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e episode of "Six Feet Under" aired last night was quite interesting.
David and Keith are a gay couple. As a policeman, Keith knew very little about gay culture like fashion and movie stars. After being frustrated in a sissy party thrown by David's friends, Keith set David and his two sissy friends up into a paintball game, where Keith was supposed to be an absolute winner.
Before the game started, Keith refused to be on the same side with the sissy team, which included David, his two friends and a girl. Suprisingly, there came along a new hunk, Sarge, who joined David to balance the power. After a dirty game full of cheating, all of the soldiers "died" and neither side won.
This new hunk was tall, athletic and goodlooking. So I can't help myself but hold a tiny wish that he would be gay, although I knew it was very unlikely because he was very butch and so poorly-groomed.
After the game Sarge went back home with David and Keith. (Suddenly, I sensed something would happen.) After a round of beer, Keith and Sarge lied on the sofa, chatting:
Sarge: "I like Daivd"
Keith: "I like him too, a lot..."
Sarge: "Are you afraid somebody will steal him from you?"
Keith (confidently): "Let'em try..."
(By now, my wish started growing bigger and bigger.)
With Sarge resting on the couch, David and Keith were about to end the fun day with a love-making. Suddenly, David's eyes were staring over Keith's shoulder at the bedroom door. In his view is a muscular and hairy male body with an inviting "package" wrapped in a tightie whitie...
Wow, it's even better than what I've dreamed of!!
Monday, October 31, 2005
Tuesday, October 25, 2005
同在阳光下：天津台同性恋主题访谈（下）
下集由天津电视台7月12日下午2点到5点半在电台道小演播厅录制（同上集）。该台卫视频道7月28日21：30首播，出现的嘉宾依次为崔子恩、张北川、郑远涛，主持人李强，现场观众三四十名，女性居多，从大学生到老年人不等。
观众1：我首先想对今天同性恋嘉宾表示钦佩。实际上他们本身没有做错任何事情，但是日常生活中会遇到大家异样的目光。我想他们今天来到这里的勇气是值得钦佩的。第二个问题可能崔老师不一定爱听。我们虽然非常理解同性恋 ，但毕竟有很多家长和当事人很痛苦。有没有可能用人为后天的手段去干预，比如说开颅戒毒，在科学发达进行手术自愿的情况下，改变自己的性取向是否有可能？谢谢。
崔子恩（下称崔）：如果要开颅的话，肯定是我们在做的。张老师在做的，李强在做的都是在给社会开颅，包括你刚才的发言，在我看来也是给社会开颅。是社会的大脑出了问题，不是同性恋者的大脑出了问题。在这方面我的回答是特别简明扼要的。
主持人（下称主）：张老师您是从1993年开始在这个领域研究？
张北川（下称张）：实际上我研究是从1989年，因为我看见了不公正。我就看见了一位我自己的老师，实际上我老师是一个大学教授。他已经以实名在我们系统卫生部的健康报公布了自己的性取向。我这个老师——我可能再也见不到这样富有献身精神的大夫。他对病人特别好，病人来了他问病人经济情况，根据病人经济情况尽可能为病人着想。他在家留宿病人。他为了教我们这些学生，把麻风病人留宿在自己的家里，为了第二天把这个病人带到课堂让同学们都看一看 。他在做科研的时候，当时是国家的一个课题。当时是中国沿海渔民流行一种病。不知道怎么来的，他就拿自己试。研究生回来说我们秦老师简直不得了，没有麻醉让给切皮肤，自己也感染了。研究生说我哪敢给他切，我只敢给他捏着，他自己切下来。
这么一个有献身精神的人，当时整得他就想跳楼，就逼着他。他在讲出这个事情来的时候，他当着我的面嚎啕大哭。他比我年长十几岁，那时我还是相对年轻的医生。同时那个事情对我的震撼不是一般的。我发现我也讲不清楚这个道理，于是我读书。这个事情我不明白我就搞通它。我就这么开始研究，一直在研究的时候我们没说破这个事。我做学生不好问老师。
大概过了两年，最后是医院的院长、书记、正副的院长书记加纪委书记五个人，找我一个人谈话，让我不要再说了，（不要）给他辩护。我当时应该说也仍然是落后的。我说图书馆里面放着书，书里就写着——那时候落后——那时候说同性恋是一种病。我说既然写这个，我们做医生的和别人不一样。当我们听说是有病的，我们有更大的责任出来。我就这么回答的领导。
主：您当时为自己的老师做辩护的时候，您辩护的是什么内容？ 是说您不相信他是同性恋者，还是说这一点不值得大家做文章？
张：当时最主要的辩护还不是这个事情。我就说这是一个好人，不管他是什么样，我们没有权力这么对待一个人。这种方法不公正。
主：张老师这么多年，您研究这么多内容还出了书 。您个人顶的压力多大？
张：没多大。压力这个东西，历来是你看它大就大，看它小就小。我自己是做学术的，我想很多学人如果像有和我一样的遭遇，如果这是一个正直的人，都能做（应对）这种挑战。只不过很巧我碰上了。
主：我还了解，您研究这么大的课题，办公室是最小的一间？
张：是。我那办公室不像样子，所以去年一位新华社记者到我们办公室的时候，他给出了一个评价。他说这是一个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当时听得我直乐。他们去看了以后，很多权威的学者到我那以后，都特地在那种恶劣的环境下照相。我想这对我们都是一种鞭策。我们要改变一些东西，我始终没有感觉到有很多压力。
主：您刚才也谈到您也研究艾滋病。同性恋和艾滋病有没有关系？
张：在（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艾滋病首先被发现在美国有同性性行为的男子中流行。我们也要讲一个事实：世界上感染艾滋病的人75％到85％是因为男女间的性关系感染的，5％到10％ 是因为男男间的同性性关系感染的，剩下还有滥用药物或者吸毒，还有母婴传播。我讲了这么一大段话，归结起来就是艾滋病等于同性恋是错的。
主：一开始人们为什么要把这两者等同起来？
张：一开始的等同是很有意思的。【编注：张下面介绍的只是艾滋病起源学说中最广为接受的一种，即“猎食者”理论。参看英文网页http://www.avert.org/origins.htm】实际上艾滋病是1930年代，大概是这时候由动物在非洲进入人类的。可是刚刚进入人类的时候只是在很小的范围内——我们叫原住民——很小的范围流行，没有传出来。
60年代到70年代，非洲和海地有一个人口大流动，大量的非洲人到海地【编注：应为大批海地人前往非洲寻根】。这样艾滋病首先在海地流行。大家都以为美国是性开放国家。不是的，美国的保守势力非常强，美国的男同性爱者在国内很多人很压抑。他们到海地去——海地是一个“天堂”。在这传染上了以后带回了美国。
美国的科学就发达的，1981年首先在美国发现。但是刚发现是只有在这个圈子内，所以传出来的是“男同性恋才感染艾滋病”。当时舆论造得非常厉害。媒体铺天盖地的，这种铺天盖地的声音也传到了中国，这么样过来的。很多东西都是最初的认识误区被整个宣传开了，才造成这个结果。
主：接下来让我们认识另一位同性恋者。咱们欢迎郑远涛！
远涛是什么时候发现自己有同性恋的取向？
郑远涛（下称郑）：十三四岁的时候，自然而然，自己对男性的身体觉得很性感。非常自然而然的。那是上中学的时候——上初中。其实我听说同性恋比这个要早。当时是非常将同性恋和艾滋病联系在一起的。一开始的时候，自己对男性的身体有了感觉，当然也会有点惶然。
主：害怕吗？
郑：并不害怕。
主：觉得自己是一个男孩子而有这种想法心里恐慌吗？
郑：有一点惶然，但是不到恐慌的程度。因为我同时很喜欢电影。那时候在西方《费城故事》诸如此类的对同性恋非常宽容的片子已经出来了，包括1994年我14岁的时候《喜宴》也出来了。我第一时间看了这样的电影和介绍，在文化评论上的一些宽容的态度，所以并没有到一个很害怕的程度。有点惶然，也希望自己“不是”，可是也有很多书，例如方刚的《同性恋在中国》、李银河的书、再有其他的电影杂志、各种各样的评论、非常开放的观点，就慢慢接受了自己。
但是真正和男性发生恋爱的话是在20岁，在大学通过网站认识的朋友。我跟他在一起时间并不长，只有三个月。三个月之后，我发现他有点不对劲——避开我。我发现他另外在跟一个女性在来往。他跟我说：我其实是30％喜欢女性，70％喜欢男性。我是个双性恋，而且家里不能接受，我最后还是要结婚的；对不起，我们只能分开，我们的爱情是没有结果的。
主：如果说你的第一个朋友是你的初恋的话——
郑：那是一次失败的初恋。
主：——是不是就像异性恋者失恋的感觉，是一样的？
郑：是一模一样的。
主：也许我们大多数的朋友并不了解，作为同性恋者，他的爱情是一个什么样子。
郑：我是一个个案。如果我说我自己的话，不能够代表2000万人。你是不是想听我自己的爱情观这方面？
主：你可以讲讲你的爱情故事。
郑：我的爱情故事很多！跨国恋情。说到这点的话，拿照片来看一下。先看这张吧：这是我和我的男朋友。我们到澳门旅行的时候拍的。他是新西兰人，在中国教英语的。
主：你们好了几年了？
郑：我们是2003年的十月认识的，现在快两年。他刚来的时候在一个网站上发布交友信息，说希望能够交到中国的同性恋朋友，如果能够和我谈中国的文学艺术最好。我觉得这个人有意思，我就回信给他。Email来往了一段时间以后，我觉得应该见一见。他那时候有顾虑，因为我的男朋友比我年长15岁。我今年 25岁，他觉得跟这么小的中国男生交往，会不会太不谨慎？到时候受伤害的是不是他？我是不是想玩玩？他开始是推托，但是我对他很感兴趣，继续打电话给他，终于约了时间在广州见面。见面了大家感觉很好，后来继续来往之下就成为了男朋友。这是我们在澳门拍的照片，他非常喜欢用我做模特拍照。这个是在广州的公园，这件衣服是我父亲的，因为我父亲是归国华侨。这是印尼的国服。
张：能不能讲一个自己觉得印象最深的（故事）？怎么发现他真疼你……
主：能不能讲给我们听听？
郑：我举一个例子。这位朋友他和我在网上交流很久，都没有见面，因为地方隔了很远。我们谈的都是一些精神的话题。后来正好有机会，我们在一起旅行，在香港。在那里我就觉得我要把这几年对他的感觉说出来。因为我和他本来相隔很远，千万里的距离，我知道这样子谈恋爱也是不实际的。我还是在大的问题上很有理性的人，所以我一直没有对他透露过。
但是今天在酒店里面，我就说Dear, I love you. 他说我也爱你。我说：“我的意思不一样。”他突然间就明白了。他的年纪比我大很多。他当我是一个年轻朋友、兄弟。他说，我觉得我要过来抱着你。他抱着我，我就开始眼泪直流。其实很开心，但是不停地流眼泪。我就说，这样非常好。但是他说，我觉得有负疚感。——本来一个年纪比你大那么多的人，对你有这么大的影响，差不多一个导师这样的人，这也是他比较避忌的一个问题。——他认为导师应该只是导师。后来我们过了几天，他飞回他的国家，我回过广州继续我们各自的生活。我们还是好朋友，一直到今天他也是我最好的朋友。
爱情就是生命的一个过程，它就像一条河流，你以前的东西其实不会消失。它融在河水之中，跟着你一块儿向前流，推着你走。这是种力量。——差不多就这样吧。
主：张老师，我觉得远涛说得特别地动情、真诚。
张：在这之前我想好多朋友并不了解同性恋者有他们的感情。在成都有一对很有名的。他们两个人到今年上一个月一块生活了20年。50岁了。那两个人非常不易。两个男性，20年前。我很奇怪问过他们。他们说愿意过这种生活。其中一个是英文老师，把自己的工作扔了，就为了两个人在一块儿。最后两个人发展起来。
他们实际上是很传统的人，两个人穿上对方最喜欢的衣服。那时候钱很少，两个人租了一辆出租车，在市郊包了一个房间，举行了只有自己两个人的婚礼，非常非常传统。前年中国计生宣教中心弄个车给他们做DVD，把他们拉到当年宣誓的青山绿水之间，20年风风雨雨。我听他们讲的故事，觉得他们挺有意思的是，他们周围的邻居都接受了他们。邻居家两口子打仗，通常都是他们去调解的。邻居家丈夫出差了，都告诉妻子要玩到他们家玩，他们两个人是最安全的【观众大笑】。
他们特别强调如果同性婚姻法出现的话，他们会第一对去结婚。我到他家里还做过客，听着他们两个人你插一句，我插一句。两个人就讲他们两个人当初在寻找对方的时候，到处希望找到一个愿意和自己一生为伴的人，最后很偶然碰到了。有很多这种感人的故事。我印象中有一些很凄美的故事，也有很幸福的。随着这个社会的发展，幸福的故事会越来越多。
主：远涛，如果像张老师说的那样出现同性的婚姻法，你会去登记结婚吗？
郑：我不一定会登记结婚。我觉得爱情其实长久下去，可能会变成亲情的关系，不是激情的爱。而我在二十四五岁的当口上，我不一定希望这么快去登记结婚，把这事情在法律上固定下来。因为婚姻等于是一个合同，是一种很大的承诺。我需要时间决定，我是否接受这个合同、承诺。
主：现在这样生活压力大吗？
郑：我很好。我的父母和亲友接受程度非常高，所以我基本上没有什么压力。我只是一个兼职翻译的状态，所以没有固定的同事、公司。但是我在以前的公司——是一个出版社——在里面是公开的。我的老板到北京，我跟他一块出差，他喝了点酒，说了很多对同性恋不太友好的言论，我还纠正他呢。
主：你那以后就辞职了吗？
郑：没有，他听了我的话印象很深——其实他改变了个人观点。他听了我的话以后说，其实就好像一个生产机器的流程，刚好有一个零件装反了。我说，为什么说同性恋是装反了？其实各种性取向都是正的，只是形态不一样，不是说同性恋就是反了。
主：他是老板所以他总按生产程序讲——有朋友有问题：“这种行为是否会对亲人带来伤害和痛苦？”
郑：就这么简单吗？【得到肯定答复后】是不会给我的家人带来伤害和痛苦的。至于别的同性恋者的家人，他们家人的伤害和痛苦并不来自于他们子女的性取向，而来自于一种无知。
主：父母接受起来很容易吗？
郑：其实我做了很多工作。我跟我家人关系很好，尤其是和我妈妈能够像朋友一样聊天，言谈之中纠正她对同性恋的无知、误解。我爸爸也能够接受。他（刚开始）那时候说：还没定型嘛，那么小，可能以后还会变。但是到现在，通过看我爸爸跟我的男朋友，虽然是外国人，我爸爸的英文又不太好，但是结结巴巴也聊得蛮起劲的。我知道他已经完全接受了，因为他知道我们的关系。
主：咱们大家和远涛、崔老师、张老师交流！——同性爱的成因还是先天的因素，而不是后天的环境造成的？
张：对于成因的研究100多年。首先，是综合因素造成的。在综合因素里最重要的是先天因素，后天因素主要指出生后18到36个月，那个时间是一个性别认同，就是孩子更容易把自己认同成什么样。可是这种情况到底和先天有关，还是和后天抚养的因素，这个区分不开，现在还没定论。已经有定论的是，有大量的研究证明性取向的不同确实有先天因素的影响。
我们社会关于一个人的性取向常常过分喜欢追究原因，实际上这只是人生的一个侧面。它涉及的就是一个恋爱自由的问题嘛。我们应该学会尊重这种个人的选择。我们专门写过这样的文章，这也是今日中国根本大法——宪法讲的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内容 。这是一个很原则的事。在我们这个国家里面 ，在我们这个文化里面有一个东西，大家感觉不到，叫做强制性异性恋或者叫异性爱，想不想爱都得去 。很多喜欢同性的人在走这条路的过程中是非常痛苦的。也不光是他们的痛苦，还有很多妻子。我碰上几个妻子都告诉我。结婚10年，她说我这过了些什么日子？但是这个人、她的丈夫给我打电话的时候，她丈夫在电话里哭。他说我人不人，鬼不鬼。在家里边我还得怎么样？所以这种文化落后。我经常说，如果我们能创造一个平等的、人们在阳光下开朗欢笑的文化的话多好。这么多几千万人没有这个负担，好好的工作贡献出来多数人沾光。大家这么想这个道理的话，这是很简单的道理啊。
主：张老师在我们现场，有几位年龄稍大的女性。她们也一直起劲地鼓掌点头。我特别想问问她们的感受。
观众2：刚才我听了以后，的确我有点惊讶。从我来讲，我已经60多岁，从精神还是不能够承受。听了这些话以后，的确反映社会文化程度的问题，还能够理解。我觉得理解和认同并不画等号。这个特殊的群体我们应该理解，但是理解是分不同层次的。高层次的理解是认同，低层次的理解是尊重。有一句话：“我不同意你的观点，但是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利。”我想我不太认同你的性取向，但是我捍卫你实现性取向的权利。
主：尊重不用做很多事情。可能遇到这样同性恋的朋友时，给他一个善意的微笑。我觉得这是基本的尊重。
观众3：我对这个同性恋以前听说挺多的。我有一个问题：同性恋怎么恋啊？什么叫同性恋？他们怎么想到恋到一块去？我觉得是不是同性恋人脑子有毛病？今天我听了以后，给我启发特别大。而且今天来的崔老师（和小郑）这两位嘉宾，我原来认为同性恋的人准是文化水平特别低，好像脑子有点问题 。但是他们两个人素质非常高，他们剖析的问题非常深刻。是我有问题，是我对原来的问题认识不清楚。反过来我站出来还斥责人家 ，你怎么这样呢？是社会进步、文明了。
观众4：我记得《国际歌》中说，陈旧的东西要打碎它 。那是非常艰苦的。我以前对同性恋的话题也是比较不能接受。如果我知道这个人是同性恋，从心里挺反感的 。但是今天的沟通话题使我感受到偏见比无知更可怕。像张北川老师讲的，我受益特别深。科学是可以跨国界的。到现在为止几乎没有文盲了，但是有很多健康盲、这方面的文盲，没有人去讲过这个话题。我到今天通过张老师，还有两位嘉宾的讲解 ，还有郑远涛的爱情故事，真的令我感动。还有崔老师的豁达，使很多人很喜欢他。我想借助大家的掌声，给他们三位一些掌声。
观众5：今天来到这里非常大开眼界，尤其认识了三位嘉宾。对于这个同性恋这个词 ，以前听说过，但是从来没有接触过，也不认识这样的朋友。今天认识了这样的朋友，谈谈我今天来了以后的想法。不管男人女人老人小孩，不管是同性恋者，不管你是什么人，作为人的存在，你的权利要得到尊重，就是选择生活的权利。不应该是因为他反传统你就歧视他。作为人的存在，要尊重人家自己的选择。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活道路和方式、爱情观，但是他一定有他的道理。当你不了解不知道的时候，不要瞎说 或者否定一个或者肯定一个。
主：最后我想听听面对我们大家的态度，远涛、崔老师、张老师是什么心情？【向郑】你代表未来，你先说。
郑：我认识很多同性恋朋友，包括年纪比我大20岁30岁的也有。我发现我的心态的确比他们阳光，我想这也代表社会的进步。今天跟大家在一块，听大家的感想我很感动。我想说性取向不是一种选择，不是说我想变成这样或者变成那样。其实科学更支持的是先天论，或者是很大的先天因素。我们自己在青春期的过程中发现自己是同性恋者以后，逐渐通过接受科学知识，接受自己的身份，应该感觉自豪快乐的。【跳接下一个镜头】
在全世界来讲，六月，无论是在洛杉矶、柏林、悉尼等等都有大规模的同性恋的游行，上街载歌载舞。我们觉得我们在中国也不能缺席，所以我们的网站爱白联同一些女同性恋的民间团体，一块去长城放风筝，也象征我们男女同性恋的联合。
有一些图片【展示放大的照片】：这个是我们准备把风筝放上天。当风筝飞到一定的高度，把线剪断，让它自由飞翔。这是西方的彩虹旗，是象征同性恋的旗帜，和中国传统的风筝结合，我们觉得挺有意义的。还有自己做的一些手链，也是彩虹的。
其实并不是希望大家能够对我们怎么样。如果在大街上能够对我们微笑，我觉得这已经是最大的支持。如果我和崔子恩是爱人，我们手牵手的走在街上，像这样【握住崔的手】。大家对我们报以微笑，这是最大的支持。谢谢。
崔：今天来到这个现场特别感动。从主持人到我们一起来的朋友和现场的朋友们，大家有了很充分的沟通和交流。我不觉得我讲了什么，而是我被诸位的声音所感动。我希望我能够带着这些声音到我接下来的生活里面去，把这种声音传递给我其他的朋友，让他们感到今天的温暖。谢谢诸位，谢谢跟我一起的朋友。
张：今天来我确实挺高兴。只要大家多交流 多沟通，很多传统的东西会很快被颠覆。我们每个人都能不断发现周围的无知。特别祝愿你们的节目能够顺利播出，使在场每个人都对推动这种文明作的贡献能够得到证明。祝你们能够顺利播出。
主：同在阳光下，有一部分人是这么选择他们的生活的。我始终忘不了给张老师写信的19岁孩子还生活在痛苦当中。他怎么样面对这个社会，在很大程度取决于我们怎么面对他。我想对于同性恋这个话题，还需要更多更深入的沟通，谢谢大家！【完】
观众1：我首先想对今天同性恋嘉宾表示钦佩。实际上他们本身没有做错任何事情，但是日常生活中会遇到大家异样的目光。我想他们今天来到这里的勇气是值得钦佩的。第二个问题可能崔老师不一定爱听。我们虽然非常理解同性恋 ，但毕竟有很多家长和当事人很痛苦。有没有可能用人为后天的手段去干预，比如说开颅戒毒，在科学发达进行手术自愿的情况下，改变自己的性取向是否有可能？谢谢。
崔子恩（下称崔）：如果要开颅的话，肯定是我们在做的。张老师在做的，李强在做的都是在给社会开颅，包括你刚才的发言，在我看来也是给社会开颅。是社会的大脑出了问题，不是同性恋者的大脑出了问题。在这方面我的回答是特别简明扼要的。
主持人（下称主）：张老师您是从1993年开始在这个领域研究？
张北川（下称张）：实际上我研究是从1989年，因为我看见了不公正。我就看见了一位我自己的老师，实际上我老师是一个大学教授。他已经以实名在我们系统卫生部的健康报公布了自己的性取向。我这个老师——我可能再也见不到这样富有献身精神的大夫。他对病人特别好，病人来了他问病人经济情况，根据病人经济情况尽可能为病人着想。他在家留宿病人。他为了教我们这些学生，把麻风病人留宿在自己的家里，为了第二天把这个病人带到课堂让同学们都看一看 。他在做科研的时候，当时是国家的一个课题。当时是中国沿海渔民流行一种病。不知道怎么来的，他就拿自己试。研究生回来说我们秦老师简直不得了，没有麻醉让给切皮肤，自己也感染了。研究生说我哪敢给他切，我只敢给他捏着，他自己切下来。
这么一个有献身精神的人，当时整得他就想跳楼，就逼着他。他在讲出这个事情来的时候，他当着我的面嚎啕大哭。他比我年长十几岁，那时我还是相对年轻的医生。同时那个事情对我的震撼不是一般的。我发现我也讲不清楚这个道理，于是我读书。这个事情我不明白我就搞通它。我就这么开始研究，一直在研究的时候我们没说破这个事。我做学生不好问老师。
大概过了两年，最后是医院的院长、书记、正副的院长书记加纪委书记五个人，找我一个人谈话，让我不要再说了，（不要）给他辩护。我当时应该说也仍然是落后的。我说图书馆里面放着书，书里就写着——那时候落后——那时候说同性恋是一种病。我说既然写这个，我们做医生的和别人不一样。当我们听说是有病的，我们有更大的责任出来。我就这么回答的领导。
主：您当时为自己的老师做辩护的时候，您辩护的是什么内容？ 是说您不相信他是同性恋者，还是说这一点不值得大家做文章？
张：当时最主要的辩护还不是这个事情。我就说这是一个好人，不管他是什么样，我们没有权力这么对待一个人。这种方法不公正。
主：张老师这么多年，您研究这么多内容还出了书 。您个人顶的压力多大？
张：没多大。压力这个东西，历来是你看它大就大，看它小就小。我自己是做学术的，我想很多学人如果像有和我一样的遭遇，如果这是一个正直的人，都能做（应对）这种挑战。只不过很巧我碰上了。
主：我还了解，您研究这么大的课题，办公室是最小的一间？
张：是。我那办公室不像样子，所以去年一位新华社记者到我们办公室的时候，他给出了一个评价。他说这是一个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当时听得我直乐。他们去看了以后，很多权威的学者到我那以后，都特地在那种恶劣的环境下照相。我想这对我们都是一种鞭策。我们要改变一些东西，我始终没有感觉到有很多压力。
主：您刚才也谈到您也研究艾滋病。同性恋和艾滋病有没有关系？
张：在（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艾滋病首先被发现在美国有同性性行为的男子中流行。我们也要讲一个事实：世界上感染艾滋病的人75％到85％是因为男女间的性关系感染的，5％到10％ 是因为男男间的同性性关系感染的，剩下还有滥用药物或者吸毒，还有母婴传播。我讲了这么一大段话，归结起来就是艾滋病等于同性恋是错的。
主：一开始人们为什么要把这两者等同起来？
张：一开始的等同是很有意思的。【编注：张下面介绍的只是艾滋病起源学说中最广为接受的一种，即“猎食者”理论。参看英文网页http://www.avert.org/origins.htm】实际上艾滋病是1930年代，大概是这时候由动物在非洲进入人类的。可是刚刚进入人类的时候只是在很小的范围内——我们叫原住民——很小的范围流行，没有传出来。
60年代到70年代，非洲和海地有一个人口大流动，大量的非洲人到海地【编注：应为大批海地人前往非洲寻根】。这样艾滋病首先在海地流行。大家都以为美国是性开放国家。不是的，美国的保守势力非常强，美国的男同性爱者在国内很多人很压抑。他们到海地去——海地是一个“天堂”。在这传染上了以后带回了美国。
美国的科学就发达的，1981年首先在美国发现。但是刚发现是只有在这个圈子内，所以传出来的是“男同性恋才感染艾滋病”。当时舆论造得非常厉害。媒体铺天盖地的，这种铺天盖地的声音也传到了中国，这么样过来的。很多东西都是最初的认识误区被整个宣传开了，才造成这个结果。
主：接下来让我们认识另一位同性恋者。咱们欢迎郑远涛！
远涛是什么时候发现自己有同性恋的取向？
郑远涛（下称郑）：十三四岁的时候，自然而然，自己对男性的身体觉得很性感。非常自然而然的。那是上中学的时候——上初中。其实我听说同性恋比这个要早。当时是非常将同性恋和艾滋病联系在一起的。一开始的时候，自己对男性的身体有了感觉，当然也会有点惶然。
主：害怕吗？
郑：并不害怕。
主：觉得自己是一个男孩子而有这种想法心里恐慌吗？
郑：有一点惶然，但是不到恐慌的程度。因为我同时很喜欢电影。那时候在西方《费城故事》诸如此类的对同性恋非常宽容的片子已经出来了，包括1994年我14岁的时候《喜宴》也出来了。我第一时间看了这样的电影和介绍，在文化评论上的一些宽容的态度，所以并没有到一个很害怕的程度。有点惶然，也希望自己“不是”，可是也有很多书，例如方刚的《同性恋在中国》、李银河的书、再有其他的电影杂志、各种各样的评论、非常开放的观点，就慢慢接受了自己。
但是真正和男性发生恋爱的话是在20岁，在大学通过网站认识的朋友。我跟他在一起时间并不长，只有三个月。三个月之后，我发现他有点不对劲——避开我。我发现他另外在跟一个女性在来往。他跟我说：我其实是30％喜欢女性，70％喜欢男性。我是个双性恋，而且家里不能接受，我最后还是要结婚的；对不起，我们只能分开，我们的爱情是没有结果的。
主：如果说你的第一个朋友是你的初恋的话——
郑：那是一次失败的初恋。
主：——是不是就像异性恋者失恋的感觉，是一样的？
郑：是一模一样的。
主：也许我们大多数的朋友并不了解，作为同性恋者，他的爱情是一个什么样子。
郑：我是一个个案。如果我说我自己的话，不能够代表2000万人。你是不是想听我自己的爱情观这方面？
主：你可以讲讲你的爱情故事。
郑：我的爱情故事很多！跨国恋情。说到这点的话，拿照片来看一下。先看这张吧：这是我和我的男朋友。我们到澳门旅行的时候拍的。他是新西兰人，在中国教英语的。
主：你们好了几年了？
郑：我们是2003年的十月认识的，现在快两年。他刚来的时候在一个网站上发布交友信息，说希望能够交到中国的同性恋朋友，如果能够和我谈中国的文学艺术最好。我觉得这个人有意思，我就回信给他。Email来往了一段时间以后，我觉得应该见一见。他那时候有顾虑，因为我的男朋友比我年长15岁。我今年 25岁，他觉得跟这么小的中国男生交往，会不会太不谨慎？到时候受伤害的是不是他？我是不是想玩玩？他开始是推托，但是我对他很感兴趣，继续打电话给他，终于约了时间在广州见面。见面了大家感觉很好，后来继续来往之下就成为了男朋友。这是我们在澳门拍的照片，他非常喜欢用我做模特拍照。这个是在广州的公园，这件衣服是我父亲的，因为我父亲是归国华侨。这是印尼的国服。
张：能不能讲一个自己觉得印象最深的（故事）？怎么发现他真疼你……
主：能不能讲给我们听听？
郑：我举一个例子。这位朋友他和我在网上交流很久，都没有见面，因为地方隔了很远。我们谈的都是一些精神的话题。后来正好有机会，我们在一起旅行，在香港。在那里我就觉得我要把这几年对他的感觉说出来。因为我和他本来相隔很远，千万里的距离，我知道这样子谈恋爱也是不实际的。我还是在大的问题上很有理性的人，所以我一直没有对他透露过。
但是今天在酒店里面，我就说Dear, I love you. 他说我也爱你。我说：“我的意思不一样。”他突然间就明白了。他的年纪比我大很多。他当我是一个年轻朋友、兄弟。他说，我觉得我要过来抱着你。他抱着我，我就开始眼泪直流。其实很开心，但是不停地流眼泪。我就说，这样非常好。但是他说，我觉得有负疚感。——本来一个年纪比你大那么多的人，对你有这么大的影响，差不多一个导师这样的人，这也是他比较避忌的一个问题。——他认为导师应该只是导师。后来我们过了几天，他飞回他的国家，我回过广州继续我们各自的生活。我们还是好朋友，一直到今天他也是我最好的朋友。
爱情就是生命的一个过程，它就像一条河流，你以前的东西其实不会消失。它融在河水之中，跟着你一块儿向前流，推着你走。这是种力量。——差不多就这样吧。
主：张老师，我觉得远涛说得特别地动情、真诚。
张：在这之前我想好多朋友并不了解同性恋者有他们的感情。在成都有一对很有名的。他们两个人到今年上一个月一块生活了20年。50岁了。那两个人非常不易。两个男性，20年前。我很奇怪问过他们。他们说愿意过这种生活。其中一个是英文老师，把自己的工作扔了，就为了两个人在一块儿。最后两个人发展起来。
他们实际上是很传统的人，两个人穿上对方最喜欢的衣服。那时候钱很少，两个人租了一辆出租车，在市郊包了一个房间，举行了只有自己两个人的婚礼，非常非常传统。前年中国计生宣教中心弄个车给他们做DVD，把他们拉到当年宣誓的青山绿水之间，20年风风雨雨。我听他们讲的故事，觉得他们挺有意思的是，他们周围的邻居都接受了他们。邻居家两口子打仗，通常都是他们去调解的。邻居家丈夫出差了，都告诉妻子要玩到他们家玩，他们两个人是最安全的【观众大笑】。
他们特别强调如果同性婚姻法出现的话，他们会第一对去结婚。我到他家里还做过客，听着他们两个人你插一句，我插一句。两个人就讲他们两个人当初在寻找对方的时候，到处希望找到一个愿意和自己一生为伴的人，最后很偶然碰到了。有很多这种感人的故事。我印象中有一些很凄美的故事，也有很幸福的。随着这个社会的发展，幸福的故事会越来越多。
主：远涛，如果像张老师说的那样出现同性的婚姻法，你会去登记结婚吗？
郑：我不一定会登记结婚。我觉得爱情其实长久下去，可能会变成亲情的关系，不是激情的爱。而我在二十四五岁的当口上，我不一定希望这么快去登记结婚，把这事情在法律上固定下来。因为婚姻等于是一个合同，是一种很大的承诺。我需要时间决定，我是否接受这个合同、承诺。
主：现在这样生活压力大吗？
郑：我很好。我的父母和亲友接受程度非常高，所以我基本上没有什么压力。我只是一个兼职翻译的状态，所以没有固定的同事、公司。但是我在以前的公司——是一个出版社——在里面是公开的。我的老板到北京，我跟他一块出差，他喝了点酒，说了很多对同性恋不太友好的言论，我还纠正他呢。
主：你那以后就辞职了吗？
郑：没有，他听了我的话印象很深——其实他改变了个人观点。他听了我的话以后说，其实就好像一个生产机器的流程，刚好有一个零件装反了。我说，为什么说同性恋是装反了？其实各种性取向都是正的，只是形态不一样，不是说同性恋就是反了。
主：他是老板所以他总按生产程序讲——有朋友有问题：“这种行为是否会对亲人带来伤害和痛苦？”
郑：就这么简单吗？【得到肯定答复后】是不会给我的家人带来伤害和痛苦的。至于别的同性恋者的家人，他们家人的伤害和痛苦并不来自于他们子女的性取向，而来自于一种无知。
主：父母接受起来很容易吗？
郑：其实我做了很多工作。我跟我家人关系很好，尤其是和我妈妈能够像朋友一样聊天，言谈之中纠正她对同性恋的无知、误解。我爸爸也能够接受。他（刚开始）那时候说：还没定型嘛，那么小，可能以后还会变。但是到现在，通过看我爸爸跟我的男朋友，虽然是外国人，我爸爸的英文又不太好，但是结结巴巴也聊得蛮起劲的。我知道他已经完全接受了，因为他知道我们的关系。
主：咱们大家和远涛、崔老师、张老师交流！——同性爱的成因还是先天的因素，而不是后天的环境造成的？
张：对于成因的研究100多年。首先，是综合因素造成的。在综合因素里最重要的是先天因素，后天因素主要指出生后18到36个月，那个时间是一个性别认同，就是孩子更容易把自己认同成什么样。可是这种情况到底和先天有关，还是和后天抚养的因素，这个区分不开，现在还没定论。已经有定论的是，有大量的研究证明性取向的不同确实有先天因素的影响。
我们社会关于一个人的性取向常常过分喜欢追究原因，实际上这只是人生的一个侧面。它涉及的就是一个恋爱自由的问题嘛。我们应该学会尊重这种个人的选择。我们专门写过这样的文章，这也是今日中国根本大法——宪法讲的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内容 。这是一个很原则的事。在我们这个国家里面 ，在我们这个文化里面有一个东西，大家感觉不到，叫做强制性异性恋或者叫异性爱，想不想爱都得去 。很多喜欢同性的人在走这条路的过程中是非常痛苦的。也不光是他们的痛苦，还有很多妻子。我碰上几个妻子都告诉我。结婚10年，她说我这过了些什么日子？但是这个人、她的丈夫给我打电话的时候，她丈夫在电话里哭。他说我人不人，鬼不鬼。在家里边我还得怎么样？所以这种文化落后。我经常说，如果我们能创造一个平等的、人们在阳光下开朗欢笑的文化的话多好。这么多几千万人没有这个负担，好好的工作贡献出来多数人沾光。大家这么想这个道理的话，这是很简单的道理啊。
主：张老师在我们现场，有几位年龄稍大的女性。她们也一直起劲地鼓掌点头。我特别想问问她们的感受。
观众2：刚才我听了以后，的确我有点惊讶。从我来讲，我已经60多岁，从精神还是不能够承受。听了这些话以后，的确反映社会文化程度的问题，还能够理解。我觉得理解和认同并不画等号。这个特殊的群体我们应该理解，但是理解是分不同层次的。高层次的理解是认同，低层次的理解是尊重。有一句话：“我不同意你的观点，但是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利。”我想我不太认同你的性取向，但是我捍卫你实现性取向的权利。
主：尊重不用做很多事情。可能遇到这样同性恋的朋友时，给他一个善意的微笑。我觉得这是基本的尊重。
观众3：我对这个同性恋以前听说挺多的。我有一个问题：同性恋怎么恋啊？什么叫同性恋？他们怎么想到恋到一块去？我觉得是不是同性恋人脑子有毛病？今天我听了以后，给我启发特别大。而且今天来的崔老师（和小郑）这两位嘉宾，我原来认为同性恋的人准是文化水平特别低，好像脑子有点问题 。但是他们两个人素质非常高，他们剖析的问题非常深刻。是我有问题，是我对原来的问题认识不清楚。反过来我站出来还斥责人家 ，你怎么这样呢？是社会进步、文明了。
观众4：我记得《国际歌》中说，陈旧的东西要打碎它 。那是非常艰苦的。我以前对同性恋的话题也是比较不能接受。如果我知道这个人是同性恋，从心里挺反感的 。但是今天的沟通话题使我感受到偏见比无知更可怕。像张北川老师讲的，我受益特别深。科学是可以跨国界的。到现在为止几乎没有文盲了，但是有很多健康盲、这方面的文盲，没有人去讲过这个话题。我到今天通过张老师，还有两位嘉宾的讲解 ，还有郑远涛的爱情故事，真的令我感动。还有崔老师的豁达，使很多人很喜欢他。我想借助大家的掌声，给他们三位一些掌声。
观众5：今天来到这里非常大开眼界，尤其认识了三位嘉宾。对于这个同性恋这个词 ，以前听说过，但是从来没有接触过，也不认识这样的朋友。今天认识了这样的朋友，谈谈我今天来了以后的想法。不管男人女人老人小孩，不管是同性恋者，不管你是什么人，作为人的存在，你的权利要得到尊重，就是选择生活的权利。不应该是因为他反传统你就歧视他。作为人的存在，要尊重人家自己的选择。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活道路和方式、爱情观，但是他一定有他的道理。当你不了解不知道的时候，不要瞎说 或者否定一个或者肯定一个。
主：最后我想听听面对我们大家的态度，远涛、崔老师、张老师是什么心情？【向郑】你代表未来，你先说。
郑：我认识很多同性恋朋友，包括年纪比我大20岁30岁的也有。我发现我的心态的确比他们阳光，我想这也代表社会的进步。今天跟大家在一块，听大家的感想我很感动。我想说性取向不是一种选择，不是说我想变成这样或者变成那样。其实科学更支持的是先天论，或者是很大的先天因素。我们自己在青春期的过程中发现自己是同性恋者以后，逐渐通过接受科学知识，接受自己的身份，应该感觉自豪快乐的。【跳接下一个镜头】
在全世界来讲，六月，无论是在洛杉矶、柏林、悉尼等等都有大规模的同性恋的游行，上街载歌载舞。我们觉得我们在中国也不能缺席，所以我们的网站爱白联同一些女同性恋的民间团体，一块去长城放风筝，也象征我们男女同性恋的联合。
有一些图片【展示放大的照片】：这个是我们准备把风筝放上天。当风筝飞到一定的高度，把线剪断，让它自由飞翔。这是西方的彩虹旗，是象征同性恋的旗帜，和中国传统的风筝结合，我们觉得挺有意义的。还有自己做的一些手链，也是彩虹的。
其实并不是希望大家能够对我们怎么样。如果在大街上能够对我们微笑，我觉得这已经是最大的支持。如果我和崔子恩是爱人，我们手牵手的走在街上，像这样【握住崔的手】。大家对我们报以微笑，这是最大的支持。谢谢。
崔：今天来到这个现场特别感动。从主持人到我们一起来的朋友和现场的朋友们，大家有了很充分的沟通和交流。我不觉得我讲了什么，而是我被诸位的声音所感动。我希望我能够带着这些声音到我接下来的生活里面去，把这种声音传递给我其他的朋友，让他们感到今天的温暖。谢谢诸位，谢谢跟我一起的朋友。
张：今天来我确实挺高兴。只要大家多交流 多沟通，很多传统的东西会很快被颠覆。我们每个人都能不断发现周围的无知。特别祝愿你们的节目能够顺利播出，使在场每个人都对推动这种文明作的贡献能够得到证明。祝你们能够顺利播出。
主：同在阳光下，有一部分人是这么选择他们的生活的。我始终忘不了给张老师写信的19岁孩子还生活在痛苦当中。他怎么样面对这个社会，在很大程度取决于我们怎么面对他。我想对于同性恋这个话题，还需要更多更深入的沟通，谢谢大家！【完】
同在阳光下：天津台同性恋主题访谈（上）
天津电视台7月12日下午2点到5点半在电台道小演播厅录制，该台卫视频道7月21日21：30首播上集，出场嘉宾张北川、崔子恩，主持人李强，现场观众三四十名，女性居多，从大学生到老年人不等。
主持人【下称“主”】：前不久我收到一位朋友转给我的信。看了这封信的内容之后，我们沟通节目组的全体人员，都特别揪心。我给大家读一段这封信：“我是一个19岁的男孩，在无数个不眠的夜里，痛苦的折磨让我想到了死……【从略】”——写这封信的这个男孩，在咱们天津的一所大学里就读。我们找到了这个孩子，我跟他进行了一番对话，大家看一下【转为电视预录画面】：
——看了你写的信，说你曾经想到过死，为什么要这么想？
男孩【下称“孩”】：其实这个问题有时候特别困扰我。
主：你有没有自己分析过，你这种性取向是什么时候开始形成的？
孩：我看过有关报道什么的，可能是因为基因遗传什么的，有这方面的因素。但是我不知道是不是这种倾向的苗头。
主：你回忆是从什么时候开始？
孩：我是从小就有这种倾向。虽然那时候不懂，喜欢男孩，不太懂。但那时候就有倾向，上小学就有。
主：看你写给张教授这封信的时候，我特别揪心。难以想象当时你写这封信之前痛苦到什么程度。
孩：就是晚上睡不着觉，特别痛苦，常人难以想象的痛苦。我可能有抑郁症、强迫症什么的。
主：你有没有试图改变自己的性取向？
孩：有过。其实开始我一下子意识到我的性取向的时候，就一下子开始考虑这个问题的时候， 就在心里挣扎着，就是想把这个性取向调换过来。但是到现在还没做到——感觉不可能。
主：我觉得你好像一直试图避开“同性恋”这三个字。这三个字是不是在你心里有一种障碍？
孩：多少有一点。
主：你希望社会上的人怎么看你，怎么看你们这样的人？
孩：对于现在的社会上大部分的人，都不接受这个。但是像我们这样的人，可能就是性取向不一样，但是归根到底也不是我们的错，形成这个原因根本不是我们的错，我们也不想这样。
主：你现在还那么痛苦得甚至想去死吗？
孩：怎么说呢，比以前好点，但不可能一下子从那种心理压力、阴影中走出来，只能好一点。【预录画面结束，回到现场部分】
主：转给我这封信的是青岛医科大学的张北川教授。我们今天请来张教授一块儿谈一谈同性恋这个话题。咱们欢迎张教授！ 【张从观众席上场】
你好！请坐！
张老师，看了这信，我们大家心里都挺沉重的。我想您恐怕也一样。
张北川【下称“张”】：我可以说是在一定程度上麻木了。我三天两头接这些信，接了不止十年了。我主所编的信里面，有自杀者在自杀前的绝笔——有的人已经自杀身死了，他们的家长给我寄去了信，讲述自己孩子的死亡；还有自己的伴侣自杀身死了，写信给我。 我们这样的信比较多。
主：在这个问题上我们有个困惑：同性恋属于自己的性取向不太一样，为什么那么多人痛苦得甚至选择自杀？
张：我经常讲一句很官方的话，就是我们党在十六大报告说的：“中国是一个经济文化落后的发展中大国。”我特别想强调“经济文化落后”。这种落后实际上综合起来，就是文明落后。大家都不理解这个人群，憋得不得了，想自杀是很自然的。
实际上我们对于性取向的认识上，很多年了存在这种情况。1991年中国发表了一位著名精神病学家的报告，他们单位从1981年到1991年，整理了正好1000位同性爱者的咨询。他发现有40％的人有过自杀企图。我做过四次调查，四次调查数字比较相近，每一次都是有9％到13％的人有过自杀行为。大约30％到35％ 的人有过强烈自杀念头。像刚才这个孩子，只是念头还不是行为。我们的调查（数字）还是比较低的。我看北京有一个专家，他1999年发表的报告，三分之一的人自杀过，有过行为，但是活下来了。社会文化不理解，我们每个人碰到这种情况，真是不容我们活了，我们也受不了，就是去自杀，更硬一些可能就是出现了反社会行为。不就这两条路吗？还有很多人就是忍着。
我理解您说的意思。他们痛苦最大的原因，是来自外部的这种压力、不理解。所以您做这个节目，我非常忙碌，我为什么还出来，就是希望建立一个人和人互相理解、尊重和包容的环境。大家都活得好了，我们不是也好了吗？好几千万人呐。
主：张老师您研究这么多年，您大致有一个数据吗？比如目前在中国的同性恋者应该是多少？
张：这方面研究我专门发表过论文。前年一位领导就告诉我：到底有多少呢，可能大家也知道，我们说话的时候，我们不愿意看到的事，都喜欢把它说得越小越好。
1997年卫生部发表过一个公开的报告，说中国有300万。我们说远远超过。但是多少呢？最后我们发表的数字，男性（这是属于成年人）大约有2000万，女性有1000万；换句话说这个数字等于什么呢，等于性成熟期人口的2％到5％的男性；女性是它的一半。说少，绝对少不出2％、3% ，平均数是3.5％——在男性里。说不少，中国这么多人口，男加女3000万，这不就等于中等国家的人口总数吗？
也有些专家说，3000万这个数字有些保守，但我说差也差不了多少。没有人说这个数字夸大了。去年12月1号，卫生部公布了一个正式的（数字），比我给出的数小；中国有一位著名教授——李银河教授，给出的数是3900万到5200万，比我给出的数要大。所以去年一次高层会议上，我问他们那些专家，我说你们怎么给出一个这么小的数来。很有意思。他们说我们都是看你的论文。我说我没给出这个数，这么小。最后也不好说。可能把对方说得小一些，心里觉得轻松一些。这是很有趣的事情。
主：他们可能是五年前看您的论文。
张：是2002年或者2003年发表的。这之前中国没有正式通过研究，然后详细计算。我2002年根据中国人口统计局给出的男性人口数字。怎么计算的公式我们都拿出来了。以前没有这些数。
主：就您调查中国的社会，对于同性恋的认知现状是什么样的？
张：中国大众认识成分里面，科学的成分很少。我们大家知道，当代中国刚刚走出一个把无知当做纯洁，把愚昧当做德行，把偏见当做原则的社会。我们性取向的事情上认识很少。很多家长到我的办公室，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两位母亲。一位母亲我和她谈了一个小时的话，他的儿子坐在边上，刚20岁。她说我的儿子还不如生下来就死了，当时我听了以后，我想我一个小时白说了。还有一个母亲讲到，她发现自己的儿子是这样的人的时候，她好几次夜里面想把她的儿子杀死；她想一想她的丈夫，为了这个事也饶不了她。那个儿子在我身边，听他母亲说话，一边听一边哭。
所以我出来做宣传重要的目的是什么：希望更多的人生活在没有歧视的社会。我们社会歧视力量太大了。更多的家长说，同性恋没关系，你到时结婚行了，去玩是你的事，但是你得有一个小孩，没有小孩将来谁养活你。这种例子非常多。不懂完全不懂，也不知道是什么事情。很少想到如果这样下去的话，不光儿子违背了他的意志，还要伤害一个姑娘，这种落后反过来是伤害自己，可是又没办法。这就是我们面对的现实啊。
主：咱回来谈这个孩子。这个孩子在跟我谈的时候，他说我现在要去找医生，让医生治疗。您觉得——张老师，同性恋可以治疗吗？是不是一种病？
张：第一我首先想讲的是，人类走过一条漫长的道路来认识这个现象。一开始把它当做一种罪恶严厉惩处。把它看成一种罪恶的产生是有原因的。人类曾经那么落后，不生孩子就是事，不生孩子要影响财富的积累、家族的壮大。在这么一个文化背景下，把它视为一种罪恶。但是在欧洲把它定为一种罪恶以后，不管怎么惩罚也不行，包括烧死，它就是改不了。
这么一种背景之下，19世纪80年代科学才开始正面介入。最早把它这么定位是1886年，出了一本书叫《性精神疾病》，或者叫《性心理疾病》【Psychopathia sexualis，Richard von Krafft-Ebing著】。以后研究下来在1950年代——或者叫20世纪50年代，这时候开始发生变化。心理学家最早。美国的心理学家本身也不是圈内人，他【可能指金赛（Alfred C. Kinsey）】从1948年研究到1956年发表报告，他最后发现——他和保守的科学家和认为是病的科学家一块儿进行了一个研究，研究这个群体的人，他（们）的心理状况，有没有病态的表现，因为病态的表现通常是互相关联的，最后大家研究来研究去——当时都是匿名做的调查，同时被研究者有喜欢同性的人，也有喜欢异性的人——发现根本区分不开。不是病的研究越来越多出现，同性爱者他的智力、社会交往能力、职业工作能力等各方面，和异性爱者没有任何区别。
另外一百多年的研究是什么：用什么药来“治”？他们是不是体内雄激素少了？那给打雄激素；是不是雄激素多了？非常残酷的方法——切除睾丸——这是非常残酷的方法；是不是大脑有问题？大脑手术。多种所谓的“治疗”。你想同性，我给你看裸体的同性照片，引起你的性幻想，或者让人裸体在你面前走，一发现出现性反应我们就过电，就好像电刑似的，早晚刺激你，一想同性就要非常恐惧。各式各样的“治疗方法”都用上了，大量的研究和所谓的“治疗”发展了大约90年左右。
世界在这方面的研究重心一开始是在德国，以后纳粹起来了，不主张这种研究，他们当时把科学家驱逐的驱逐，处死的处死，书全部烧掉。以后科学研究的重心转移到美国。1974年首先是美国精神病协会作出了结论：这不是疾病。1992年世界世界卫生组织作出了结论：这不是疾病。换句话说从1886到1992年，经过100多年所谓的“治疗”所谓的研究最后终于证实了（同性爱不是疾病）。
我们五个指头还不一样长呢。这只不过是人和人的差异——人和人哪方面没有差异呢？所以有时候——我经常讲——没有差异是反常的、是错误的；有差异反而是自然正常的。
主：我想知道，张老师，最初您研究的时候作为一个学者，您研究这个领域，您自己的境遇是什么样的？
张：一直到现在我们也是——我给领导今年还写了封信。一方面，比如说现在，我是中国艾滋病基金会的常务理事、中国艾协的理事、卫生部艾滋病专家委员会的委员、中国性学会的理事，一方面来自上层来自科学界对我的支持非常大；另一方面在基层也是遭遇变相迫害。
我也很理解这个现象。世界很多地方都走过这一条路。当你在研究所谓的边缘人群、弱势人群的时候，研究者往往也成为弱势和边缘。我心理素质很好。我们领导那会儿让我气坏了，领导想禁止我研究，很明确地说出了这个事情。我说，我心理素质很好，无非就是扣奖金什么的，无所谓了，我做了一件我觉得很有意义的事情。作为一个学人，应该有这么一点风度。更何况遭遇的还不是那么大，而且历来成长就是在磨难中出现的，否则的话还有什么意思？做学人就是这样。
主：您是不是信实在回不过来了，然后办了这么一个杂志叫《朋友通讯》？
张：你猜得很对。1997年的时候——那时候和我通信的少——那时候我就发现我知道许多知识，很多人需要这种知识，但我们却没有一个良好的途径。所以我带来的其中有第一期【一边展示杂志】——我们那儿剩很少。第一期不像个样子：非常便宜，纸也很差也非常薄。那时候钱很少，就开始做这个了。
实际上最重要的——无论是改变愚昧也好，控制疾病也好，最重要的是把科学给人民。这就是一个途径。我们就办起了这个刊物。全国36个城市有志愿者协助我们散发，主要是圈内的人士，也有圈外的人士。2001年美国人在北京调查了480多个人，结果发现其中49％的人看过。每当听到这些数字我觉得挺欣慰的。一个人做一点事不容易，碰上一个机遇做一点事又不容易。我碰上我做了，我挺高兴。
主：是不是在这个领域做的学者，还是极少数的？
张：现在应该说有一些人了。特别欣慰的是有一些属于这个圈内的人士出来了。
主：总之咱们在进步——这得感谢张老师。
张：绝对不是这样。很多人说这个的时候，我都非常害怕。实际上中国最近几年来发生重大进步，首先是得益于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科学的风能吹进来。否则的话让我们到哪去说这些话？这是一个社会的进步。比如说你们做这个节目，我为什么支持？我特别欣慰的是听到崔子恩老师和小郑一块来做这个节目。我们在记录什么？还有我们在座的各位所谓的观众，实际上又不是观众，又是参与者。——我们在记录着中国在哪一个领域、哪一个认识上如何在走过这个时代。每个人在这里都有责任。
你也有责任，李强！你来主持这个，你不怕人家说你“是”吗？你为什么充满了同情？这个事都很有意思。
主：因为这不是您的办公室。
张：我记得我在央视和撒贝宁，还有女歌手祖海，我和他们主持艾滋病的节目。他们两个侃侃而谈，最后我给他们一人一个安全套。他们两个人脸通红通红的。
主：您一到演播室是就跟人开这种玩笑！
张：不是开玩笑，我们那时在做预防艾滋病宣传。
主：您这嘉宾太难为人了，我们编导事先也没有告诉我。
谢谢！《同在阳光下》让我们认识生活在我们身边的同性恋者：我们欢迎北京电影学院副教授、导演崔子恩老师！ 【崔从观众席上场】
崔老师您好！请坐。【崔坐到张北川和主持人中间】
崔老师是一位公开的同性恋者。——您从什么时候公开自己这个性取向？
崔子恩【下称“崔”】：在媒体上是2001年——电视媒体。但是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我从来没有隐瞒过自己的性取向。
主：从这么小的时候，您没有感到过压力吗？
崔：我是一个做什么事情都把力量当成动力的人。把所有力量当成动力，包括压力当成动力——推动力。
主：当您开始表露出这个取向的时候，家里人、周围的朋友知道的时候，应该有压力吧？
崔：会有人反对我。对我来说不一定是压力。
主：你怎么面对呢？
崔：反对我的人我就反对他们。中国人的生活习惯里面，（关于我）常常是，走在街上说“看这个人是男的是女的？”有很多人会这样说。比如我去买东西，服务员不好意思直接问我；等我走过去，故意很大声地说“刚才买面包这个人是男的还是女的？”他说“是男的”；（另一个说）“一定是女的！”现在我家旁边卖西瓜的还说：“电影学院的那个老师最近变性了，变成女的了。”
主：在您心里其实有没有过这种想法，或者说渴望自己是一个女孩子？
崔：没有。
主：那您是怎么样一种心理状态？比如说是否看见一个男孩子心里会激动？
崔：对。看见帅哥——像你这样的特别激动。
主：谢谢。这个从小就有吗？
崔：其实从小的时候，我家邻居有比我大一点点的男孩，经常跟我一起玩。差不多是从那时候形成我跟男孩子的一种关系模式。一直上小学、中学、大学，读研究生，毕业自己当老师， 一直都有这样的男孩子在我生命里面出现。
张【追述和崔的交往】：我们认识是在1997年。在艾滋病研究会上认识的，非常熟。所以我看到他我就很高兴。
崔：我跟张老师也是老朋友了。我们无话不谈：所有的问题，关于这个世界的所有的问题，我们都可以交流。还有今天没有到场的李银河老师，也是我很好的朋友，我们也可以交流得很深刻：从文学到艺术、学术，到关于同性恋的主题的研究。
主：本身李老师想来的，因为摔伤了所以没能来。
张：我本来希望背着她来。她和我一块儿出差摔伤的。
主：那您没照顾好李老师。
张：她摔伤的时候是在厕所里。她当时叫了一声——我不敢进去，因为是女厕所。
崔：中国社会常常是分得一清二楚：哪个是男人哪个是女人，不管你是其他的，毫无道理的，你一定是男人，你一定是女人。男人什么样子，女人什么样子。男人就不可以穿得漂亮一点，好看一点，颜色丰富一点，像我这样。女性就不可以穿得很阳刚一点。差不多会有很多这种的规范。但是目前我们国家的文化趋于多元，开始打破一统的格局——男人是男人的样子，女人是女人的样子——开始破坏这样的文化。所以我这样的人，才可以把我的力量显现出来。
主：还可以拍好多电影，写好多书。您拍电影的内容和书的内容，是不是也有很多关于同性恋方面？
崔：是。我1991年开始写同性恋方面的小说。后来到了我写作小说第十个年头，开始在国内出版。我写小说差不多是两种方法：一种方法是写同性恋的生活，另一种方法是实验的幻想性的作品。
主：我这里有很多朋友的问题想问您【读字条】：“同性恋心理最大的压力是什么？”你有吗？
崔：我没有。我身边的一些同性恋朋友的压力，来自于同性恋这个词。这个词被污名化了，成为一种脏的名词。说同性恋的时候就觉得不洁、不干净；不干净的人、有问题的人、有病的人才是同性恋者。跟同性恋有关的事情，不是很另类、很过分被惩罚，就是很悲剧。差不多这样的一些东西。一旦自己把自己看成是同性恋者，觉得自己的生活从此开始进入黑暗，跟我们今天的主题完全不相干，就没有阳光，完全失去阳光。在这样一个词的笼罩下，觉得自己的生命完蛋了。
刚才听你们讲的时候，张老师举的一些例子，他们自杀，就是因为他被定义成一个词。所以同性恋的压力，常常来自于一个名词。这是同性恋自己的无知，来自于大家社会对这个词的认识，同时来自于自己对这个知识没有进行重新认识。他是从社会的角度看自己，而不是从自己的角度看自己。如果从自己的角度看自己，就会发现自己是多么完善的一个人、多么立体的一个人，有爱的能力、信仰的能力，有关怀别人的能力，有支持别人的能力，有战胜自己痛苦的能力。
主：您是这么看自己的吗？
崔：是。我还有战胜死亡的能力。
主：还有这样的问题：“为什么会选择同性别的人？有意思吗？是否从心里排斥异性的追求和交往，也排斥结婚？”
崔：我们喜欢什么？比如说我们在这样的光线里面，看到大家很平安地坐在这里面，没有人生病、痛苦、流泪，我们就喜欢这样的场面，喜欢呆在这里，我们喜欢到演播厅里来。我们喜欢这种东西，这就是一种力量。
爱也是一种才能。爱同性也是一种才能。因为有限的爱的才能，不能让我们爱所有的人。我们生来会爱自己父母兄弟姐妹，成长过程中爱自己的朋友、爱人，爱的人有限所以会选择一些人来爱。像我选择一些同性来爱，有些人选择异性去爱，有些人也选择同性也选择异性。都是爱，都是光芒。对我来说，只要是有光芒的东西就是可爱的东西，就是有趣的东西。我追寻它，我在其中获得满足。
讲到对女性的了解，我可能甚至多于对同性的了解。我有我特别伟大的妈妈，有我伟大的姐姐，我通过她们来了解女性的伟大。我要讲我是一个同性恋者，我首先要讲我是女性主义者，然后我才要讲我是一个同性恋者。我认为所有有同性恋文化背景的人，他首先要有女性主义的文化背景，他才能够进而去认识同性恋文化。
主：您刚才提到妈妈、姐姐，忽然让我想到一个问题。写信的19岁的孩子说，从小妈妈拿他当女孩养。他认为这个行为导致他将来成为一名同性恋者。我们不知道崔老师是不是这样？
崔：我不认为一个人成为什么样的人是由父母决定的，我认为是由自己决定的。如果说童年的时候家长的影响比较大，但是只是影响一部分。
张：上海曾经做过一个调查：幼儿园里面百分之十几的孩子被父母当做异性抚养，这个数要明显超过2％到5％。这说明多数人并不是由这样发生变化的。后天抚养环境不能使一个人成为同性恋。我是说没有必要自责。没有多大关系。
崔：探讨一个人从什么样的途径成为同性恋者，或者是自己选择的或者是家长培养的，好像是同性恋是错的。所以家里把这个孩子当女孩养养错了，父母犯了错误。在我看来这样的父母特别好——世界上增添了一种新的文化；从小培养出来，他有另一种文化。
主【邀请举手发问的观众】：那边有朋友——
观众：我首先想对今天同性恋嘉宾表示钦佩。实际上他们本身没有做错任何事情，但是日常生活中会遇到大家异样的目光，我想他们今天来到这里的勇气是值得钦佩的。
第二个问题可能崔老师不一定爱听。我们虽然非常理解同性恋，但毕竟有很多家长和当事人很痛苦。有没有可能用人为后天的手段去干预？比如说开颅戒毒。在科学发达、进行手术自愿的情况下，改变自己的性取向是否有可能？谢谢。【上集完】
主持人【下称“主”】：前不久我收到一位朋友转给我的信。看了这封信的内容之后，我们沟通节目组的全体人员，都特别揪心。我给大家读一段这封信：“我是一个19岁的男孩，在无数个不眠的夜里，痛苦的折磨让我想到了死……【从略】”——写这封信的这个男孩，在咱们天津的一所大学里就读。我们找到了这个孩子，我跟他进行了一番对话，大家看一下【转为电视预录画面】：
——看了你写的信，说你曾经想到过死，为什么要这么想？
男孩【下称“孩”】：其实这个问题有时候特别困扰我。
主：你有没有自己分析过，你这种性取向是什么时候开始形成的？
孩：我看过有关报道什么的，可能是因为基因遗传什么的，有这方面的因素。但是我不知道是不是这种倾向的苗头。
主：你回忆是从什么时候开始？
孩：我是从小就有这种倾向。虽然那时候不懂，喜欢男孩，不太懂。但那时候就有倾向，上小学就有。
主：看你写给张教授这封信的时候，我特别揪心。难以想象当时你写这封信之前痛苦到什么程度。
孩：就是晚上睡不着觉，特别痛苦，常人难以想象的痛苦。我可能有抑郁症、强迫症什么的。
主：你有没有试图改变自己的性取向？
孩：有过。其实开始我一下子意识到我的性取向的时候，就一下子开始考虑这个问题的时候， 就在心里挣扎着，就是想把这个性取向调换过来。但是到现在还没做到——感觉不可能。
主：我觉得你好像一直试图避开“同性恋”这三个字。这三个字是不是在你心里有一种障碍？
孩：多少有一点。
主：你希望社会上的人怎么看你，怎么看你们这样的人？
孩：对于现在的社会上大部分的人，都不接受这个。但是像我们这样的人，可能就是性取向不一样，但是归根到底也不是我们的错，形成这个原因根本不是我们的错，我们也不想这样。
主：你现在还那么痛苦得甚至想去死吗？
孩：怎么说呢，比以前好点，但不可能一下子从那种心理压力、阴影中走出来，只能好一点。【预录画面结束，回到现场部分】
主：转给我这封信的是青岛医科大学的张北川教授。我们今天请来张教授一块儿谈一谈同性恋这个话题。咱们欢迎张教授！ 【张从观众席上场】
你好！请坐！
张老师，看了这信，我们大家心里都挺沉重的。我想您恐怕也一样。
张北川【下称“张”】：我可以说是在一定程度上麻木了。我三天两头接这些信，接了不止十年了。我主所编的信里面，有自杀者在自杀前的绝笔——有的人已经自杀身死了，他们的家长给我寄去了信，讲述自己孩子的死亡；还有自己的伴侣自杀身死了，写信给我。 我们这样的信比较多。
主：在这个问题上我们有个困惑：同性恋属于自己的性取向不太一样，为什么那么多人痛苦得甚至选择自杀？
张：我经常讲一句很官方的话，就是我们党在十六大报告说的：“中国是一个经济文化落后的发展中大国。”我特别想强调“经济文化落后”。这种落后实际上综合起来，就是文明落后。大家都不理解这个人群，憋得不得了，想自杀是很自然的。
实际上我们对于性取向的认识上，很多年了存在这种情况。1991年中国发表了一位著名精神病学家的报告，他们单位从1981年到1991年，整理了正好1000位同性爱者的咨询。他发现有40％的人有过自杀企图。我做过四次调查，四次调查数字比较相近，每一次都是有9％到13％的人有过自杀行为。大约30％到35％ 的人有过强烈自杀念头。像刚才这个孩子，只是念头还不是行为。我们的调查（数字）还是比较低的。我看北京有一个专家，他1999年发表的报告，三分之一的人自杀过，有过行为，但是活下来了。社会文化不理解，我们每个人碰到这种情况，真是不容我们活了，我们也受不了，就是去自杀，更硬一些可能就是出现了反社会行为。不就这两条路吗？还有很多人就是忍着。
我理解您说的意思。他们痛苦最大的原因，是来自外部的这种压力、不理解。所以您做这个节目，我非常忙碌，我为什么还出来，就是希望建立一个人和人互相理解、尊重和包容的环境。大家都活得好了，我们不是也好了吗？好几千万人呐。
主：张老师您研究这么多年，您大致有一个数据吗？比如目前在中国的同性恋者应该是多少？
张：这方面研究我专门发表过论文。前年一位领导就告诉我：到底有多少呢，可能大家也知道，我们说话的时候，我们不愿意看到的事，都喜欢把它说得越小越好。
1997年卫生部发表过一个公开的报告，说中国有300万。我们说远远超过。但是多少呢？最后我们发表的数字，男性（这是属于成年人）大约有2000万，女性有1000万；换句话说这个数字等于什么呢，等于性成熟期人口的2％到5％的男性；女性是它的一半。说少，绝对少不出2％、3% ，平均数是3.5％——在男性里。说不少，中国这么多人口，男加女3000万，这不就等于中等国家的人口总数吗？
也有些专家说，3000万这个数字有些保守，但我说差也差不了多少。没有人说这个数字夸大了。去年12月1号，卫生部公布了一个正式的（数字），比我给出的数小；中国有一位著名教授——李银河教授，给出的数是3900万到5200万，比我给出的数要大。所以去年一次高层会议上，我问他们那些专家，我说你们怎么给出一个这么小的数来。很有意思。他们说我们都是看你的论文。我说我没给出这个数，这么小。最后也不好说。可能把对方说得小一些，心里觉得轻松一些。这是很有趣的事情。
主：他们可能是五年前看您的论文。
张：是2002年或者2003年发表的。这之前中国没有正式通过研究，然后详细计算。我2002年根据中国人口统计局给出的男性人口数字。怎么计算的公式我们都拿出来了。以前没有这些数。
主：就您调查中国的社会，对于同性恋的认知现状是什么样的？
张：中国大众认识成分里面，科学的成分很少。我们大家知道，当代中国刚刚走出一个把无知当做纯洁，把愚昧当做德行，把偏见当做原则的社会。我们性取向的事情上认识很少。很多家长到我的办公室，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两位母亲。一位母亲我和她谈了一个小时的话，他的儿子坐在边上，刚20岁。她说我的儿子还不如生下来就死了，当时我听了以后，我想我一个小时白说了。还有一个母亲讲到，她发现自己的儿子是这样的人的时候，她好几次夜里面想把她的儿子杀死；她想一想她的丈夫，为了这个事也饶不了她。那个儿子在我身边，听他母亲说话，一边听一边哭。
所以我出来做宣传重要的目的是什么：希望更多的人生活在没有歧视的社会。我们社会歧视力量太大了。更多的家长说，同性恋没关系，你到时结婚行了，去玩是你的事，但是你得有一个小孩，没有小孩将来谁养活你。这种例子非常多。不懂完全不懂，也不知道是什么事情。很少想到如果这样下去的话，不光儿子违背了他的意志，还要伤害一个姑娘，这种落后反过来是伤害自己，可是又没办法。这就是我们面对的现实啊。
主：咱回来谈这个孩子。这个孩子在跟我谈的时候，他说我现在要去找医生，让医生治疗。您觉得——张老师，同性恋可以治疗吗？是不是一种病？
张：第一我首先想讲的是，人类走过一条漫长的道路来认识这个现象。一开始把它当做一种罪恶严厉惩处。把它看成一种罪恶的产生是有原因的。人类曾经那么落后，不生孩子就是事，不生孩子要影响财富的积累、家族的壮大。在这么一个文化背景下，把它视为一种罪恶。但是在欧洲把它定为一种罪恶以后，不管怎么惩罚也不行，包括烧死，它就是改不了。
这么一种背景之下，19世纪80年代科学才开始正面介入。最早把它这么定位是1886年，出了一本书叫《性精神疾病》，或者叫《性心理疾病》【Psychopathia sexualis，Richard von Krafft-Ebing著】。以后研究下来在1950年代——或者叫20世纪50年代，这时候开始发生变化。心理学家最早。美国的心理学家本身也不是圈内人，他【可能指金赛（Alfred C. Kinsey）】从1948年研究到1956年发表报告，他最后发现——他和保守的科学家和认为是病的科学家一块儿进行了一个研究，研究这个群体的人，他（们）的心理状况，有没有病态的表现，因为病态的表现通常是互相关联的，最后大家研究来研究去——当时都是匿名做的调查，同时被研究者有喜欢同性的人，也有喜欢异性的人——发现根本区分不开。不是病的研究越来越多出现，同性爱者他的智力、社会交往能力、职业工作能力等各方面，和异性爱者没有任何区别。
另外一百多年的研究是什么：用什么药来“治”？他们是不是体内雄激素少了？那给打雄激素；是不是雄激素多了？非常残酷的方法——切除睾丸——这是非常残酷的方法；是不是大脑有问题？大脑手术。多种所谓的“治疗”。你想同性，我给你看裸体的同性照片，引起你的性幻想，或者让人裸体在你面前走，一发现出现性反应我们就过电，就好像电刑似的，早晚刺激你，一想同性就要非常恐惧。各式各样的“治疗方法”都用上了，大量的研究和所谓的“治疗”发展了大约90年左右。
世界在这方面的研究重心一开始是在德国，以后纳粹起来了，不主张这种研究，他们当时把科学家驱逐的驱逐，处死的处死，书全部烧掉。以后科学研究的重心转移到美国。1974年首先是美国精神病协会作出了结论：这不是疾病。1992年世界世界卫生组织作出了结论：这不是疾病。换句话说从1886到1992年，经过100多年所谓的“治疗”所谓的研究最后终于证实了（同性爱不是疾病）。
我们五个指头还不一样长呢。这只不过是人和人的差异——人和人哪方面没有差异呢？所以有时候——我经常讲——没有差异是反常的、是错误的；有差异反而是自然正常的。
主：我想知道，张老师，最初您研究的时候作为一个学者，您研究这个领域，您自己的境遇是什么样的？
张：一直到现在我们也是——我给领导今年还写了封信。一方面，比如说现在，我是中国艾滋病基金会的常务理事、中国艾协的理事、卫生部艾滋病专家委员会的委员、中国性学会的理事，一方面来自上层来自科学界对我的支持非常大；另一方面在基层也是遭遇变相迫害。
我也很理解这个现象。世界很多地方都走过这一条路。当你在研究所谓的边缘人群、弱势人群的时候，研究者往往也成为弱势和边缘。我心理素质很好。我们领导那会儿让我气坏了，领导想禁止我研究，很明确地说出了这个事情。我说，我心理素质很好，无非就是扣奖金什么的，无所谓了，我做了一件我觉得很有意义的事情。作为一个学人，应该有这么一点风度。更何况遭遇的还不是那么大，而且历来成长就是在磨难中出现的，否则的话还有什么意思？做学人就是这样。
主：您是不是信实在回不过来了，然后办了这么一个杂志叫《朋友通讯》？
张：你猜得很对。1997年的时候——那时候和我通信的少——那时候我就发现我知道许多知识，很多人需要这种知识，但我们却没有一个良好的途径。所以我带来的其中有第一期【一边展示杂志】——我们那儿剩很少。第一期不像个样子：非常便宜，纸也很差也非常薄。那时候钱很少，就开始做这个了。
实际上最重要的——无论是改变愚昧也好，控制疾病也好，最重要的是把科学给人民。这就是一个途径。我们就办起了这个刊物。全国36个城市有志愿者协助我们散发，主要是圈内的人士，也有圈外的人士。2001年美国人在北京调查了480多个人，结果发现其中49％的人看过。每当听到这些数字我觉得挺欣慰的。一个人做一点事不容易，碰上一个机遇做一点事又不容易。我碰上我做了，我挺高兴。
主：是不是在这个领域做的学者，还是极少数的？
张：现在应该说有一些人了。特别欣慰的是有一些属于这个圈内的人士出来了。
主：总之咱们在进步——这得感谢张老师。
张：绝对不是这样。很多人说这个的时候，我都非常害怕。实际上中国最近几年来发生重大进步，首先是得益于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科学的风能吹进来。否则的话让我们到哪去说这些话？这是一个社会的进步。比如说你们做这个节目，我为什么支持？我特别欣慰的是听到崔子恩老师和小郑一块来做这个节目。我们在记录什么？还有我们在座的各位所谓的观众，实际上又不是观众，又是参与者。——我们在记录着中国在哪一个领域、哪一个认识上如何在走过这个时代。每个人在这里都有责任。
你也有责任，李强！你来主持这个，你不怕人家说你“是”吗？你为什么充满了同情？这个事都很有意思。
主：因为这不是您的办公室。
张：我记得我在央视和撒贝宁，还有女歌手祖海，我和他们主持艾滋病的节目。他们两个侃侃而谈，最后我给他们一人一个安全套。他们两个人脸通红通红的。
主：您一到演播室是就跟人开这种玩笑！
张：不是开玩笑，我们那时在做预防艾滋病宣传。
主：您这嘉宾太难为人了，我们编导事先也没有告诉我。
谢谢！《同在阳光下》让我们认识生活在我们身边的同性恋者：我们欢迎北京电影学院副教授、导演崔子恩老师！ 【崔从观众席上场】
崔老师您好！请坐。【崔坐到张北川和主持人中间】
崔老师是一位公开的同性恋者。——您从什么时候公开自己这个性取向？
崔子恩【下称“崔”】：在媒体上是2001年——电视媒体。但是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我从来没有隐瞒过自己的性取向。
主：从这么小的时候，您没有感到过压力吗？
崔：我是一个做什么事情都把力量当成动力的人。把所有力量当成动力，包括压力当成动力——推动力。
主：当您开始表露出这个取向的时候，家里人、周围的朋友知道的时候，应该有压力吧？
崔：会有人反对我。对我来说不一定是压力。
主：你怎么面对呢？
崔：反对我的人我就反对他们。中国人的生活习惯里面，（关于我）常常是，走在街上说“看这个人是男的是女的？”有很多人会这样说。比如我去买东西，服务员不好意思直接问我；等我走过去，故意很大声地说“刚才买面包这个人是男的还是女的？”他说“是男的”；（另一个说）“一定是女的！”现在我家旁边卖西瓜的还说：“电影学院的那个老师最近变性了，变成女的了。”
主：在您心里其实有没有过这种想法，或者说渴望自己是一个女孩子？
崔：没有。
主：那您是怎么样一种心理状态？比如说是否看见一个男孩子心里会激动？
崔：对。看见帅哥——像你这样的特别激动。
主：谢谢。这个从小就有吗？
崔：其实从小的时候，我家邻居有比我大一点点的男孩，经常跟我一起玩。差不多是从那时候形成我跟男孩子的一种关系模式。一直上小学、中学、大学，读研究生，毕业自己当老师， 一直都有这样的男孩子在我生命里面出现。
张【追述和崔的交往】：我们认识是在1997年。在艾滋病研究会上认识的，非常熟。所以我看到他我就很高兴。
崔：我跟张老师也是老朋友了。我们无话不谈：所有的问题，关于这个世界的所有的问题，我们都可以交流。还有今天没有到场的李银河老师，也是我很好的朋友，我们也可以交流得很深刻：从文学到艺术、学术，到关于同性恋的主题的研究。
主：本身李老师想来的，因为摔伤了所以没能来。
张：我本来希望背着她来。她和我一块儿出差摔伤的。
主：那您没照顾好李老师。
张：她摔伤的时候是在厕所里。她当时叫了一声——我不敢进去，因为是女厕所。
崔：中国社会常常是分得一清二楚：哪个是男人哪个是女人，不管你是其他的，毫无道理的，你一定是男人，你一定是女人。男人什么样子，女人什么样子。男人就不可以穿得漂亮一点，好看一点，颜色丰富一点，像我这样。女性就不可以穿得很阳刚一点。差不多会有很多这种的规范。但是目前我们国家的文化趋于多元，开始打破一统的格局——男人是男人的样子，女人是女人的样子——开始破坏这样的文化。所以我这样的人，才可以把我的力量显现出来。
主：还可以拍好多电影，写好多书。您拍电影的内容和书的内容，是不是也有很多关于同性恋方面？
崔：是。我1991年开始写同性恋方面的小说。后来到了我写作小说第十个年头，开始在国内出版。我写小说差不多是两种方法：一种方法是写同性恋的生活，另一种方法是实验的幻想性的作品。
主：我这里有很多朋友的问题想问您【读字条】：“同性恋心理最大的压力是什么？”你有吗？
崔：我没有。我身边的一些同性恋朋友的压力，来自于同性恋这个词。这个词被污名化了，成为一种脏的名词。说同性恋的时候就觉得不洁、不干净；不干净的人、有问题的人、有病的人才是同性恋者。跟同性恋有关的事情，不是很另类、很过分被惩罚，就是很悲剧。差不多这样的一些东西。一旦自己把自己看成是同性恋者，觉得自己的生活从此开始进入黑暗，跟我们今天的主题完全不相干，就没有阳光，完全失去阳光。在这样一个词的笼罩下，觉得自己的生命完蛋了。
刚才听你们讲的时候，张老师举的一些例子，他们自杀，就是因为他被定义成一个词。所以同性恋的压力，常常来自于一个名词。这是同性恋自己的无知，来自于大家社会对这个词的认识，同时来自于自己对这个知识没有进行重新认识。他是从社会的角度看自己，而不是从自己的角度看自己。如果从自己的角度看自己，就会发现自己是多么完善的一个人、多么立体的一个人，有爱的能力、信仰的能力，有关怀别人的能力，有支持别人的能力，有战胜自己痛苦的能力。
主：您是这么看自己的吗？
崔：是。我还有战胜死亡的能力。
主：还有这样的问题：“为什么会选择同性别的人？有意思吗？是否从心里排斥异性的追求和交往，也排斥结婚？”
崔：我们喜欢什么？比如说我们在这样的光线里面，看到大家很平安地坐在这里面，没有人生病、痛苦、流泪，我们就喜欢这样的场面，喜欢呆在这里，我们喜欢到演播厅里来。我们喜欢这种东西，这就是一种力量。
爱也是一种才能。爱同性也是一种才能。因为有限的爱的才能，不能让我们爱所有的人。我们生来会爱自己父母兄弟姐妹，成长过程中爱自己的朋友、爱人，爱的人有限所以会选择一些人来爱。像我选择一些同性来爱，有些人选择异性去爱，有些人也选择同性也选择异性。都是爱，都是光芒。对我来说，只要是有光芒的东西就是可爱的东西，就是有趣的东西。我追寻它，我在其中获得满足。
讲到对女性的了解，我可能甚至多于对同性的了解。我有我特别伟大的妈妈，有我伟大的姐姐，我通过她们来了解女性的伟大。我要讲我是一个同性恋者，我首先要讲我是女性主义者，然后我才要讲我是一个同性恋者。我认为所有有同性恋文化背景的人，他首先要有女性主义的文化背景，他才能够进而去认识同性恋文化。
主：您刚才提到妈妈、姐姐，忽然让我想到一个问题。写信的19岁的孩子说，从小妈妈拿他当女孩养。他认为这个行为导致他将来成为一名同性恋者。我们不知道崔老师是不是这样？
崔：我不认为一个人成为什么样的人是由父母决定的，我认为是由自己决定的。如果说童年的时候家长的影响比较大，但是只是影响一部分。
张：上海曾经做过一个调查：幼儿园里面百分之十几的孩子被父母当做异性抚养，这个数要明显超过2％到5％。这说明多数人并不是由这样发生变化的。后天抚养环境不能使一个人成为同性恋。我是说没有必要自责。没有多大关系。
崔：探讨一个人从什么样的途径成为同性恋者，或者是自己选择的或者是家长培养的，好像是同性恋是错的。所以家里把这个孩子当女孩养养错了，父母犯了错误。在我看来这样的父母特别好——世界上增添了一种新的文化；从小培养出来，他有另一种文化。
主【邀请举手发问的观众】：那边有朋友——
观众：我首先想对今天同性恋嘉宾表示钦佩。实际上他们本身没有做错任何事情，但是日常生活中会遇到大家异样的目光，我想他们今天来到这里的勇气是值得钦佩的。
第二个问题可能崔老师不一定爱听。我们虽然非常理解同性恋，但毕竟有很多家长和当事人很痛苦。有没有可能用人为后天的手段去干预？比如说开颅戒毒。在科学发达、进行手术自愿的情况下，改变自己的性取向是否有可能？谢谢。【上集完】
[南方周末] 两个男人的20年“婚姻”
——“现在看来没有什么力量能够阻止我们白头偕老”
本报记者南香红
■ 他们自制了一张“结婚证”，是用1980年代通用的一种奖状做的，上面写着“海枯石烂，永不变心，白头偕老，挑战传统”。
■ 他们给自己营建了一个小社会，这个小社会只有那些可以理解包容他们的人：双方的家族、个别的老同学、大杂院里的部分邻居，还有圈子里的少数朋友。只有在这里面，他们的婚姻才是安全的。
■ 为了纪念“结婚”20年，他们专门照了相，这在当年是不可想象的，正如新华社在一篇同性恋报道中所指出的：一个以隐秘为特征的时代结束了。
李蜀仁和孙庆生是两个年届五十的男人。到今年他们整整在一起生活了20年，他们把在一起的生活称为“婚姻”。
没有法律承认这种“婚姻”，这种“婚姻”也不能公之于众，20年来，他们基本上过着隐形人生活：在众人眼里，他们是大老板和二老板，两个事业有成的商人，而对于他们自己来说，他们是一对恩爱“夫妻”。
“结婚”20年，他们决定庆祝一下。和他们走过的5年、10年、15年“结婚”纪念日一样，这种庆祝只能在“圈子”里进行。
“天长地久有没有”，成都同性恋者之间传递的一份内部刊物《同心》以此为标题盛赞他们20年的爱情，美誉他们是“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
赞誉他们婚姻的还有李蜀仁和孙庆生的家人，李蜀仁85岁的老母亲，60岁的大姐，还有孙庆生的父母家人。“就是娶个婆娘也不一定这么好。”李蜀仁85岁的老母说。
为了纪念“结婚”20年，他们专门照了相。照片上两个人都穿着唐装，李的唐装是青色的，孙的唐装是大红的，李坐着，挺直着身板，显得硬朗而健康，孙站在李的身后，笑容可掬。从任何角度来看，这都是一对夫妻的标准照，甚至从他们的眼神里，竟然可以看出“夫妻相”，——长久相守让两人越来越相像。
但是这种照片还不能去专门的照相馆里照，成都关爱小组的成员承担了这一任务。
20年前这对男人自制了“结婚证”，指天发誓，今后两个人将彼此的生命放在一起。
“现在看来没有什么力量能够阻止我们白头偕老。”
■ 不一样的男孩
李蜀仁说他曾是一个朝气蓬勃的男孩子，调皮，打架，喜欢一切冒险的事。和李蜀仁一个院子长大的吕光美说，李蜀仁常常被母亲拿了竹竿子打得满院子跑。“性子野得很”的李蜀仁和别的男孩有一点不同，就是在青春萌动的时候，他脑子里幻想的“全部是男人的身体，只要是去找女孩的事，一帮男孩兴奋得一哄而上，我就躲得远远的，一点兴趣都没有”。
而孙庆生的性情和李蜀仁完全不同。从小他就是一个漂亮、羞涩而内向的男孩，女孩喜欢的事情他最为精通，踢毽子、跳绳常常是女孩纷纷败下阵来，最后他还留在场上。在大学里，因为舞跳得好，他成为学校舞蹈队的成员。一张30年前的黑白照片留下了他跳舞的情景：一个大眼睛的男孩，全身充满韵律，四肢张开，好像要飞起来一样。
两个男孩的第一次性经历都是和男人发生的，都是在看电影时结束了童贞。
李蜀仁说他这一生从来没有对女性有过性冲动。他认为他的“毛脖是娘肚子里带来的，并且坚信这一生无论用什么方法都不能改变，除非将他的肉身化了，投胎重做。
孙庆生不能肯定，如果他的第一次是和一个女性，他是否会成为“另一种人”，他可以肯定的是，自从有了第一次，他的性取向就变得非常地确定。
但是那是上个世纪的70年代末80年代初，他们为自己的与众不同而痛苦欲死。
“半夜醒来枕头常常是湿的，就是在梦中也想不通自己为什么是这种人。”
这种人在那个年代被看成是不男不女的人妖，是怪物。
“你得强装笑脸言不由衷戴着面具生活。”
最大的痛苦不仅是这些，最主要的是搞不懂自己为什么会这样。
李蜀仁偷偷地去找过医生，医生说是他的“世界观有了问题”，建议平时加强世界观的改造，多进行体育活动，将注意力转移到运动上来。
孙庆生直到上大学的时候才查到了“同性恋”这个词：“由于男子或女子的某一方的不愉快而孕育的孩子，容易出现性倾向问题”，这个让他匪夷所思的说法并没有解决他的困惑：自己是不是个妖怪；自己是不是得了一种病；这种病是不是可以改掉或者治好；自己将来怎么生活……
1980年代初李蜀仁和孙庆生各自生活在成都和重庆。李在一家工厂，是顶替父亲才从下乡的知青变成工人的；孙在读大学，因为考上了大学才离开乡下。那时候他们都27岁了，在各自不同的城市经历着相同的煎熬。
孙在大学里恋爱了，是一个男孩，学校学生会的主席，大学里的公众人物。“我们之间好像有磁铁似的，很‘微妙’，不知怎么心就相通了。”
但是两个人同时都变了，阴影长在心里了，眼睛总是瞟来瞟去，贼溜溜地观察每一个人的表情，终于他顶不住压力，找了一个女孩“耍朋友”去了，他要证明给大家看：我很正常，我对女人感兴趣。
实际上他根本不碰女孩一下，女孩假装和他比个子脸都快贴着脸了，他心里明镜似的，但就是不能拥抱她。
“我们剧烈地吵架，我痛苦地用头撞树，整夜地哭，想死。”
■ 飘飘
“有一次在浴室里，看到一个年龄大的男人靠近一个年轻的，结果被那年轻人一耳光掴在脸上，我当时心都寒了，我们这些人老了怎么办？”他说。
成都人对同性恋者有一个形象有趣的称呼：“飘飘”，将同性恋活动的地方称为：“飘潮。
李蜀仁对此的解释是：同性恋者就像“浮萍”，一方面是活动场所的漂浮不定，一方面是心里的飘的感觉。
孙庆生大学毕业以后到了成都一所中学教书。
两个人接触，你喜欢别人，别人可能不喜欢你；别人喜欢你，你可能又不喜欢他。交往长的，维持几个月，短的，就一次两次。“那是一种魔鬼般的不可扼制的诱惑，知道那个不能干，但就是抑制不了自己，骂自己和畜生一样，恨自己受性的驱使。”李蜀仁说，“分手，伤害，伤口都留在心里。时间长了，觉得在这个圈子里没有真感情。”
在李蜀仁母亲的眼里，这个二儿子是个惹事生非不安定的家伙，高兴了东游西逛整天不回家，不高兴了睡在床上几天不起来。可他也是最被看重的孩子，三个男孩里他长得最健壮，另两个男孩先后结婚生下的都是女孩，传香火的重任非这个二儿子莫属，所以父母像搞轰炸似的介绍对象，逼着他结婚。可他多漂亮的女娃见都不肯见，逼急了就说要自杀。
“他冲着我妈妈喊叫：‘你咋的把我生成这样子嘛’，我们一直都不明白这句话是啥意思，妈妈把他生成啥样子了，不是好好的嘛，一个人高马大的大男子汉，这句话就像是一个谜语，我们一家人猜了20年才搞明白。”李蜀仁的大姐说。
“我们这些人的眼神都是一样的，飘飘的，很茫然的。”李蜀仁说。
“飘泊够了，好没意思。”孙庆生说。
你的欢乐悲伤总得有人说，你得有人分担，你得有寄托，“这一点上我们这样的人和男女之间绝对是一样一样的，而这种情感是父母兄弟之情所不能替补的。”
李蜀仁和孙庆生都在心里生出一种渴望：找一个男人，托付终身。
■ 定情
一本书救了孙庆生。那是一本从香港影印过来的书，白色的封面，没有书名，也没有作者的名字，繁体字，用红的笔、黑的笔画满了道道圈圈，从插图和文字一下就能看出这是一本严肃的介绍同性恋的书。这本书不知通过什么渠道流传到了成都。
他第一次获得了有关同性恋的知识，他明白了自己是一种特殊性取向的人，并且这种性取向是终身的，不能通过医学的手段进行改变。他第一次知道世界其他国家也有像他这样的人。从十五六岁到30岁，他用了近15年的痛苦与折磨才确定：自己是一个同性恋者。
“一天深夜，一个陌生人咚咚地敲门，一进门他就说他是一个同性恋，说自己不想活了，但听说我这里有一本书，想死之前看一看。”圈子里的消息传得特别快，但被人找上门来孙庆生还是吃了一惊。这本影印书在圈子里流传，每流传一个人，书上就多一些道道圈圈。
孙庆生至今还保留着这本书。看过书之后，他在圈子里求证：同性恋应该选择怎样的生活。应不应该和异性结婚。和异性结婚的人有没有改变性取向的。结婚的人是不是幸福的。
“我看到听到了一个个悲哀伤感的故事，结婚，离婚，再结婚，再离婚，最后出家做了僧人，就是做了僧人还是改变不了。我打定主意决不选择和异性结婚。”
就在这时，一个深爱孙庆生的女同事因为对孙的失望从学校出走，这在学校引起轩然大波，学校领导找他谈话，让他对姑娘负责，孙说，我连她的手都没拉一下，负什么责？
就在承受着内心和社会双重挤压的时候，1985年秋天的一个下午，在成都著名的“飘潮——劳动文化宫的水池边，孙庆生看到了李蜀仁。
“我们一见钟情。”“我假装要抽烟，凑上前去说：‘借个火’，实际上我身上是有火的，他没有将燃着的烟递给我，而是很郑重地从包里掏出火重新给我点上。”
李蜀仁对孙庆生的评价是性格温顺，温文尔雅，一看就是有文化的人；孙庆生欣赏李蜀仁随和中带点邋遢，性格刚烈，敢作敢为，有头脑不莽撞。
“这是一种缘分，1000个里都不会有一对。”激情过去之后，是两人精神的契合。“你有喜悦想第一个告诉他，他有悲伤想说给你听，那是一种甜蜜的感觉。”
更重要的是他们在对将来的打算上一拍即合。“当时我说出了上半句，他马上说出了下半句，就是托付终生，白头偕老，一生一世在一起生活。”
这种想法在当时无异于离经叛道，在他们所知的同性恋圈子里，没有人以这样的方式生活过。
“我最佩服的是李蜀仁的勇气。他完全是靠自己的思考和对自由生活的渴望而萌生出这个想法的。他这么想，就这么做，在我们认识他一个月后，他就带我住进了他的家里。”
当然，孙住进李家的大杂院是以“战友”的身份。但是，这个住着20户人家、吃饭时都端着碗在院里、每家每户都没有隐私的大院里的人们很快就嗅到了什么。
“两个大男人住在一起，出双入对的，大家都感到奇怪，背后指指点点，当面又不好说什么，毕竟是几十年的老邻居了嘛。”李的邻居吕先生说。
■“结婚”
1986年春暖花开的时候，他们为自己的婚姻举行了一整套复杂的程序。
先是选了一个日子，一个是3月6日出生，一个是3月27日出生，“结婚”的日子就选在中间。
他们走进了照相馆，照了一张两寸的黑白半身“结婚照”，一个坐得高点，一个矮点，两个人的头紧挨在一起。当然，这样的照片以“战友”的名义进行。
他们花70元打了一辆出租车，70元是孙庆生两个月的工资，到沱江边的朝阳湖，李蜀仁曾经下乡的地方，举着拳头对苍天发誓。
在他们的影集里，还珍藏着当年的照片，那是请出租司机拍下的，照片上洋溢着1980年代的时髦气息。一座塔下，两人靠得很近，李蜀仁烫着卷发，夹克衫，孙庆生穿着西装，打一条大红色的领带，喇叭口的裤子。
“有甜蜜，有喜悦，更多的是悲壮。没有人这样，也不知道有什么样的命运在等着，但我们认为这样是对的，这是我们想要的生活，起码我们没有去害那些无辜的女孩。”
李蜀仁没敢将这次行动告诉家人，孙庆生写信告诉了妹妹——6个兄妹中和他最亲近的一个。他写道：我本来不想走这条路，但上天安排我是这样的一个人，我很孤独，也很寂寞。
妹妹回信：不管发生什么事，我都理解你，因为我们的血管里流着相同的血。我相信你说的都是真的。寄上100元钱，作为你们结婚的礼物。
“我捧着信大哭一场，这是我们收到的惟一礼物和惟一的祝福。”
举行过“结婚仪式”之后，李蜀仁带着孙庆生和自己母亲、大姐一家人到北京、西安做了一次旅行。表面是一家人的出行，暗中是两个新婚人的蜜月。李的大姐记得很清楚，在华山拜神之后，弟弟抽了一签，是“下下”签，上面写着“天崩地裂，天打五雷轰”，求山上的道士解签，道士看过之后变色，坚辞不肯。
“我当时也有点害怕，但我还是相信自己是对的。下山之后我就把我和孙庆生之间的事告诉了大姐。”李蜀仁说。
李家大姐真有点五雷轰顶的感觉，第一反应是弟弟不要是得了什么病了。
大姐告诉母亲，母亲说，不可能，你看两个男人喉头都大大的，怎么会嘛
李家父母是老实巴交的人，父亲信佛，长期吃斋，母亲胸前吊着一个袋子，一只手总是藏在袋子里，捻着里面的佛珠，捻一个珠子念一句佛。让他们接受这样的事，不容易。
不要再逼他结婚了，只要他们不犯法，他们想怎么过就怎么过吧。再说了弟弟连个工作都没有，人家孙庆生还是大学生、中学老师呢，过一天算一天吧。这是李家大姐劝父母的话。
虽然心不甘情不愿，父母还是为他们腾出一间平房。大姐从心疼弟弟的角度接受了这个事实，另外的姊妹兄弟因为这样那样的原因和李蜀仁疏远。不管怎样，两个男人开始了他们的“婚姻生活”。
■ 创业
孙庆生曾表示，自己一个月有四五十元的工资，两个人生活足够了。李蜀仁断然拒绝：你等着，我会打拼出来的。
前几年，李蜀仁因为偷渡香港失败还被开除了公职，认识孙庆生的时候是个今天偷偷卖点水果、明天卖点杂货的游民，常常身无分文。
有一天李蜀仁和孙庆生商量，到成都郊区废品收购站淘些旧书来卖，然后他骑了自行车到垃圾堆里去扒。
“晚上回来的时候，一个自行车上驮着三五个大塑料编织袋，人变得小鬼一样，整个脸上都是泥土，只露着眼睛和牙齿。”李蜀仁的母亲心疼地说。
母亲说，自从和孙庆生在一起，这个“野”儿子就变了，变得连眼神都温顺了，突然之间就不那么慌慌张张的了，不再和父母大吵大闹，知道对父母好了。
李蜀仁说，不知怎么的，自从有了“家”之后，心里突然就生出了一种责任感，这种责任感让人心里踏实——就是为了对方，必须好好生活，不能为所欲为了。
两个人将收回来的旧书分了类，政治的、文学的、考试复习资料等等，在成都最繁华的春熙路摆了个地摊。
“我记得第一次出门摆摊时的情景，书放在一个四轮车上，准备推到市场上去，我从蜀仁手里抢过了车子，说，这历史性的第一步我来帮你推出。”
那时候的书便宜，三五元一本，旧书以半价销售，第一天拿出去的是20元收来的书，一售而空。
他们太兴奋了，晚上两个人把角角分分的钱摊在床上，头对着头一张一张地数过，发现手里的钱变成了60元！李蜀仁半夜跑去大姐家报喜。
“弟弟一见我就大喊：姐姐、姐姐，我们赚钱了，他那高兴的样子我永远也忘不了。”今年已经60岁的大姐激动地回忆，“从此，他们就开始着迷一样地赚钱１
那时，孙庆生在学校里还有工作，上课时包里装着塑料纺织袋，一下课就直冲废品站。“最甜蜜的回忆是两个人在某个废品站的不期而遇，那感觉就像是一场美丽的邂逅，两个人要高兴好半天。”
他们在春熙路上摆了6年的地摊，为了长久地在一起，也为了摆脱学校压抑的环境，孙庆生不辞而别放弃了工作，和李分了地盘——将成都的所有废品站划分为二，一人跑一半。校长特意找到书摊，劝他回去，说“你可是我们学校惟一的大学本科学历”。
两人的行为在圈里引起了巨大的轰动，每天摆摊的时候，总有一群“飘飘”远远地蹲在对面看热闹，高一声低一声地喊：破烂有没有得卖！地摊上的两人只装听不见。
生意好得出乎意料，也许是旧书迎合了1980年代对知识的渴望。6年后，他们盘下了一间6平方米的小店开始做图书批发生意，经济上的成功使他们能够更多地承担家族责任。李母没想到的是，最终为她养老的是这个儿子。李蜀仁用卖废书的钱，为母亲买了一套房子，请了保姆照顾她；家里兄弟姐妹中下岗的、生病的也是他出面照应；侄甥一辈上学、就业也是他出面打点；甚至照顾大杂院的邻里。
事实上，这一家人和这一个大院的邻居们接受他们大约用了10年时间。
■ 出轨
李有了新的性伙伴，开始不回家。孙愤而出走。
“嫉妒、被骗、背叛的感觉，和一个被欺骗的女人的感受是一样的。”
李蜀仁发现孙出走后立即连夜地找，找到后就求他回来。他知道失去了孙庆生，他再也不会有“家”了。但他又会再次出轨。
不止是李蜀仁出轨，孙庆生也承认他也有过出轨，并且不止一次。
对于没有任何法律约束的同性恋人来说，忠贞意味着什么？他们的理解是：“不把真爱交给别的人”。“当给对方造成伤害时，立即就刹车”是两个人都在遵守的原则。
“家是纽带，也是我们守护的底线。”谈到20年间感情的波折时，他们都认为同性之间维系情感更不容易。这个世界为异性婚姻提供了无数的范本，从小孩子时社会就在向他们灌输：从此王子和公主过上了幸福生活。但没有一个范本提供给同性的。
“对异性婚姻来说，都是合的力量，父母亲人家族的力量，法律道德的力量，还有异性恋大多有孩子，孩子是维系两个人的坚强纽带。但对我们来说，都是‘分’的力量。”
同志圈子近年有了很多变化：社会环境更宽松了，成都有了10家同性恋酒吧，年轻一代可以在相对公开的场合相聚，而公园里、马路边的“飘潮变少了；年轻一代的困惑少多了，更多人不再选择和异性的婚姻，而是选择同性长期的“准婚姻关系”。
但是同性恋者的情感困惑并没有减少。他们很难相守在一起，一周几次的约会，使大家在一起几年都不能彼此习惯和包容对方。“恋爱结束了，一切都结束了。”李蜀仁说。“我们也会像异性婚姻一样，会面临性格的不和、理念的冲突或者世俗的压力、情感的淡漠等诸多问题。有一个关节点很难逾越，这就是从激情的爱转化为亲情。”
为了守护自己的婚姻，他们在1995年买了房子，离开了大杂院。他们特地选择了一门一户的楼房，并且选在了最高层。他们还是过着隐身的生活。新楼房住户们不知道这两个男人的秘密；他们的商业客户们不知道他们的另一面。
在户口本上，李蜀仁是楼上那一套房子的户主，他和儿子是成员；在另一单元的母亲的户口本上，孙庆生是李蜀仁85岁老母的儿子，房子的产权是孙庆生的。
“我们给自己营建了一个小社会，这个小社会只有那些可以理解包容我们的人：双方的家族、个别的老同学、大杂院里的部分邻居，还有圈子里的少数朋友。只有在这里面，我们的婚姻才是安全的。”
建这样的小社会并不是件容易的事，他们必须扮演好多种角色：遵纪守法的公民。事业成功的商人。温和有礼的邻居。孝敬父母的儿子。慷慨大度的兄弟。互敬互爱的“夫妻”。还有，好父亲。
■ 儿子
在李蜀仁父亲的力主下，他们收养了一个孩子。孩子到他们家的时候只有12岁，现在已经27岁了。父亲的本意是养儿防他们老，但后来孩子带给他们的是做父亲的体验。
“我们一开始并不喜欢他，他打破了我们两个人的生活。但现在看来父亲当年是对的。”李蜀仁说，“除了性取向之外，我们所有的情感需求都是和常人相同的。包括爱一个孩子，做父母的渴望。”
儿子来的时候非常瘦小，常常有病，两个男人便带着他跑医院，为他焦虑，为他心疼。孩子喜欢性格温和的孙庆生，孙庆生也喜欢孩子。这个孩子把李叫“二爸”，他是李的侄子，有血缘关系，把孙叫做“孙叔叔”。
孙叔叔照顾他的起居生活，帮助他学习英语，而二爸则在他的学业前途等大事上作决定。“我记得孙叔叔常常带我上街买吃的，他很高，我总是紧紧扯着他的衣角。”
李蜀仁记得送儿子上高中时的情景，他担心瘦小的儿子被同学打，一路上不停地叮嘱唠叼着，等儿子进了学校的大门，他心里一下子空了。
李蜀仁说，圈里还有三对也收养了孩子，都是在孩子吃奶的时候抱来的，最大的已经长到十四五岁了。他拿出影集，有一个漂亮极了的女孩，李蜀仁说，两个爸爸把全部的希望都寄托在她身上，让她从小学习舞蹈，用心的程度比亲生父母一点不差。
儿子13岁的时候，给自己重新取了名字，叫“磊”，李蜀仁说，好啊，你是上面的那一块石头，我和你叔叔是下面的那两块，你要是不听话，下面的两块就把你顶下来。
儿子上大学的时候，学校里出了一个老师和学生同性恋的事，大家都在议论，小伙子突然想到：自己家里还有一对盃
明白了一切的儿子并不说出来，他留心地观察着两个男人的生活，发现他们那么默契，那种相互的感应只有长期在一起生活的人才有。
他们衣服、鞋子的号都是一样的，从来不分彼此；他们的性格完全不同，但是那么地和谐。二爸喜欢自由自在，因此他负责在外面进货跑生意，叔叔性格细腻，负责守摊打理店里的事，几千种商品在他的手下，摆放得整整齐齐。他们从来不会为钱的事吵架，两人挣的钱都放在家里，即使在二爸炒股赔掉几十万的时候，叔叔都没有一句埋怨。
二爸给他父爱，严厉与原则，叔叔给他的是母爱，呵护与帮助。在他深刻的记忆里，是他和叔叔一起摆书亭卖报纸。天快黑的时候，报纸卖不掉，叔叔就拿着报纸到人多的天桥上高声叫卖。一个40多岁身材发胖的男人，当街叫卖报纸，很多人会拉不下面子，“但是我二爸和叔叔从来不虚荣，默默地吃苦。他们教给我很多东西。”
从事同性恋研究的张北川教授专门问过李的儿子：在这个家庭里长大，性取向会不会受到影响。得到的回答是：我爱女孩。(应受访者要求，文中主要人物为化名)
■ 声音
如果一对同性恋者要稳定关系坚持婚姻，需要什么条件？我们成都关爱小组讨论过，第一是两个人要相爱。第二两个人的生活目标和价值观念要一致。第三就是物质基础，首先是房子，房子意味着相对自由的空间，不受外界的干涉。然后就是社会环境，包括父母，邻居和社会关系，最后是自由职业不受拘束。
——成都关爱小组负责人王晓冬
男同性恋者的多性伴主要是社会歧视的结果。如果没有大众道德和主流舆论的支持，没有婚姻制度和相关法律的保障和制约，一般男女肯定也以多性伴方式生活。
西方公共政策权威学者Cobb(2002年)指出：同性恋者通常要比异性恋者问题更多，这是因为其家庭和社会对他们的态度使然，这正是要改变社会实践而不是改变受害者个人的一个理由。如果社会给予同性婚姻和异性婚姻以同等的地位，某些现在只是由于社会压力而与异性结婚的人将可能转而选择同性婚姻。
——青岛大学医学院教授张北川
每个人都应该有权利选择过他自己想要的生活，有权利决定未来和谁在一起，建立怎样的关系。前提是自愿、无伤。无伤，每个人都不会因为另一个人的举动而受到伤害；自愿，这是他自己想要的生活方式，而不是别人强加的。比如，你坚信一对一的长时间的伴侣模式是最好的，这很好，但是如果你想把这种方式强加给所有人，这不好。
实际上，同性恋者中有一大半人不管现状如何，还是希望有一个人能够分享内心的渴望，不想孤单地吃饭、看电视、睡觉，异性恋者也无非如此。对于愿意缔结一对一的长时间的伴侣关系的人，社会应该提供一种制度性的保证。同性恋者是社会的一分子和正在作出贡献的公民，为何要漠视他应该享有的公民权利呢？当然这并不是要求每个同性恋者都必须去结婚。权利是可以放弃的。但是当你想要的时候，它应该在那儿。
——中英艾滋病性病防治合作项目专家江华
本报记者南香红
■ 他们自制了一张“结婚证”，是用1980年代通用的一种奖状做的，上面写着“海枯石烂，永不变心，白头偕老，挑战传统”。
■ 他们给自己营建了一个小社会，这个小社会只有那些可以理解包容他们的人：双方的家族、个别的老同学、大杂院里的部分邻居，还有圈子里的少数朋友。只有在这里面，他们的婚姻才是安全的。
■ 为了纪念“结婚”20年，他们专门照了相，这在当年是不可想象的，正如新华社在一篇同性恋报道中所指出的：一个以隐秘为特征的时代结束了。
李蜀仁和孙庆生是两个年届五十的男人。到今年他们整整在一起生活了20年，他们把在一起的生活称为“婚姻”。
没有法律承认这种“婚姻”，这种“婚姻”也不能公之于众，20年来，他们基本上过着隐形人生活：在众人眼里，他们是大老板和二老板，两个事业有成的商人，而对于他们自己来说，他们是一对恩爱“夫妻”。
“结婚”20年，他们决定庆祝一下。和他们走过的5年、10年、15年“结婚”纪念日一样，这种庆祝只能在“圈子”里进行。
“天长地久有没有”，成都同性恋者之间传递的一份内部刊物《同心》以此为标题盛赞他们20年的爱情，美誉他们是“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
赞誉他们婚姻的还有李蜀仁和孙庆生的家人，李蜀仁85岁的老母亲，60岁的大姐，还有孙庆生的父母家人。“就是娶个婆娘也不一定这么好。”李蜀仁85岁的老母说。
为了纪念“结婚”20年，他们专门照了相。照片上两个人都穿着唐装，李的唐装是青色的，孙的唐装是大红的，李坐着，挺直着身板，显得硬朗而健康，孙站在李的身后，笑容可掬。从任何角度来看，这都是一对夫妻的标准照，甚至从他们的眼神里，竟然可以看出“夫妻相”，——长久相守让两人越来越相像。
但是这种照片还不能去专门的照相馆里照，成都关爱小组的成员承担了这一任务。
20年前这对男人自制了“结婚证”，指天发誓，今后两个人将彼此的生命放在一起。
“现在看来没有什么力量能够阻止我们白头偕老。”
■ 不一样的男孩
李蜀仁说他曾是一个朝气蓬勃的男孩子，调皮，打架，喜欢一切冒险的事。和李蜀仁一个院子长大的吕光美说，李蜀仁常常被母亲拿了竹竿子打得满院子跑。“性子野得很”的李蜀仁和别的男孩有一点不同，就是在青春萌动的时候，他脑子里幻想的“全部是男人的身体，只要是去找女孩的事，一帮男孩兴奋得一哄而上，我就躲得远远的，一点兴趣都没有”。
而孙庆生的性情和李蜀仁完全不同。从小他就是一个漂亮、羞涩而内向的男孩，女孩喜欢的事情他最为精通，踢毽子、跳绳常常是女孩纷纷败下阵来，最后他还留在场上。在大学里，因为舞跳得好，他成为学校舞蹈队的成员。一张30年前的黑白照片留下了他跳舞的情景：一个大眼睛的男孩，全身充满韵律，四肢张开，好像要飞起来一样。
两个男孩的第一次性经历都是和男人发生的，都是在看电影时结束了童贞。
李蜀仁说他这一生从来没有对女性有过性冲动。他认为他的“毛脖是娘肚子里带来的，并且坚信这一生无论用什么方法都不能改变，除非将他的肉身化了，投胎重做。
孙庆生不能肯定，如果他的第一次是和一个女性，他是否会成为“另一种人”，他可以肯定的是，自从有了第一次，他的性取向就变得非常地确定。
但是那是上个世纪的70年代末80年代初，他们为自己的与众不同而痛苦欲死。
“半夜醒来枕头常常是湿的，就是在梦中也想不通自己为什么是这种人。”
这种人在那个年代被看成是不男不女的人妖，是怪物。
“你得强装笑脸言不由衷戴着面具生活。”
最大的痛苦不仅是这些，最主要的是搞不懂自己为什么会这样。
李蜀仁偷偷地去找过医生，医生说是他的“世界观有了问题”，建议平时加强世界观的改造，多进行体育活动，将注意力转移到运动上来。
孙庆生直到上大学的时候才查到了“同性恋”这个词：“由于男子或女子的某一方的不愉快而孕育的孩子，容易出现性倾向问题”，这个让他匪夷所思的说法并没有解决他的困惑：自己是不是个妖怪；自己是不是得了一种病；这种病是不是可以改掉或者治好；自己将来怎么生活……
1980年代初李蜀仁和孙庆生各自生活在成都和重庆。李在一家工厂，是顶替父亲才从下乡的知青变成工人的；孙在读大学，因为考上了大学才离开乡下。那时候他们都27岁了，在各自不同的城市经历着相同的煎熬。
孙在大学里恋爱了，是一个男孩，学校学生会的主席，大学里的公众人物。“我们之间好像有磁铁似的，很‘微妙’，不知怎么心就相通了。”
但是两个人同时都变了，阴影长在心里了，眼睛总是瞟来瞟去，贼溜溜地观察每一个人的表情，终于他顶不住压力，找了一个女孩“耍朋友”去了，他要证明给大家看：我很正常，我对女人感兴趣。
实际上他根本不碰女孩一下，女孩假装和他比个子脸都快贴着脸了，他心里明镜似的，但就是不能拥抱她。
“我们剧烈地吵架，我痛苦地用头撞树，整夜地哭，想死。”
■ 飘飘
“有一次在浴室里，看到一个年龄大的男人靠近一个年轻的，结果被那年轻人一耳光掴在脸上，我当时心都寒了，我们这些人老了怎么办？”他说。
成都人对同性恋者有一个形象有趣的称呼：“飘飘”，将同性恋活动的地方称为：“飘潮。
李蜀仁对此的解释是：同性恋者就像“浮萍”，一方面是活动场所的漂浮不定，一方面是心里的飘的感觉。
孙庆生大学毕业以后到了成都一所中学教书。
两个人接触，你喜欢别人，别人可能不喜欢你；别人喜欢你，你可能又不喜欢他。交往长的，维持几个月，短的，就一次两次。“那是一种魔鬼般的不可扼制的诱惑，知道那个不能干，但就是抑制不了自己，骂自己和畜生一样，恨自己受性的驱使。”李蜀仁说，“分手，伤害，伤口都留在心里。时间长了，觉得在这个圈子里没有真感情。”
在李蜀仁母亲的眼里，这个二儿子是个惹事生非不安定的家伙，高兴了东游西逛整天不回家，不高兴了睡在床上几天不起来。可他也是最被看重的孩子，三个男孩里他长得最健壮，另两个男孩先后结婚生下的都是女孩，传香火的重任非这个二儿子莫属，所以父母像搞轰炸似的介绍对象，逼着他结婚。可他多漂亮的女娃见都不肯见，逼急了就说要自杀。
“他冲着我妈妈喊叫：‘你咋的把我生成这样子嘛’，我们一直都不明白这句话是啥意思，妈妈把他生成啥样子了，不是好好的嘛，一个人高马大的大男子汉，这句话就像是一个谜语，我们一家人猜了20年才搞明白。”李蜀仁的大姐说。
“我们这些人的眼神都是一样的，飘飘的，很茫然的。”李蜀仁说。
“飘泊够了，好没意思。”孙庆生说。
你的欢乐悲伤总得有人说，你得有人分担，你得有寄托，“这一点上我们这样的人和男女之间绝对是一样一样的，而这种情感是父母兄弟之情所不能替补的。”
李蜀仁和孙庆生都在心里生出一种渴望：找一个男人，托付终身。
■ 定情
一本书救了孙庆生。那是一本从香港影印过来的书，白色的封面，没有书名，也没有作者的名字，繁体字，用红的笔、黑的笔画满了道道圈圈，从插图和文字一下就能看出这是一本严肃的介绍同性恋的书。这本书不知通过什么渠道流传到了成都。
他第一次获得了有关同性恋的知识，他明白了自己是一种特殊性取向的人，并且这种性取向是终身的，不能通过医学的手段进行改变。他第一次知道世界其他国家也有像他这样的人。从十五六岁到30岁，他用了近15年的痛苦与折磨才确定：自己是一个同性恋者。
“一天深夜，一个陌生人咚咚地敲门，一进门他就说他是一个同性恋，说自己不想活了，但听说我这里有一本书，想死之前看一看。”圈子里的消息传得特别快，但被人找上门来孙庆生还是吃了一惊。这本影印书在圈子里流传，每流传一个人，书上就多一些道道圈圈。
孙庆生至今还保留着这本书。看过书之后，他在圈子里求证：同性恋应该选择怎样的生活。应不应该和异性结婚。和异性结婚的人有没有改变性取向的。结婚的人是不是幸福的。
“我看到听到了一个个悲哀伤感的故事，结婚，离婚，再结婚，再离婚，最后出家做了僧人，就是做了僧人还是改变不了。我打定主意决不选择和异性结婚。”
就在这时，一个深爱孙庆生的女同事因为对孙的失望从学校出走，这在学校引起轩然大波，学校领导找他谈话，让他对姑娘负责，孙说，我连她的手都没拉一下，负什么责？
就在承受着内心和社会双重挤压的时候，1985年秋天的一个下午，在成都著名的“飘潮——劳动文化宫的水池边，孙庆生看到了李蜀仁。
“我们一见钟情。”“我假装要抽烟，凑上前去说：‘借个火’，实际上我身上是有火的，他没有将燃着的烟递给我，而是很郑重地从包里掏出火重新给我点上。”
李蜀仁对孙庆生的评价是性格温顺，温文尔雅，一看就是有文化的人；孙庆生欣赏李蜀仁随和中带点邋遢，性格刚烈，敢作敢为，有头脑不莽撞。
“这是一种缘分，1000个里都不会有一对。”激情过去之后，是两人精神的契合。“你有喜悦想第一个告诉他，他有悲伤想说给你听，那是一种甜蜜的感觉。”
更重要的是他们在对将来的打算上一拍即合。“当时我说出了上半句，他马上说出了下半句，就是托付终生，白头偕老，一生一世在一起生活。”
这种想法在当时无异于离经叛道，在他们所知的同性恋圈子里，没有人以这样的方式生活过。
“我最佩服的是李蜀仁的勇气。他完全是靠自己的思考和对自由生活的渴望而萌生出这个想法的。他这么想，就这么做，在我们认识他一个月后，他就带我住进了他的家里。”
当然，孙住进李家的大杂院是以“战友”的身份。但是，这个住着20户人家、吃饭时都端着碗在院里、每家每户都没有隐私的大院里的人们很快就嗅到了什么。
“两个大男人住在一起，出双入对的，大家都感到奇怪，背后指指点点，当面又不好说什么，毕竟是几十年的老邻居了嘛。”李的邻居吕先生说。
■“结婚”
1986年春暖花开的时候，他们为自己的婚姻举行了一整套复杂的程序。
先是选了一个日子，一个是3月6日出生，一个是3月27日出生，“结婚”的日子就选在中间。
他们走进了照相馆，照了一张两寸的黑白半身“结婚照”，一个坐得高点，一个矮点，两个人的头紧挨在一起。当然，这样的照片以“战友”的名义进行。
他们花70元打了一辆出租车，70元是孙庆生两个月的工资，到沱江边的朝阳湖，李蜀仁曾经下乡的地方，举着拳头对苍天发誓。
在他们的影集里，还珍藏着当年的照片，那是请出租司机拍下的，照片上洋溢着1980年代的时髦气息。一座塔下，两人靠得很近，李蜀仁烫着卷发，夹克衫，孙庆生穿着西装，打一条大红色的领带，喇叭口的裤子。
“有甜蜜，有喜悦，更多的是悲壮。没有人这样，也不知道有什么样的命运在等着，但我们认为这样是对的，这是我们想要的生活，起码我们没有去害那些无辜的女孩。”
李蜀仁没敢将这次行动告诉家人，孙庆生写信告诉了妹妹——6个兄妹中和他最亲近的一个。他写道：我本来不想走这条路，但上天安排我是这样的一个人，我很孤独，也很寂寞。
妹妹回信：不管发生什么事，我都理解你，因为我们的血管里流着相同的血。我相信你说的都是真的。寄上100元钱，作为你们结婚的礼物。
“我捧着信大哭一场，这是我们收到的惟一礼物和惟一的祝福。”
举行过“结婚仪式”之后，李蜀仁带着孙庆生和自己母亲、大姐一家人到北京、西安做了一次旅行。表面是一家人的出行，暗中是两个新婚人的蜜月。李的大姐记得很清楚，在华山拜神之后，弟弟抽了一签，是“下下”签，上面写着“天崩地裂，天打五雷轰”，求山上的道士解签，道士看过之后变色，坚辞不肯。
“我当时也有点害怕，但我还是相信自己是对的。下山之后我就把我和孙庆生之间的事告诉了大姐。”李蜀仁说。
李家大姐真有点五雷轰顶的感觉，第一反应是弟弟不要是得了什么病了。
大姐告诉母亲，母亲说，不可能，你看两个男人喉头都大大的，怎么会嘛
李家父母是老实巴交的人，父亲信佛，长期吃斋，母亲胸前吊着一个袋子，一只手总是藏在袋子里，捻着里面的佛珠，捻一个珠子念一句佛。让他们接受这样的事，不容易。
不要再逼他结婚了，只要他们不犯法，他们想怎么过就怎么过吧。再说了弟弟连个工作都没有，人家孙庆生还是大学生、中学老师呢，过一天算一天吧。这是李家大姐劝父母的话。
虽然心不甘情不愿，父母还是为他们腾出一间平房。大姐从心疼弟弟的角度接受了这个事实，另外的姊妹兄弟因为这样那样的原因和李蜀仁疏远。不管怎样，两个男人开始了他们的“婚姻生活”。
■ 创业
孙庆生曾表示，自己一个月有四五十元的工资，两个人生活足够了。李蜀仁断然拒绝：你等着，我会打拼出来的。
前几年，李蜀仁因为偷渡香港失败还被开除了公职，认识孙庆生的时候是个今天偷偷卖点水果、明天卖点杂货的游民，常常身无分文。
有一天李蜀仁和孙庆生商量，到成都郊区废品收购站淘些旧书来卖，然后他骑了自行车到垃圾堆里去扒。
“晚上回来的时候，一个自行车上驮着三五个大塑料编织袋，人变得小鬼一样，整个脸上都是泥土，只露着眼睛和牙齿。”李蜀仁的母亲心疼地说。
母亲说，自从和孙庆生在一起，这个“野”儿子就变了，变得连眼神都温顺了，突然之间就不那么慌慌张张的了，不再和父母大吵大闹，知道对父母好了。
李蜀仁说，不知怎么的，自从有了“家”之后，心里突然就生出了一种责任感，这种责任感让人心里踏实——就是为了对方，必须好好生活，不能为所欲为了。
两个人将收回来的旧书分了类，政治的、文学的、考试复习资料等等，在成都最繁华的春熙路摆了个地摊。
“我记得第一次出门摆摊时的情景，书放在一个四轮车上，准备推到市场上去，我从蜀仁手里抢过了车子，说，这历史性的第一步我来帮你推出。”
那时候的书便宜，三五元一本，旧书以半价销售，第一天拿出去的是20元收来的书，一售而空。
他们太兴奋了，晚上两个人把角角分分的钱摊在床上，头对着头一张一张地数过，发现手里的钱变成了60元！李蜀仁半夜跑去大姐家报喜。
“弟弟一见我就大喊：姐姐、姐姐，我们赚钱了，他那高兴的样子我永远也忘不了。”今年已经60岁的大姐激动地回忆，“从此，他们就开始着迷一样地赚钱１
那时，孙庆生在学校里还有工作，上课时包里装着塑料纺织袋，一下课就直冲废品站。“最甜蜜的回忆是两个人在某个废品站的不期而遇，那感觉就像是一场美丽的邂逅，两个人要高兴好半天。”
他们在春熙路上摆了6年的地摊，为了长久地在一起，也为了摆脱学校压抑的环境，孙庆生不辞而别放弃了工作，和李分了地盘——将成都的所有废品站划分为二，一人跑一半。校长特意找到书摊，劝他回去，说“你可是我们学校惟一的大学本科学历”。
两人的行为在圈里引起了巨大的轰动，每天摆摊的时候，总有一群“飘飘”远远地蹲在对面看热闹，高一声低一声地喊：破烂有没有得卖！地摊上的两人只装听不见。
生意好得出乎意料，也许是旧书迎合了1980年代对知识的渴望。6年后，他们盘下了一间6平方米的小店开始做图书批发生意，经济上的成功使他们能够更多地承担家族责任。李母没想到的是，最终为她养老的是这个儿子。李蜀仁用卖废书的钱，为母亲买了一套房子，请了保姆照顾她；家里兄弟姐妹中下岗的、生病的也是他出面照应；侄甥一辈上学、就业也是他出面打点；甚至照顾大杂院的邻里。
事实上，这一家人和这一个大院的邻居们接受他们大约用了10年时间。
■ 出轨
李有了新的性伙伴，开始不回家。孙愤而出走。
“嫉妒、被骗、背叛的感觉，和一个被欺骗的女人的感受是一样的。”
李蜀仁发现孙出走后立即连夜地找，找到后就求他回来。他知道失去了孙庆生，他再也不会有“家”了。但他又会再次出轨。
不止是李蜀仁出轨，孙庆生也承认他也有过出轨，并且不止一次。
对于没有任何法律约束的同性恋人来说，忠贞意味着什么？他们的理解是：“不把真爱交给别的人”。“当给对方造成伤害时，立即就刹车”是两个人都在遵守的原则。
“家是纽带，也是我们守护的底线。”谈到20年间感情的波折时，他们都认为同性之间维系情感更不容易。这个世界为异性婚姻提供了无数的范本，从小孩子时社会就在向他们灌输：从此王子和公主过上了幸福生活。但没有一个范本提供给同性的。
“对异性婚姻来说，都是合的力量，父母亲人家族的力量，法律道德的力量，还有异性恋大多有孩子，孩子是维系两个人的坚强纽带。但对我们来说，都是‘分’的力量。”
同志圈子近年有了很多变化：社会环境更宽松了，成都有了10家同性恋酒吧，年轻一代可以在相对公开的场合相聚，而公园里、马路边的“飘潮变少了；年轻一代的困惑少多了，更多人不再选择和异性的婚姻，而是选择同性长期的“准婚姻关系”。
但是同性恋者的情感困惑并没有减少。他们很难相守在一起，一周几次的约会，使大家在一起几年都不能彼此习惯和包容对方。“恋爱结束了，一切都结束了。”李蜀仁说。“我们也会像异性婚姻一样，会面临性格的不和、理念的冲突或者世俗的压力、情感的淡漠等诸多问题。有一个关节点很难逾越，这就是从激情的爱转化为亲情。”
为了守护自己的婚姻，他们在1995年买了房子，离开了大杂院。他们特地选择了一门一户的楼房，并且选在了最高层。他们还是过着隐身的生活。新楼房住户们不知道这两个男人的秘密；他们的商业客户们不知道他们的另一面。
在户口本上，李蜀仁是楼上那一套房子的户主，他和儿子是成员；在另一单元的母亲的户口本上，孙庆生是李蜀仁85岁老母的儿子，房子的产权是孙庆生的。
“我们给自己营建了一个小社会，这个小社会只有那些可以理解包容我们的人：双方的家族、个别的老同学、大杂院里的部分邻居，还有圈子里的少数朋友。只有在这里面，我们的婚姻才是安全的。”
建这样的小社会并不是件容易的事，他们必须扮演好多种角色：遵纪守法的公民。事业成功的商人。温和有礼的邻居。孝敬父母的儿子。慷慨大度的兄弟。互敬互爱的“夫妻”。还有，好父亲。
■ 儿子
在李蜀仁父亲的力主下，他们收养了一个孩子。孩子到他们家的时候只有12岁，现在已经27岁了。父亲的本意是养儿防他们老，但后来孩子带给他们的是做父亲的体验。
“我们一开始并不喜欢他，他打破了我们两个人的生活。但现在看来父亲当年是对的。”李蜀仁说，“除了性取向之外，我们所有的情感需求都是和常人相同的。包括爱一个孩子，做父母的渴望。”
儿子来的时候非常瘦小，常常有病，两个男人便带着他跑医院，为他焦虑，为他心疼。孩子喜欢性格温和的孙庆生，孙庆生也喜欢孩子。这个孩子把李叫“二爸”，他是李的侄子，有血缘关系，把孙叫做“孙叔叔”。
孙叔叔照顾他的起居生活，帮助他学习英语，而二爸则在他的学业前途等大事上作决定。“我记得孙叔叔常常带我上街买吃的，他很高，我总是紧紧扯着他的衣角。”
李蜀仁记得送儿子上高中时的情景，他担心瘦小的儿子被同学打，一路上不停地叮嘱唠叼着，等儿子进了学校的大门，他心里一下子空了。
李蜀仁说，圈里还有三对也收养了孩子，都是在孩子吃奶的时候抱来的，最大的已经长到十四五岁了。他拿出影集，有一个漂亮极了的女孩，李蜀仁说，两个爸爸把全部的希望都寄托在她身上，让她从小学习舞蹈，用心的程度比亲生父母一点不差。
儿子13岁的时候，给自己重新取了名字，叫“磊”，李蜀仁说，好啊，你是上面的那一块石头，我和你叔叔是下面的那两块，你要是不听话，下面的两块就把你顶下来。
儿子上大学的时候，学校里出了一个老师和学生同性恋的事，大家都在议论，小伙子突然想到：自己家里还有一对盃
明白了一切的儿子并不说出来，他留心地观察着两个男人的生活，发现他们那么默契，那种相互的感应只有长期在一起生活的人才有。
他们衣服、鞋子的号都是一样的，从来不分彼此；他们的性格完全不同，但是那么地和谐。二爸喜欢自由自在，因此他负责在外面进货跑生意，叔叔性格细腻，负责守摊打理店里的事，几千种商品在他的手下，摆放得整整齐齐。他们从来不会为钱的事吵架，两人挣的钱都放在家里，即使在二爸炒股赔掉几十万的时候，叔叔都没有一句埋怨。
二爸给他父爱，严厉与原则，叔叔给他的是母爱，呵护与帮助。在他深刻的记忆里，是他和叔叔一起摆书亭卖报纸。天快黑的时候，报纸卖不掉，叔叔就拿着报纸到人多的天桥上高声叫卖。一个40多岁身材发胖的男人，当街叫卖报纸，很多人会拉不下面子，“但是我二爸和叔叔从来不虚荣，默默地吃苦。他们教给我很多东西。”
从事同性恋研究的张北川教授专门问过李的儿子：在这个家庭里长大，性取向会不会受到影响。得到的回答是：我爱女孩。(应受访者要求，文中主要人物为化名)
■ 声音
如果一对同性恋者要稳定关系坚持婚姻，需要什么条件？我们成都关爱小组讨论过，第一是两个人要相爱。第二两个人的生活目标和价值观念要一致。第三就是物质基础，首先是房子，房子意味着相对自由的空间，不受外界的干涉。然后就是社会环境，包括父母，邻居和社会关系，最后是自由职业不受拘束。
——成都关爱小组负责人王晓冬
男同性恋者的多性伴主要是社会歧视的结果。如果没有大众道德和主流舆论的支持，没有婚姻制度和相关法律的保障和制约，一般男女肯定也以多性伴方式生活。
西方公共政策权威学者Cobb(2002年)指出：同性恋者通常要比异性恋者问题更多，这是因为其家庭和社会对他们的态度使然，这正是要改变社会实践而不是改变受害者个人的一个理由。如果社会给予同性婚姻和异性婚姻以同等的地位，某些现在只是由于社会压力而与异性结婚的人将可能转而选择同性婚姻。
——青岛大学医学院教授张北川
每个人都应该有权利选择过他自己想要的生活，有权利决定未来和谁在一起，建立怎样的关系。前提是自愿、无伤。无伤，每个人都不会因为另一个人的举动而受到伤害；自愿，这是他自己想要的生活方式，而不是别人强加的。比如，你坚信一对一的长时间的伴侣模式是最好的，这很好，但是如果你想把这种方式强加给所有人，这不好。
实际上，同性恋者中有一大半人不管现状如何，还是希望有一个人能够分享内心的渴望，不想孤单地吃饭、看电视、睡觉，异性恋者也无非如此。对于愿意缔结一对一的长时间的伴侣关系的人，社会应该提供一种制度性的保证。同性恋者是社会的一分子和正在作出贡献的公民，为何要漠视他应该享有的公民权利呢？当然这并不是要求每个同性恋者都必须去结婚。权利是可以放弃的。但是当你想要的时候，它应该在那儿。
——中英艾滋病性病防治合作项目专家江华
Saturday, October 01, 2005
星岛日报: “中国同性恋者多伦多堂堂正正站出来”
今天，星岛日报以“中国同性恋者多伦多堂堂正正站出来”为标题，发表了记者韩锦萍的报道
Coming out on a mainstream Chinese newpaper with real names and front shot!?
I'm so much admiring their courage and bravery! It is them who are actually doing something in real life to eliminate Chinese Canadian's ignorance and prejudice.
據中國官方最近公佈的數據，中國目前有1,000萬名同性戀者。然而，在華人社會中同性戀者長期以來遭社會邊緣化，被人漠視，甚至鄙視。為了擺脫陰影，面對陽光，多倫多的一群來自中國大陸的新移民成立了一個多倫多中國同志俱樂部。該組織主席孫軍和另一名邵一軍來到本報，平靜而真誠地講述了他們自己的故事。
......
Coming out on a mainstream Chinese newpaper with real names and front shot!?
I'm so much admiring their courage and bravery! It is them who are actually doing something in real life to eliminate Chinese Canadian's ignorance and prejudice.
《新世纪周刊》的“新闻图片”
今天陪BF去看中医，在侯诊时随便翻了翻中医大夫从国内带回的一本九月份的《新世纪周刊》。其中有一篇《加拿大对赖昌星说不》的报道，没怎么仔细读，但注意到了篇尾一张大照片。其说明是“赖昌星经常光顾的赌场”，仔细一看，这不是Niagara Falls的新赌场吗？旁边的建筑上还明明白白地有“Fallsview”的字样。我纳闷：赖昌星不是在温哥华吗，怎么可能经常到安省来玩呢？读了读正文，其中明明写着加拿大政府不允许赖昌星离开温哥华云云。
突然间明白了，那张照片是所谓的“资料照片”，并不是记者为本文专门拍摄的。审稿的估计也懒得去核实照片的正确性，反正国内的读者也不知道。
马上，我对整篇报道的真实性，甚至整本杂志的可信度都产生了怀疑：如果他们对图片都可以移花接木的话，在文字上信口开河就更容易了。
于是我用挑剔的眼光又开始乱翻这本杂志......咦？封面这张照片也很可疑：赖昌星剪影的背景明显是一间牢房（因为有铁栏杆），在其门楣的上访赫然是“Citizenship and Immigration Canada”的官方标志。加拿大人怎么可能把这样一个重要机构的标志放在一个普通牢房上面呢？难道隔壁牢房是属于RCMP的，所以需要以示区别？
其实只要稍加注意，就会发现这是一张Photoshop的杰作。天哪，这本看似严肃的杂志居然敢篡改新闻图片！
这让我想起年初Calgary的一家报纸把钱塘潮的照片误用为海啸照片的事件。看来图省事，视新闻的严谨性为儿戏的问题哪儿都有啊。
突然间明白了，那张照片是所谓的“资料照片”，并不是记者为本文专门拍摄的。审稿的估计也懒得去核实照片的正确性，反正国内的读者也不知道。
马上，我对整篇报道的真实性，甚至整本杂志的可信度都产生了怀疑：如果他们对图片都可以移花接木的话，在文字上信口开河就更容易了。
于是我用挑剔的眼光又开始乱翻这本杂志......咦？封面这张照片也很可疑：赖昌星剪影的背景明显是一间牢房（因为有铁栏杆），在其门楣的上访赫然是“Citizenship and Immigration Canada”的官方标志。加拿大人怎么可能把这样一个重要机构的标志放在一个普通牢房上面呢？难道隔壁牢房是属于RCMP的，所以需要以示区别？
其实只要稍加注意，就会发现这是一张Photoshop的杰作。天哪，这本看似严肃的杂志居然敢篡改新闻图片！
这让我想起年初Calgary的一家报纸把钱塘潮的照片误用为海啸照片的事件。看来图省事，视新闻的严谨性为儿戏的问题哪儿都有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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