专业丢了啊。说到底，还是面子思想作怪。
算我多嘴吧。
(Originally posted on Beitong on August 8, 2004)
向陌生人“COME OUT”
今天闲来无事，和BF一起去逛家具店。
进门不久，正在专注流览的时候，我突然听见一句中文：“两位需要看些什么吗？”抬头一看，原来是一位SALESWOMAN，一身职业套装，满脸亲切微笑，听口音也应该是中国大陆的新移民。(现在多伦多的中国移民成了气候，很多大商店不敢忽视这股购买力，都纷纷雇用了讲普通话的店员。)
“我们就随便看看...”我们敷衍道。不过这位女士很懂推销之道，很快就跟我们讨论起家具搭配，购买预算等问题来。
突然，也许是不经意地，也许是忍不住好奇，她问道：“你们俩是什么关系呀？”(在这么一个Suburban区，在这么一个IKEA opposite的店，两个一起挑家具的小伙子确实很扎眼。)
What the hell! 我心理暗想，这跟买家具有关系吗？但一转念，有啥可隐瞒的？我倒要看一看，一个普通中国新移民对同性恋的反应。
“我们是一家子。”我答道。
“噢，不过你们看着可不像兄弟。”
“我们是COMMON LAW。”
“......”
她楞了一下，两秒钟后终于反应了过来，不过笑容变得有点僵硬。“那...那也就是朋友关系啦...”她勉强笑着，有点不好意思，好像在COME OUT的不是我们，而是她自己。
BF觉得这个情景很有意思，又假装问：“您如果对接待我们不comfortable的话，我们可以找别人。”
“不用不用。”到底是训练有素，很快就恢复了常态。
......
回到家，我们笑道：这位女士今天下班后第一件是就是对她老公说：“嘿，我今天上班碰上一件新鲜事，你绝对想不到......”
(Originally posted on Beitong on April 4, 2004)
进门不久，正在专注流览的时候，我突然听见一句中文：“两位需要看些什么吗？”抬头一看，原来是一位SALESWOMAN，一身职业套装，满脸亲切微笑，听口音也应该是中国大陆的新移民。(现在多伦多的中国移民成了气候，很多大商店不敢忽视这股购买力，都纷纷雇用了讲普通话的店员。)
“我们就随便看看...”我们敷衍道。不过这位女士很懂推销之道，很快就跟我们讨论起家具搭配，购买预算等问题来。
突然，也许是不经意地，也许是忍不住好奇，她问道：“你们俩是什么关系呀？”(在这么一个Suburban区，在这么一个IKEA opposite的店，两个一起挑家具的小伙子确实很扎眼。)
What the hell! 我心理暗想，这跟买家具有关系吗？但一转念，有啥可隐瞒的？我倒要看一看，一个普通中国新移民对同性恋的反应。
“我们是一家子。”我答道。
“噢，不过你们看着可不像兄弟。”
“我们是COMMON LAW。”
“......”
她楞了一下，两秒钟后终于反应了过来，不过笑容变得有点僵硬。“那...那也就是朋友关系啦...”她勉强笑着，有点不好意思，好像在COME OUT的不是我们，而是她自己。
BF觉得这个情景很有意思，又假装问：“您如果对接待我们不comfortable的话，我们可以找别人。”
“不用不用。”到底是训练有素，很快就恢复了常态。
......
回到家，我们笑道：这位女士今天下班后第一件是就是对她老公说：“嘿，我今天上班碰上一件新鲜事，你绝对想不到......”
(Originally posted on Beitong on April 4, 2004)
IKEA里的同志招贴画
前几天去逛IKEA，发现店内又重新布置了，他们把DEMO区按照不同的LIFE STYLE，划分为“40平米的生活”，“60平米的生活”等主题，让人觉得情趣盎然。
有意思的是，其中“40平米的生活”的招贴画居然是两个帅小伙，一个系着围裙在做菜，另一个端着一杯红酒凑过来，微笑着作欣赏状：显然是一对同志伴侣嘛。
不愧是北欧的公司，对同志的友好态度让人敬佩。
下面的文章是关于1994年IKEA在美国作的一个以GAY COUPLE为主角的电视广告。这个广告被认为是广告界第一次在美国正面接触GAY RELATIONSHIP: This groundbreaking, famous spot for Swedish furniture maker IKEA made news around the world, though it was rarely seen. It features a male couple shopping for a dining room table together. The two middle-aged guys, who finish each other's sentences, say "a leaf means commitment." At the end, one says, "We've got another leaf waiting for when we REALLY start getting along" -- perhaps implying having children.
文章最后提到此广告的最终命运：The IKEA ad disappeared only a few weeks after it began when the retailer got a bomb threat at a store from conservatives, along with calls for a boycott.
如想阅读全文并观看此广告，请点击以下联接：
http://www2.commercialcloset.org/cgi-bin/iowa/portrayals.html?record=76
(Originally posted on Beitong on December 13, 2003
有意思的是，其中“40平米的生活”的招贴画居然是两个帅小伙，一个系着围裙在做菜，另一个端着一杯红酒凑过来，微笑着作欣赏状：显然是一对同志伴侣嘛。
不愧是北欧的公司，对同志的友好态度让人敬佩。
下面的文章是关于1994年IKEA在美国作的一个以GAY COUPLE为主角的电视广告。这个广告被认为是广告界第一次在美国正面接触GAY RELATIONSHIP: This groundbreaking, famous spot for Swedish furniture maker IKEA made news around the world, though it was rarely seen. It features a male couple shopping for a dining room table together. The two middle-aged guys, who finish each other's sentences, say "a leaf means commitment." At the end, one says, "We've got another leaf waiting for when we REALLY start getting along" -- perhaps implying having children.
文章最后提到此广告的最终命运：The IKEA ad disappeared only a few weeks after it began when the retailer got a bomb threat at a store from conservatives, along with calls for a boycott.
如想阅读全文并观看此广告，请点击以下联接：
http://www2.commercialcloset.org/cgi-bin/iowa/portrayals.html?record=76
(Originally posted on Beitong on December 13, 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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